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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们并排走着。阳光从侧面照过来，她脸上的汗毛和雀斑清晰可见。我跟她说，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好像是头一回并排走呢。我把篮子换到一边，想腾出左手指牵她的右手，她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故意放缓了脚步。就这样，我们又像从前一样，我拎着篮子走在前面，她在后面。我们走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就走散了。我一个人照旧买了萝卜、茄子、蚕豆、猪腰子等物什。我提着有点沉重的篮子，步子也变得沉重起来，身边少了个人，究竟有些不习惯。我踅回菜场，扒开人群，找了个遍，还是没见着她的身影。天黑之后，也没见她回家。深夜，我跑到派出所报了警。警察说，一个大活人在闹市里不会凭空失踪的，也许是拐到哪条巷弄里跟人闲聊去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寻遍了闹市和巷弄，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有人听说她是跟我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走失了，都摇起了头。他们说我真是糊涂虫。
我不甘心，又去更远的地方找她，依旧没见影踪。回到家，环顾四周，一切如常：里外收拾干净，碗碟归置得当，连我的鞋子都朝一个方向整整齐齐放着。我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来。我戴上墨镜，坐在阳台的竹椅上，朝东望西，心神拢不到一块。小巷尽头是一座山，山后是一团云，云上的天空蓝得有些幽深。这已是黄昏时分。整条巷子都回响着妇人催喊“吃黄昏吃黄昏”的声音，饭香也随之一点点弥漫开来。没有人喊我吃饭。我坐在阳台上，吃着空心烟。烟不管饱，但我也没觉着饿。
对面阳台的晒衣绳上有一件白衬衫在飘动。我忽然明白不对劲的地方在哪儿了。
天黑之后，两名警察从巷子那头过来，在路灯下向人问路，有人朝我这边指了指。我晓得，他们想再了解一点什么。警察还没开口，邻里已围了过去。我赶紧下楼，把他们拉到了自家屋子。一名警察指着我的墨镜问，你眼睛没问题吧？我说，视力正常。他又接着问，你平常都戴墨镜？我说，你是不是觉着我戴上墨镜看起来不像个好人？不，不，警察解释说，你戴着墨镜跟我说话，我总感觉隔着一层什么。我说，街坊邻居都晓得，我是个唱鼓词的，平日里戴惯了墨镜的。另一名警察掏出纸笔说，习惯了就好，你想戴着就戴着。这阵子，镇上没有人提供有效信息，我们就只能从你这儿再寻点线索。我的目光落在整整齐齐摆放的鞋子上，盯了许久说，我的确发现了一条线索。警察问，什么线索？我指着鞋子说，这些鞋子里面居然没有她的鞋子。她的鞋子跟她一道失踪了。还有就是衣柜，我里里外外翻了个遍，就是没找着她的衣物。你们说这是不是见鬼了？警察随同我进了卧室，把衣柜打开验证了一遍，然后回到镬灶间，坐下来跟我继续聊天。我掏出烟问，你们吃烟？两名警察都摇了摇头，我独自点燃了一支烟。
你是什么时候跟你老婆认识的？
这就说来话长了。
十六岁那年，我辍学在家，干体力活嫌身子板太单薄，干手艺活嫌手不够利索，只有一张嘴，除了吃饭，还能讲闲谈，唱小曲，逗人一乐。但我那位干圆木活儿的老爹说，虫儿也会讲闲谈，雀儿也会唱小曲，算不得什么本领。我想我得学会一样本领，不然窝在家里又会被爹数落一番，说我是个没主家先什么的。
