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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兼职”做艺术创作和艺术传播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独特现象。三国时期的曹操、曹丕父子，南朝萧氏父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唐代李世民、李隆基，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宋朝的赵佶、赵构，清朝的胤祯（雍正）、弘历（乾隆）等帝王，均进行过大张旗鼓的艺术传播活动。
宋代皇帝提倡文治，因此大多喜爱艺术。几代帝王不但嗜画成癖，而且亲自投身于书画实践，身体力行，这方面史籍多有所载，宋代皇家的图像传播行为从未中断过。当然皇帝们最为关心的还是图像的政治教化作用与鉴戒功能。譬如，宋太袓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统一全国后，“诏令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还派画家高文进、黄居寀搜集民间字画并鉴定品级。
宋太宗本人特别喜好书法，草、隶、行、篆、八分、飞白皆善，连宋朝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太宗亲题。
宋真宗喜欢观画，甚至外巡时随身也携图轴数十卷，并说图画是“高尚之士怡性之物”。
宋仁宗虽喜柳永词，却鄙其为人，认为他只能在风前月下浅斟低唱而已。因而，他非常重视绘画的鉴戒作用。仁宗“天资颖悟”，善于作画，曾画《龙树菩萨》，命待诏传模镂板印施。郭若虚家藏仁宗所画《御马》，上题“庆历四年七月十四日御画”，兼有押字印宝。郭若虚还曾在张文懿家见有仁宗所画《小猿》一轴，还听说皇宫中有仁宗所画《天王菩萨像》等。
南宋马和之《小雅鹿鸣之什图》卷之《鹿鸣》，绢本设色，全卷原图纵28厘米，横864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神宗亦嗜画，并偏爱李成和郭熙之作。米芾《画史》记载光献太后曾为之“尽购李成画，贴成屏风，以上所好，至辄玩之”。南宋邓椿《画继》记载，熙宁元年（1068），神宗诏郭熙进京，并把秘阁里汉唐以来的名画拿给他鉴赏并请他详定品目。宫中重要场所的布置画以及难度较大的画，皆要郭熙去画，以至于后来出现了“一殿专背熙作”的盛况。
宋高宗赵构也“雅工书画，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遗传了其父赵佶的雅好。元人庄肃《画继补遗》更赞其“天纵多能，书法夐出唐、宋帝王上。而于万几之暇，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昏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高宗对画家赵伯驹兄弟的特别关照就与他喜爱书画直接相关。据《画继补遗》载，赵伯驹“尝与士友画一扇头，偶流入厢士之手，适为中官张太尉所见，奏呈高宗。时高宗虽天下俶扰，犹孜孜于书画间，一见大喜。访画人姓名，则千里也。上怜其为太祖诸孙，幸逃北迁之难，遂并其弟晞远召见”。
宋孝宗爱画，尤其喜欢马和之的画，“每书《毛诗》三百篇，令和之写图”。元人夏文彦《图绘宝鉴》在述及马和之时亦云“高、孝两朝，深重其画”。
北宋赵佶（传）《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绢本设色，全卷纵521厘米，横1477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徽宗赵佶则是历代帝王中书画造诣最高的。他在即位之前便酷爱绘事，蔡絛《铁围山丛谈》载：“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徽宗）在藩时玩好不凡，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他自己也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即位后，他广搜法书名画，使得秘府所藏远远超过先朝。他命米芾、宋乔年等人对书画进行整理和鉴藏，并敕令编撰《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等。徽宗的绘画在南宋邓椿《画继》卷一《圣艺徽宗皇帝》中被称为“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且“独于翎毛尤为注意”，并常将亲笔所作之画或“御题画”赏赐给大臣，还在翰林图画院教授画学生，并亲自对古代的优秀绘画作品进行临摹与复制。
宋徽宗在图像绘制上的身体力行还影响了不少宗室子弟，其第二子郓王的画艺就比较出众，据南宋邓椿《画继》卷二《郓王》条目中记载：
（郓王）禀资秀拔，为学精到。政和八年，射策于廷，名标第一，多士推服。性极嗜画，颇多储积。凡得珍图，即日上进，而御府所赐，亦不为少，复皆绝品，故王府画目，至数千计。又复时作小笔花鸟便面，克肖圣艺，乃知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也。今秘阁画目，有《水墨笋竹》及《墨竹》《蒲竹》等图。
由上可见，宋代帝王们对绘画的喜好程度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在宫廷设立规模庞大的翰林书画院，使得书画高手辈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宋代图像绘制与传播的繁荣，以及赏画、题画之风的兴盛，与此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