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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瞿秋白）
王观泉同志：
这几天晚上不热，灯下捧读大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感慨系之。听丁老
说，你书成后眼疾复发，由右目视网膜剥离累及左目，正住院接受手术治疗，又不便会客。故托付书信，把心中所感告诉你，也聊作慰问。
记得两年前，我曾在与丁老的一封书信中论及你的《郁达夫传》，对你从非文学领域切入作家传记研究的方法深为折服。然而达夫是文人，其主要行状在文学，你这一优势当时还没能充分展开，这次为秋白作传，倒是给你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新文学史上个人命运与时代革命交织得如此紧密者，唯瞿秋白、潘汉年两人，但是潘汉年涉足文坛，只是以“小伙计”的身份，建树、影响都不能与瞿秋白比肩，所以你写《瞿秋白传》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作家传记的意义，集党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两方面的成果。你把这部传记的书名称作“一个人和一个时代”，较郁达夫传的书名“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具有更复杂的文本结构。后者仅仅暗示了个人在时代中的命运；而前者，人与时代在同等地位上双双成为传主：既写了大时代造成一个人的命运，也写了一个人的存在对时代所发生的影响。
对瞿秋白研究，我一向是怀着浓厚兴趣，却又视作畏途，总觉得研究的材料不足。原因一，瞿秋白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他在政治上的沉浮与党内路线斗争关系甚密，如果党内一些历史材料不能公布，秋白的传记只能是破碎的；原因二，秋白又是自认不讳的“脆弱的二元人物”
，铸成他的只是一具普通的血肉胎身，而非什么特殊钢材，他在严酷岁月里犹留下一批给亲人的诗词、书信，披露心迹，如今这些材料未能公布，瞿秋白的形象也只能是平面的，很难研究出一个真实的瞿秋白形象。现在情况略有好转，至少第一个缺憾已有了新的弥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为党史研究的深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像你的这部传记，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硕果。
你着重从党内路线斗争的角度，揭示了传主的坎坷命运。瞿秋白虽死于国民党政权的刀下，但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一是王明集团利用米夫势力对他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二是共产国际召开的一次会议对瞿秋白做了了缺席审判式的恣意诽谤，他的政治生命已近尾声；再加上环境的恶劣与病痛的折磨，秋白在生命最后几年的处境可以想见。读你所披露的大量史实，悚然心惊。瞿秋白不过是党内极“左”路线的无数牺牲品中的一个典型。作传犹治史，需有鲁迅所说的史识，这不仅是秉公之心，还必须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读毕大作，深感这一点正是大作的生命内核，有了它，全书皆活。
有爱有憎的前提之下，秉公之心也是这部传记的主要特点之一，我欣赏它的叙事严谨与细节具体。治学忌印象式的想当然，更忌概念图解；强调严谨则绝想当然的可能，强调具体则拒概念先行，两者不能并存。你对传记写作有自己的原则。你注重“以准确为原则”。“既然是写真实的人物传记，就应当准确，重大事迹（包括重要的细节）都要有据可查，不得含糊，写思想写气质写精神状态等抽象内容，也要经得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检验，不得代传主‘设想’”
。对你这样的表述我不一定全部赞同，但这个原则要义我是理解并有同感的。你正是依了这个原则，才把前人的各种说法都放在“准确”这杆秤上重新检验，以至新意叠出。如许广平回忆鲁迅第一次与瞿秋白见面时的情景：“生怕时光过得太快了似的；又像小海婴见到杨妈妈，立即把自己的玩具献出似的；但鲁迅献出的却是他的著作、思想。”