这一天，村中来了一位唱词先生，穿对襟衣裳，着皮鞋，戴一顶呢子学士帽，帽檐下是一副墨镜，墨镜下是一张虚白的圆脸，下巴蓄着一撮山羊胡。他一路走来，举止跟说话一样不紧不慢，可他往高台子上一坐，精气神就来了。挂在檐下的，是全村最亮的一盏灯，那是汽灯，打了气之后，里面的纱罩就发出耀眼的白光，当头照着。唱词先生调好了琴，左手执拍，右手执一根小竹签，唱几句，便敲几下边上的一鼓一梆。他唱完词头，才开始唱正文《隋唐演义》。他一个人，可以扮演各色人物。一张嘴，一挥手，就能搬来人马，好不威风。故事讲到动情处，他把扁鼓一敲，突然打住，说是要等明晚接着唱。我离开祠堂后，意犹未尽，坐在板凳上洗脚时还惦念着秦叔宝胯下的那匹黄骠马。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从我爹的木器坊里借了一块长方形的松木板，抽了几根弹棉花的弓弦，截成十二根，做成了一张简易牛筋琴，随后又从箸筒里挑了一根竹箸，煞有介事地敲了起来。
我不会调弦，声音听起来总是闷闷的，再调，再敲，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弓弦太松，声音就不够浪。我回头看，原来就是那位唱鼓词的先生，戴着墨镜，但没戴那种呢子学士帽，前额银光烁亮。听邻里说，他昨晚就落宿在后院一户人家。
你喜欢唱鼓词？
我点了点头。
识字？
我又点了点头。
唱两声给我听听。
我拿腔拿调地唱了几句。
不错，他赞道，有一副好嗓音便是嗓子眼里开出一朵花。
有人围过来，我把牛筋琴收了起来。
唱词先生说，我叫柳逢春，这一带的人都唤我柳先生，有纸笔吗？我进屋取了纸笔，递给他。他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住址，还画了路线图，交给我说，你若想学唱鼓词，可以来找我。
半年后，我积攒了一笔钱，就鼓起勇气，坐航船去邻县的柳庄寻访柳先生。柳庄离我家少说也有百里，半程水路，半程陆路，陆路也不尽是平直的，中间得翻越两座大山、几条陂陀路，这一口气走下来，日头已经西斜。从路人口中我得知，柳庄就在落日那个方向，抬头可见。沿途有位茶叶贩子听说我是要拜柳逢春先生学唱鼓词的，就跟我说，这边镇上有位人称东山松的唱词先生，是柳先生的师兄，你可以先去他那儿拜访，说不定也会给你指点几招。东山松呀，边上一个卖鱼干虾皮的贩子凑过来说，自打两年前收了一名女弟子，就不再收徒了。茶叶贩子嘿嘿一笑说，没想到，这瞎子临老还遇上一段艳福。二人搭上了话，也就把我晾在一边，我索性加快步伐，在天黑之前赶到柳庄。
见到了柳先生，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柳先生说，我第一回见到你，就晓得我们以后还会再相见。你学鼓词，是纯属玩玩，还是要拿来混个饭吃？
我说，我要出人头地。
好一句出人头地。柳先生随手拿起一根竹箸，在桌板上敲了几下，漫声念道，话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娘娘抟黄土造人，但因事务繁忙，只好拿绳子投入泥浆，然后便是举手一甩，泥浆洒落成人。有道是，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泥浆人也。小子，你可听说过这《风俗通义》里头讲的故事？富贵贫穷，在女娲造人时，就已注定。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我先是点点头，表示自己没听过这故事；继而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信这富贵贫穷是上天注定的说法。我祖上世代务农，既没出过秀才，也没出过商人，可我还是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后生有志气，师傅说，我就先教你几句入门的词文，听落肚了，再教你唱大部头。
