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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相比，宋代帝王们多提倡俭朴。以修建陵墓为例，历史上的许多皇帝很早就开始给自己修墓，如秦始皇十三岁、康熙八岁即位后就给自己修坟。通常是皇帝不死，皇陵工程不能竣工。这样一来，皇家陵墓之奢华可想而知。
而宋朝则规定皇帝生前不能建造陵墓，皇帝死后，仅有七个月时间建造陵墓，因此宋代皇陵之简朴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和汉唐那种以山为陵的气派无法相比。宋朝政府还颁布一系列政策来倡导俭朴。大中祥符元年（1008），真宗下诏：“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第宅，勿以五彩为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九）天圣七年（1029），仁宗下诏：“士庶、僧道无得以朱漆饰床榻。”天圣九年（1031），“禁京城造朱红器皿”。（《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
河南巩义北宋皇陵石刻
宋代不少名臣推崇俭朴的重要性，认为自上而下地推行简朴之道是十分必要的。譬如，一代大儒程颐就建议皇帝“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一代文豪苏轼也认为，禁止奢侈应从后宫始，他说：“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司马光甚至认为要想上下风俗清明，仍须依赖于法律的执行，他说：“内自妃嫔，外及宗戚，下至臣庶之家，敢以奢丽之物夸眩相高，及贡献赂遗以求悦媚者，亦明治其罪，而焚毁其物于四达之衢。”高锡在《劝农论》中也执此种看法，认为只有如此，“则奇伎淫巧，浮薄浇诡，业专于是者尽息矣”。
当然，虽有政府的大力提倡，但也不排除有些人，甚至包括统治者，继续沉浸于奢侈的享受而不能自拔，这另作别论。
宋代文人在审美上也讲究简与淡。欧阳修与梅尧臣最先提倡“古淡”和“平淡”，欧阳修有诗曰：“世好竞辛咸，古味殊淡泊。”“词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梅尧臣也有诗曰：“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比伦。”“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苏轼在艺术审美上也认为应当“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一思想在他的文人画理论中格外突出，被后人奉为楷模。宋朝偏安江南后，南宋园林凭借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与诗词书画相结合，强调意境深长，进一步崇尚简洁疏朗的审美格调。
另一方面，简朴的观念还要归功于理学（在当时又称为道学）的影响。面对历次荣辱兴衰，宋人进入了一个理性思考的阶段。这是一个以“理”治学的时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成为理性观念的象征，在宋代自然审美中留下印迹。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风雨，宋代的文人进入了一个冷静思考的时代，这时候出现的理学是佛、道渗入儒家哲学之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学。在宋代文人眼里，天地万物不只有声色之美，更关乎人生之道，人们可以从自然审美中获得理性智慧。宋代理学家程颢说：“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种见解用于艺术创造，使当时的艺术格外崇尚自然之美，当然这也与理学家们有机汲取了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有关。而且，宋代理学提倡的“格物致知”使宋代的文人善于对天地万物蕴含的“理”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与体悟，并使之化育宋代艺术。
北宋汝窑青釉洗，高52厘米，口径167厘米，底径131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宋代独特的政治环境所带来的以文人为核心的审美，也赋予宋代工艺美术具以典雅平正的艺术风格，其家具、陶瓷、漆器、染织多造型古雅、色彩纯净，并且内敛天真，不事雕琢，以质朴取胜，给人清淡雅致之感。
其中，以宋代瓷器的简雅之美影响最大，它既是中国瓷器长期进步的结果，也是宋代特有环境的产物。譬如，以材质低廉的器物模仿材质珍贵的器物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一般规律，但是一些宋瓷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有的瓷器在造型上就模仿竹篓等普通百姓使用的日用品，这显然是宋代文人趣味的作用，这种审美趣味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
和宋瓷相似，宋代漆器也朴实无华，多以生活器皿为主，简洁优美，并流行单色漆，颜色以黑色居多，紫色次之，朱红色又次之，但多无纹饰。也许正是在瓷器的影响下，它去掉了多余装饰，只以匀称的造型、舒适的比例、润泽的表面产生含蓄之美。宋代之前，漆器大多讲究彩绘、镶嵌与雕饰；到了宋代，漆器风格一转，以讲究线形与比例的素器取胜。宋代漆器凝练的造型也会让人自然想起西方现代主义设计理念中的“少就是多”，而且比较一下宋代漆器和后来日本现代漆器，会发现后者和前者在理念与风格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禅椅，绢本设色，全卷原图纵260厘米，横744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另外，宋代服饰也趋于简洁化和儒雅化，和唐朝服饰相比，宋代服装显得简朴适意，休闲自在。这不但是对唐代开放、热烈、雍容、华美的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明代）的服饰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观念上都有深刻影响。
宋代的文人家具也明显地表现了尊崇自然、倡导秩序、讲究简练、提倡节俭、追求规范的观念，即使是当时的佛教家具也表现出类似的审美追求（虽然也有一些佛教家具是华丽繁缛的）。例如，以天工质朴为美，这可见于南宋佚名《萧翼赚兰亭图》中的四出头扶手椅，它以树枝与藤条制作，古朴苍然，是当时僧侣参禅打坐的坐具，后世也称之为禅椅。这种家具的设计意趣在南宋时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中的禅宗初祖达摩大师与四祖道信大师所坐树枝椅上也得到了体现。
简淡的文人审美观还派生出宋代文人对自由适意、灵活便捷的追求与风尚。例如在视觉空间图像的布置上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家具名称与功能的对应逐渐趋于细致和明确，并且在一次次的分化中使品种不断增加与完备。不过，变化中一个较为恒定的原则是室内空间与陈设的自由与灵活，并与诗、词和画意相结合，家具在室内的布置上有了一定格局，大体上有对称和不对称式。例如，书房与卧室的布局通常采用不对称式，这也为以后（如明清时期）的文人居室设计奠定了基础。而且，进入日常生活的高型家具也多保持着便于移动的特性，椅子和桌子即是如此，胡床和交椅更是如此。这些室内与家具设计的观念在无形中又促进了宋代文人审美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