你坦率地指出这是极不相宜的，并在具体分析中指出了这种描绘只是神化了瞿秋白而缩小了鲁迅。又如对与瞿秋白一起被捕的项英之妻张亮、梁柏台之妻周月林的评价，过去一向认为她们是出卖秋白的叛徒，直到最近几年出版的研究著作或文学创作中，犹以讹传讹，而你在传记中则给以实事求是的更正。顺便提一句，你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满足于组织上已为这两人作了平反的书面决定，而是把她们在当时的具体表现放在特定环境下逐个地分析，说她们不是叛徒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是关于传记材料的严谨性与具体性的表现。还有，在对秋白思想理论的分析中，你也尽力做到了这一点。思想材料较历史材料更难做出准确性的判断，特别是对瞿秋白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即如在文艺理论方面，有些文章在当时确起到积极的战斗作用，但放到今天来看也难免有“左”的痕迹。你没有简单地用“历史主义”一句话来掩盖这些文章实际存在的不足，也没有简单地用“太左”一句话抹杀这些文章所发生过的历史功绩。你对瞿秋白当时发表的理论文章作了具体的分析，指出“这是政治家的文艺评论。这种评论的方法所预示的是政治褒贬，但决不是用政治代替文艺评论职能的庸俗社会学或是教条主义”。这个说法是令人信服的。这种对具体文章，甚至一篇文章中的具体观点“力求准确”态度，是我们年轻后学辈应该学习的。
最后我想说几句关于《多余的话》。你传记中凡描述瞿秋白一生的重大转折期或叙述到历史运动中由传主参与决策的事件时，经常引用《多余的话》中属于信史的部分；在表达瞿秋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心情流露时，亦引用《多余的话》作为探索传主心境的依据。这都证明了你对《多余的话》的肯定态度。你说你把这篇空前绝后的“话”，“当作是对回顾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之后到1935年之前的一份特殊文献，内里不无令人思索的苦口良言和沉痛的教训总结，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瞿秋白的特殊的遗嘱”。斯言诚然，但是恕我直言，你还是回避了秋白在这篇遗文中坦露内心真实的价值。你同丁玲一样，几乎要喊出：“何必要写这些《多余的话》呢？”
但你与丁玲不同的是，丁玲从这篇遗文中的语言和流露的心情一下子辨出了这是出自瞿秋白之手，也就是说，非常熟悉秋白的丁玲认出了这文章所流露的正是秋白真实的精神状态，她出于对革命队伍中“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的可怕性的深刻了解，才抱怨这篇“话”“何必写出”；而你却视文中的自我评价与“实际生活中”瞿秋白的“勇敢大胆、雷厉风行”不相符，以至认为这些令人丧气的话只是“临行前早已疲备不堪的”的心情流露。这只是一种开脱的借口，不仅与丁玲的判断有违，也与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自我描述不符。我前面说过对你的“以准确为原则”的表述不完全赞同的话，就是指这一主张的后半部分说得过于含糊，写传当然应该写传主的思想气质以及精神状态等抽象内容，根据传主的文章、书信、日记、谈话甚至旁人的叙述归纳出实在的意义，但怎样才算“经得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检验”呢？这个标准说得未免含糊了一些。其实在你写的传记中，读完“被无端逐出党中央”一节，读完“在最后的‘天堂’里”一节，再读《多余的话》已经毋须再作其外部缘由的解释了，一切都顺理成章。倒是对于秋白内心世界的真实，特别是他长期以来作为一个被推上政治领袖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苦闷，尚需深入研究。但这个探索被你回避了，也许这与我前面所说的瞿秋白研究中的第二个缺憾有关吧。
1985年，我在一篇书评中讨论过《多余的话》，有些想法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展开来谈，现在在这封短信中也无法讨论这个题目，我只能把当时写的一段话抄下，望赐教：“秋白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但是在缺乏健全的政治生活，又不尊重个性价值的环境里，他的过于坦白反招来种种误解。他为《多余的话》一文所累，正是一个大悲剧。《多余的话》并非多余，它真实地刻画出一个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而毅然承担起力不胜任的政治使命后所遭遇的种种磨难，读之令人动容。更可贵的，作者能如此淡泊地面对生死，面对身后荣誉，破名破利，只求还我一个‘真’字。这实在是大勇者的行为。”
真遗憾，这大勇者的行为到了今天仍然是寂寞的。
还是打住吧，衷心愿你早日恢复健康，恢复光明。
初刊《文汇报》1989年10月17日
原题为《眼底烟云尽过时——读〈瞿秋白传〉致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