学唱鼓词，得先学敲琴，再学打鼓。琴是牛筋琴，鼓是牛皮鼓。讲究点的，还要学会打拍，敲抱月。拍是黄杨拍，俗称三粒板，打法跟快板一样。抱月也是黄杨木做的，笃，敲一声，十分脆亮。把一琴二鼓三唱四白样样学全，再把《十二红》这部大词熟记，少说也要一两年时间。那年头，市区中山公园、大南门、小南门、西郭一带都设有词场，每天下午，闲来无事的人仅需花一角钱就能入场听鼓词。词场请师傅拉场子，几乎场场爆满。门票收入三七分，我给他打下手，也能叨得一点好处，解决食宿费。更重要的是，我能坐到前排，听他怎样唱，怎样讲白，怎样扮演生旦净末丑的角色。夏夜七点开场，十点静场；冬夜五点半开场，八点半静场。我每回都是从头坐到尾。有一回，师傅吃坏了肚子，唱《杨志卖刀》时突发内急，让我上场顶替。我没怯场，照着师傅的调调把这一本词一口气唱下来。散场后，师傅说，檀板歌喉都不错，只是少了点味道。这味道，不是苦学就能学得来的，你呀，要多经历一些世事，学会在事上磨，在脸上做戏，日子久了，这味道自然就出来了。
我把全本《十二红》学会了之后，师傅又跟我说，你从我这儿学到的，只是我传授的词本和唱调，我这几十年在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唱下来，大家都耳熟能详，没新鲜货出来，听众容易起腻味。你以后要唱一些新书，掺入自己的调调。我问师傅，我该怎么做？师傅说，多去热闹场里走走、看看、听听。
这一天是市日，师傅说要带我去赶会市，会老友。船到了，是乡下常见的那种两尺四的小木船。我对师傅说，你下先。师傅说，不能说下，要说上。师傅上了船，坐定说，干我们这一行的，虽说有词本，但鲜活、地道的方言土语还是要从闹市里学得。你逛会市，要留意各色人等说话的腔调。
逛完主街，师傅让我看看牛羊交易市场。师傅说，你要注意了，这里边做买卖的，都懂切口，牛羊有牛羊切，水产有水产切。师傅指着一个正掰开羊嘴给旁人讲解的中年人说，他是牙郎，我的老朋友，你往后要向他多多请教。我说，牙郎是不是给牛羊拔牙的？师傅一听这话，笑得连嘴里面那枚大金牙都露了出来。师傅说，牙郎，古时称互郎，就是现在所说的中介。至于“互”字为何被人读成“牙”字以至将错就错，就不得而知了，我曾问过本地学问最大的厚堂先生，他居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师傅这样说着，就把一包牡丹香烟塞到我衣兜里说，你过去，敬一支烟，站在边上，听他讲话就是。我说，我是唱鼓词的，他是做买卖的，干吗要听他讲话？师傅说，人家牙郎的学问大着呢，什么物事、什么门道，都知晓一些，而且能说会道。去，你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连师傅都教不了的东西。
正说话间，牙郎走了过来，笑眯眯地跟师傅打了个招呼，又问，两寸有无？我转头看了看师傅，师傅说，两寸指的是烟。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牡丹香烟，递上一支。师傅说，敬一个人的烟，也要掏出一双。我又照师傅说的做了一遍。牙郎跟师傅讲起了今天的几桩买卖，还不停地打着手花。讲到饭点，我们也就散了。
夏日傍晚，师傅说，没事你就去桥头樟树下什么地方坐坐吧。你听他们讲闲谈，就晓得近来他们喜好什么话题。你只要听进去了，闲话不闲。
我又照师傅说的，去了桥头樟树下。
桥头的闲话果然多，他们管这叫讲闲谈。我坐在黑暗的角落，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偶尔也能听到有人讲师伯的闲话。师伯的闲话跟一个女人有关。他们说，东山松早些年只需要一根拐杖就能独自出远门，现如今有了个女弟子，就跟当年戴村的戴老爷一样，出门去村口买包烟也要她扶着。有人感叹，他现在要是离开了那女人，恐怕也要成废人一个。我把这些闲话一并学给师傅听，师傅沉默片刻后说，就当故事来听吧，我们编别人的故事，也允许别人编我们的故事。我点了点头。
临睡前，师傅说，这些闲话，以后不要传给外人。师傅说的“外人”，是指门外的人。我没见过师伯，但我可以想象他的样子，也顺便想象了一下师伯家那个女弟子的模样。在包围着我的黑暗中，我闻到了栀子花的香味。这一年夏天分外燥热。
跟师傅一起，我明白什么话该讲，什么话不该讲。但唱鼓词的时候，师傅总是鼓励我放开唱，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唱到痛快的地方，即便来一句荤口都不打紧。
