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邵晓峰

宋代的人文文化十分昌盛，因此也是中外许多著名人士向往的时代。在高度繁荣的文化背景之下，宋代实现了文官制度、纸币流通、起居方式、理学、宋词、书画题跋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创造或转折。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是人类科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三者的应用、完善均是在宋代实现的。故而，陈寅恪先生在《<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钱锺书先生在《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一向是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数得到宋代。”

在这一时期，国家给予文人特别优厚的待遇，这是前所未有的。大批的文人开始有机会、有能力、有兴趣、有时间、有规划地从事艺术品的收藏、研究与传播，向上影响到皇帝、贵族，向下影响到广大民间，这些奠定了宋式艺术生活的基础。

本书以50篇文章构成7个篇章：政治与图景、皇家与审美、文人与情怀、主题与技艺、世俗与气象、家具与起居、收藏与传播，从这些独特的视角展现宋式艺术生活的多姿多彩、活色生香。笔者结合在系统研究宋代图像中发现的一系列新视域、新手法、新材料，尝试从小处着眼，从易被忽视的细节入手，抽丝剥茧，层层解读，以通俗的语言阐释图像背后隐藏的大问题、大事件，探索性地还原历史原境。还将一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单列出来，有机梳理成有意味的线索，探讨优雅情趣与精致生活的关系，并将其中的一些事物建立起与当今的联系。

譬如，中国人起居方式的重大转折（由席地而坐转向垂足而坐）是在宋代完成的（而非在唐代），这与宋代文人的哲学思想、艺术观念以及建筑、家具工艺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再如，从北宋开始，艺术家开始在画上题写姓名与时间，或让他人题跋，这种艺术上的跨界开拓有重要的社会传播意义。

宋式艺术生活还有一系列创举。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文官形象充当门神的新样式，人们还给新门神起了一个的别称——“门丞”，可谓民俗生活创举，也说明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南宋宋伯仁《梅花喜神谱》的刻印是出版发行的创举，它不但是最早出版的木刻图谱，也是第一部私人编刻的梅花画谱。此谱之所以与“爱君忧国”“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等思想发生关联，是由宋代文人独特的心境决定的。宋代文人还深切地关心民生，南宋《蚕织图》是民生图像的创举，由其可见南宋浙东蚕织户由“腊月浴蚕”开始到“下机入箱”为止的二十四段蚕织程序，所绘的蚕桑丝绸生产工艺完善、设备先进，古代蚕桑丝绸生产技术至此已定型。

生活万象，相由心生，对宋代画像的研究也有较多颇具趣味的发现。例如，对苏轼长相的图像学深度考证，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文献中的图文互证，并获得新的认知；对南宋马麟《伏羲坐像》与《宋理宗画像》的综合比较研究，能发现这位画家最善于揣摩圣意；笔者还将南宋刘松年《中兴四将图》结合南薰殿旧藏《历代名臣像·岳飞像》一并研究，推测乾隆皇帝出于一定的考虑而故意将刘、岳二人画像的人名题反。

就别样的政治生活而言，我们通过分析北宋《景德四图·契丹使朝聘》中被画得非常矮小、完全靠边站的三位契丹使者，可形象地阐释北宋“轻视强敌”、一味粉饰太平而脱离实际的“大国情结”；再研究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武备懈怠的守城兵士，衣衫褴褛的穷人、乞丐，街上乱跑觅食的群猪，郊外的破旧农舍，可理解画家深沉的劝诫创作观，这实质上是一种针对蔡京“丰亨豫大”说的“画谏”。

本书既有别于正史，也不同于流行的宋代艺术史、美术史、工艺美术史以及民俗史，而是主要以小中见大的叙事形式，以可读性、趣味性、揭秘性，通过新观点、新路径、新论证，轻松解读宋代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地理解二者之美，令读者兴趣盎然地发现“艺术使生活更美好”。

直到今天，宋式艺术生活中的许多文化精粹仍受到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关注，不断发生共鸣、同振。传统文化只有深度地融入当代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在世界文化高度融合的今天，这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文化经典之光照亮大众生活，具有新时代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