满师那日，师傅送我一张自己用过几十年的旧琴。师傅说，这琴是改造过的，你敲一下，听声音是不是更浪。
我拿竹签敲了一下，才发现琴弦已从牛筋换成了钢弦。
师傅说，我再送你一个艺名。我正要道一声谢，师傅却挠了挠后脑勺说，叫什么，我还没想好呢。我说，我出生的村子叫旭光村，我爹就直接给我取名张旭光。结果我发现，学校里有好几个人都叫旭光。师傅说，旭光这名字虽然听起来响亮，但不耐品味。唔，这一刻晚风多清凉，就叫晚风吧。
张晚风，张晚风。我的艺名就这样叫开了。
这艺名用在我身上，就仿佛新衣裳穿在身上，起初感觉有些生分，时日久了也就习惯了。
我离开师傅去老家卖艺，没人喝彩。师傅说，外来和尚好念经，你得去远一点的地方。
我去了一个外县的祠堂，连唱三场，反响平平。后来辗转各地，也没赚得几声喝彩。那一年，我孤身在外，穷得响叮当，平常只穿春秋两用衫。天热时卷起袖子，敞开领子；天冷时就把手放进衣袖丼里，跺几下脚，抖几下肩。回到家里，我从来不会，也不敢向家人哭穷。只有师傅知道我的窘境，他把我喊到身边，帮他打打下手，再磨炼磨炼。
师傅说，早些年，你师伯跟我搭档唱大词，名动浙南，以后就指望着你了。
谈起师伯，我要多唠叨几句了。没见到师伯之前，我就常常听师傅提起他。师傅说，师伯的看家本领其实不是唱《南游记》，而是唱《西游记》，本地人没听过他唱《西游记》，就等于没听过鼓词。师伯能把唐僧师徒和妖魔鬼怪的七情六欲都唱出来，仿佛他们就是村里的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师傅这么一说，我就越发想见到本尊了。
有一天，师伯竟不请自来。我闻到他身上的尘土气味就晓得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他跟我想象中的模样差不多：身材修长，脸也修长，手里捏着一根长竹杖，连手指和指甲都很长。师伯身后站着一个瘦俏的年轻女子，扎着一对小辫子，眼睛清澈，嘴角挂着一丝微笑。她叫阿慧，师伯转头说，阿慧快来见过师叔。
师傅跟他们寒暄几句，就拉着师伯的手说，两年多没见了，没你搭档，我也索性不去接那些唱大词的生意了，平常就在一些村镇里唱些平词。
这不，我东山松又出山了。师伯站在门口，发出爽朗的声响。
我想扶师伯进来时，阿慧给我使了个眼色。师伯摸进了门，就像在自家一样来去自如。他知道桌子在哪边，椅子放哪里。我给他端茶递烟，他伸手就接，好像什么都瞧在眼内。
师傅说，今年我接了几个大单，非你出来合作不可。
师伯点了点头说，我们南板南游这一脉不可断。
师伯会唱的，师傅也能唱。这几十年来，每逢陈十四娘娘寿诞，四乡八里的人都会争着请他们二位，都说是一个做生，一个做旦，唱起词来同花开一色。他们拿到词资，七个铜板也要对半分的。
我问师傅，唱《南游记》，为什么有的地方只唱三天三夜，有的地方要唱七天七夜？
师傅说，请我们唱七天七夜的，都是出得起钱的金主。
师伯接过话说，我跟你师傅当年还唱过十三天十三夜的《封神榜》。那时节，我们年纪轻，膛音大，底气足，把大词师赵岩先生都给惊着了。
我把菜夹到师伯碗里时，师伯说，我自己会夹的。说完，伸箸从盘子里夹了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师傅说，菜不用夹，酒还是要给师伯筛上。我提起桌上刚加热的一壶黄酒时，师傅又补充了一句，满上。酒快满时，我点了一下壶嘴，师伯的耳朵动了一下，立马伸手盖住杯口说，满了。此时酒刚好跟杯沿齐平。师伯喝起酒来，斯斯文文，给人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不像师傅，喝酒时总是发出咕咚一声，仿佛有一块石头落入深井，有时还冷不丁发出一声酒嗝。
师伯在快活头上，随即唱起了《西游记》中的精彩片段。他开口一唱，我脑子里就出画了。师伯会模仿各式各样的动物叫声。他对我说，我这回来，也没带什么伴手礼送你，就教你口技吧。师伯学猪叫时，我也嘬着嘴，尖叫几声。师伯说，新年的祝福、前人的忠告、长者的手艺，都是塞到你口袋里的钞票，你可要好好收着。师傅努努嘴说，还不快敬师伯。我举起酒来，向他敬了一杯。
师伯把头转向一边说，阿慧，你也给师叔敬一杯。
师傅见阿慧起身，也立马回敬说，阿慧，这些年让你照顾我松哥，难为你了。
师伯说，有了阿慧，我好比是安上了一双眼睛。
阿慧干完一杯，双颊就涨红了。
我曾听师傅说过，阿慧是师伯从山沟里“捡”来的。她是外省人，十五岁那年死了爹妈，被一个人贩子从那边的山沟里骗到这边的山沟里，转过好几手，受尽欺辱，才被师伯解救出来，做了她的女弟子。
师傅问阿慧，你可会唱两句？
师伯咳嗽了一声，阿慧就不作声了。师傅也没再追问。
这一顿酒后，师傅与师伯谈妥了搿本生意，当场签订了一份协议。宾主尽欢，此处不必赘述。
那一阵子，师傅与师伯几乎形影不离，他们在台上唱《南游记》，在场下聊闲时年，仿佛又回到了属于他们的那个时代。两场《南游记》唱毕，师傅跟我说，你师伯大不如前了。以前他两眼虽瞎，但脸上有光，人也灵光，现如今，脸色灰暗，人也老拙了。我说，幸好有阿慧照顾着。师傅说，一个土埋半截的人还找了个二十上下的女人，不晓得是福是祸。
有一天，有位市文联的老领导送来两副黄杨拍。师傅让我送一副给师伯。从柳庄到东山，要走十里地。我两腿健，一炷香工夫就走到了东山。东山有一座大山，师伯就住在山脚下。我见到了阿慧。我问师伯在否，阿慧指了指路边的一座茅坑。是谁呀？我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我转过头，看到师伯在坐在坑板上，满脸威严。我双手捧着黄杨拍，毕恭毕敬地站在他跟前，朗声说，启禀大王，师傅特命我送来一副黄杨拍，万望笑纳。师伯咳嗽一声，阿慧，接拍。阿慧接过黄杨拍，笑得直捂肚子。
凳未坐暖，我就从师伯家出来。拐过一座石桥，穿过一片竹林，刚出村口时，忽听得身后有人喊我。回头看，正是阿慧。她说，你的墨镜丢我这儿了。我道了声谢，戴上墨镜。阿慧说，你戴上墨镜的样子的确有点像你师傅。我说，大概是我们相处久了的缘故吧。你呢，师伯教过你唱鼓词吗？阿慧说，我是外省人，鼓词能听得懂七八分已经不错了，更不用说唱。我说，外边传言，你是他的关门弟子。阿慧说，门是关着的，弟子谈不上。竹林那边吹来了一阵风。我问，师伯待你怎么样？阿慧撇撇嘴说，还能怎么样，他一天到晚都是面无表情的。不过，如果不是他当年收留我，恐怕我还在山里受苦呢。我又问，你有没有想过回老家？阿慧说，老家离这儿有两千多公里，远得都不想回了。再说，爹娘都已经走了，回去之后也没有特别想见的亲人了。说到这里，她咬住薄薄的嘴唇，莫名其妙地笑了。
阿慧喜欢笑，没心没肺地笑，我在她的笑声里险些绊倒。她的笑声能传得很远，我回到家中，躺在床上，耳边还晃荡着她的笑声。以后听着风吹竹林的声音，我会驻足多听一会儿。听久了，会恍惚觉着记忆中她的笑声也像是吹过竹林的一阵风。
一天，阿慧打来一个电话，让我转告师傅，说师伯一病不起，看来有点麻烦。我立马骑上一辆刚买的摩托车，带着师傅去看望师伯。师伯躺在床上，说近来食郁、乏力，得的是一种连本地一位老先生都无法诊断的怪病。师傅让师伯赶紧坐我的摩托车去县城医院做个检查。但师伯说，他不信西医，就像他不信耶稣基督。关于疾病，师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旁人是很难说服他的。
阿慧说，他昨天还能出门去买香烟的，今早回来，两腿就动不了了。
师伯说，今早我出门，听到一个刚学会走路的细儿冲着我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我就预感不妙了。
师傅问，这话又怎么讲？
师伯说，筋骨败了的老人大清早出门，若是听到哪个细儿莫名其妙地冲着你哭，多半是不祥之兆。
师傅说，你既然晓得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就得早就医，本地的西医若是诊断不出来，就坐民主轮船去上海大医院看看。
师伯摆摆手说，没用的，我给自己算过命，这个关煞是没法破除的。你们别笑话我是个瞎子，我看到的物事比你们要多。这世上有一些看不见、抓不到的物事，我已经在脑子里琢磨许多年了。
师傅说，你都在琢磨些什么啊？！
总之，我的寿数快到了，师伯干笑一声说，阿慧，你可以去街上给我准备寿衣了。
师伯在床上昏昏沉沉地躺了近半年时间。有一天傍晚，我又接到了阿慧打来的电话，说师伯快不行了，让我和师傅过去一趟，他有话要说。我们刚迈进门槛，师伯就断了气。
师伯的身体在夏夜也是冰凉的。阿慧哭得很伤心。师傅把床头的闹钟取过来，往回拨了几格。
我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师傅说，我真想让时间倒流，再跟师兄唱两句。
说着，师傅就真的唱了起来。
送葬回来，我们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阿慧像盲人那样看着师傅。师傅问，阿慧，你这样看着我是什么意思？阿慧说，他平常就是这样看着我，我也是这样看着他的。阿慧所说的“他”即指瞎子师伯。师傅听了阿慧的话，忽然流下了眼泪。
师伯走了，阿慧没有去处，师傅把她和师伯的遗物一并接收过来。师傅说，阿慧是个可怜的孩子。
平常没活，我就回老家干点别的什么事。阿慧寄居师傅家，也没找其他出路。我再次见到师傅，发现他活络了许多。有一回，他忽然问我，他身上有没有一股老人气。我听了有些惊讶。师傅年过六十，身上有点老人气也不奇怪，可他似乎很在意这一点。后来我才晓得，他跟阿慧已经有了一层不同寻常的关系。师傅跟师伯一样，自此不再收徒。他原本跟我最是合得来，后来也渐渐疏远了。
师傅和阿慧住在乡下，流言也多，后来不得不搬到县城的某个角落，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直到有一天，阿慧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师傅接到了一些唱鼓词的生意，一个人唱不过来，就念起了我。我嘻嘻一笑说，难怪我近来耳朵痒兮兮的。
起初，我们唱的是五日五夜的《白蛇传》。下午半点，庙里开始“请佛”，师傅先唱词头，我唱正本，及至唱到三点半，这算是一日；到了傍晚七点，轮到我唱词头，师傅唱正本，这算是一夜。师傅下来后，阿慧会递上一碗桂圆莲子汤。师傅对阿慧说，下回给我熬汤的时候，也给他熬一碗。就这样，我们唱了五天五夜。“头家”很满意，给了师傅一个大红包。那晚，师傅也很高兴，对我说，你师伯走了，往后你就随我一道唱大词。师傅说的唱大词就是唱《南游记》。师傅以唱《南游记》出名，人称南游柳。师伯还在的时候，民间有一种说法：唱南游，松不如柳，唱西游，柳不如松。但师傅说，他早年是跟师伯学的唱《南游记》，只是因为添加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习俗和俗语，吸引了大批听众，让他们就此记住了。
师傅接了几个大单，就把签订协议、踏查场地、购买经词纸马的事都交由我一手操办。一年间，他要带着我从平阳太阴宫唱到瑞安西山宫、温州市区东岳殿、乐清杨府庙、永嘉浮沙殿、青田石门宫、丽水大水门宫。《南游记》照例要唱七天七夜。从开经、请娘娘到坛到圆经，但凡站着或跪着唱的环节，都由师傅出马，每每唱完，就会有一位“头家”递上利市包。师傅用手一摸，就晓得对方出手是否阔绰。
整本词唱完，师傅拿到词资，分我四成，然后他就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了。师傅出身地主家，骨子里还有一些上辈人的印记。首要之事是吃。师傅吃饱喝足，就剔着牙，摸着相公肚，说胀煞，胀煞。肚子不会越摸越小，但似乎被他摸圆了。
阿慧，你给我拿一根牙签。师傅说着便伸出一只手来。那模样，像是关老爷让周仓去取青龙偃月刀来。
除了吃爽喝爽之外，他还要给自己添加一些家居用品或衣裳—他尤其喜欢买绸布，他说绸布做的对襟衣裳穿在身上很舒服。
中秋前夕，我提着一扇猪肉、两壶糯米烧，来县城看望师傅。门虚掩着。阿慧穿着一件丝绸睡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天窗透进来的日光里有一片灰尘飘浮着，屋内的光线半明半暗。师傅的手摸着绸缎面料，就跟抹了洋皂似的。摸着摸着，五根手指就不听使唤，滑到绸缎里面去了。手滑，管不住了。师傅嘿嘿一笑。阿慧问，我的皮肤好，还是绸缎好？师傅说，受用，都好。
我在门口鞋垫上蹭了蹭皮鞋，师傅跟阿慧就腾的一下分开了。师傅的脸色青里带紫。
我后来回想，我那时把师傅脸上隐约透露的病色错当成了怒色。
有一天，师傅对我说，他上茅坑解手之后，发觉拖鞋上湿了一片。我说，这有什么打紧的。师傅说，我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师傅说的问题就是无论使多大的劲，尿液还是落在拖鞋上，打湿脚趾头。
从此之后，师傅常去的地方就是医院和庙观。他说，他在庙观里唱鼓词赚来的钱都送给了医院。他想活命，就得赚更多的钱，想赚更多的钱就得拼命。他每回出演，都会带上我，他唱个词头，就没剩多少元气了，后面的正文就交给我来唱（当然，按老规矩，师傅即便出工不出力，也要坐股分红的）。这一天，师傅同往常一样，跟我一道去太阴宫唱鼓词。出门走了一小段路之后，他就开始抱怨阿慧给他买的一双新鞋硌得脚后跟难受。我蹲下来，脱掉他的新鞋，发现他的脚背和小腿已经出现了水肿，我告诉他，问题不在鞋子上。他听了，突然咆哮了一句，就是鞋子的问题。他穿上了鞋子，决定回家把旧鞋换上。我也不得不在后面紧紧跟随着。走到半路，我就看到他摇晃了一下，又摇晃了一下，接着就倒在地上。我记得师傅闭上眼睛之前，只是轻声哼了一句：那个老瞎子没骗我。
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阿慧送走师傅后，还是不太相信师傅已经走了。
之后，她发烧整整一周。她总是说身上好冷，好冷。春天来了，也没让她改善怕冷的症状。我晓得她的心思，一怕床凉，二怕夜长。这一年初冬，我就把她从东门接到西门的出租屋同住。
第一晚，我用两层被子捂住她的身子，还是没能捂热。第二天清早，我从被窝里出来，生了煤炉，煮了一锅番薯粥。她露出一颗脑袋，用热热的目光望着我，不说话。
我坐在床沿，吃了一支空心烟，就把她的脑袋按了回去。她把我也连带拉进了被窝。这件事，她做得着实温柔得体，却让我无缘无故地倒吸了一口冷气。我有点累，躺在她身边睡了个囫囵觉。醒来时，发现她正跟我对望。我忽然觉着，她的眼睛里有另一个陌生男人的目光。
我对她说，我刚刚梦见自己进了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头是冷冰冰的，有个人影，时隐时现，感觉是遇到了你那个早夭的前夫。我没见过他，但我感觉他就是。
她突然流下了两行泪。她哭的时候我竟闻到了露水的气味。我把她搂在怀里，不晓得该用什么话安慰她。
她的身世，我曾经听师傅和师伯讲过，但有些细节（比如男女之事）还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十五岁那年，她被人从外省卖到浙南山区。三年后，他的男人年纪轻轻就猝死了，而且是死在她身上。于是，村里人都开始在她背后指指戳戳，说她脸上有苦泪纹，眉毛上有眉眼痣，这就是克夫相了。她不信这个邪，就当着众人的面找了本村一位会摸骨的老瞎子给她算命。老瞎子摸完头骨与手骨之后告诉她，这地方不宜久留。可她不晓得自己出了这座大山要去哪里。她说她不想走，死也要死在这里。老瞎子说，她要是继续留在这里，恐怕还会发生不祥之事。乡里有个老光棍也不信这个邪，在秋收过后的傍晚，把她硬生生拖到了稻草堆里，她没有呼救，也没反抗，只是默默忍受了。但那个老光棍越发放肆了，每每得手都会到处炫耀。一年后，另一个返乡的老光棍也看中了她，于是，两个老光棍就像是为了争夺交配权的野狗那样打斗起来，结果是一个被一刀捅死，另一个被枪毙。冤碰着孽，想躲也躲不掉，村民们又把怒火发泄到阿慧身上，用石头堵死了她家的门窗。老瞎子可怜她，替她在村民面前好言几句，却没有人理会。老瞎子只好托人带了个口信，请来一位当年跟他学过摸骨术的唱词先生。某个夜晚，全村人都去祠堂听鼓词，老瞎子偷偷来到阿慧家门口，搬开石头，撬开铁条。他告诉阿慧，到了山下，就躲在公社旅馆里，此后会有人来接应。
后来果真有人来接应？
有。
谁？
就是那位唱词先生。
师伯？
是的。
师伯这人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阿慧翻了个白眼说，我明面上是他的弟子，其实是他的女人。那个老家伙除了两眼看不见东西，其他零件都很好使。他一大清早醒来，躺在床上，就晓得屋外是晴是阴。我偷偷涂了口红，他也晓得，还嫌我口红涂得太艳。阿弥陀佛呀，他可不是一般的瞎子，他比那些双眼明亮的人更精明。他手里要是有一把枪，可以管住一个村的人。
阿慧躺在床上，也会跟我提起师伯与师傅的一些往事。她说，他们师出同门，表面相敬，暗地里却在较劲。师伯要在唱腔上下功夫，而师傅偏偏在讲白上下功夫。等到老了，他们反倒越发相似了：布鞋总是当拖鞋趿，解手后总是忘了系扣子，背心常穿反，还有一点就是，常常会在我面前说一些不正经的话。
师傅也贪那个？
没你师伯那么贪，但有时还是会提出一些奇怪的要求。
阿慧讲起师伯与师傅，口吻轻淡。讲起自己辛酸的往事，她也像讲别人的故事，甚至还会发出笑声，笑着笑着，我就流下了眼泪。她问我为什么流泪，我说，你的笑声让我想流泪。
她躺在床上就是我的女人，下了床她就把自己打扮得像在我家做客，说话也是客客气气的。出了门，她总是跟我保持一前一后的距离。我问她为什么不跟我并排走，她说，爹娘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虽然没有领证，但我还是会在家里喊她一声老婆。她说，在屋子里你可以这么叫，出了门就叫我阿慧。我知道，阿慧是怕外人说闲话。
其实，活到这个份上，还会有什么闲话？
我今年三十九岁，阿慧四十二岁，再过几天，吃了冬至圆，我就满四十岁了。这个岁数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迎着夕阳赶路、脸上满是霞光的人，忽然发觉自己走错了路，等他转身，身后已是一片黑咕隆咚。那个时候啊，一颗心也就慢慢冷硬起来了，像一块石头。
阿慧是不会回来了。我告诉自己，这一回她定然是走得无比坚决。
我曾走访过阿慧当年待过的那座山村。那位老瞎子早已经下世，不过，村民说，那块青石墓碑还是阿慧出钱托人给他立的。阿慧对他一直心怀感激，这份感激之情也一直延续到另一位会摸骨的老瞎子身上。她说，她相信那个死鬼瞎子说的话，即便他说的全是瞎话。有一回，师伯给她摸骨算命，她也对此深信不疑。师伯先是摸头骨，接着摸手骨，最后把她全身的骨架摸了一遍。她说他老不正经，但他摸完了之后很正经地告诉她，四十三岁那年，她一定要离开身边的男人。否则？否则还会有一次无妄之灾。什么无妄之灾？师伯没有明说。
吃过冬至圆，阿慧正好四十三岁。
门前，新叶落在旧叶上，一条水泥路一直朝北伸展着。阿慧走了之后，我就感觉魂和魄不在自个儿身上了，邻居们说我像丢了官印的县太爷。是呀，这比丢官印的事儿还要大。
徒儿过来问，师傅，你有好长时间没刮胡子了吧？
我摸了摸下巴，胡子已有寸把长了。这个年纪，也该像师傅那样留起胡子了。出了门，呢子学士帽和墨镜也是不能少的。
师傅，徒儿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去杏庄唱大词了。
我晓得。
你没事吧？
我没作声。
船缆系在岸边，船便同猫一样温驯。柳枝随风飘动，远处已见炊烟。这里就是杏庄了。从前，师傅和师伯每年都会来这村子唱一回平词或大词。现如今虽说好景不再，但仍然留下了庙观、祠堂、戏台之类的旧迹。我和徒儿也要在这里唱上七天七夜。
村那头响起了闷闷的锣声。天色阴阴的，怪不舒服。
徒儿进来，告诉我，村里一位长辈公找出了当年为我师傅和师伯点过的那盏老式汽灯，今晚特意为我再点亮一次，就挂在娘娘宫的戏台上。
我问徒儿，两寸有无？徒儿掏出两支烟，恭恭敬敬地递给我一支。
天黑之后，冬雨就在黑暗中飘洒着，路灯看起来犹如莲蓬。有人隔着雨雾喊着不远处一个什么人，声音飘得很远。
阿慧恐怕是不会回到我身边了。
我瞄了眼手表，忽听得炮仗的巨响滚过远山。嘴里点着的那支烟依旧冒着微小的火星。我越想越冷，直到烟头在手指间颤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