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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周作人）
子善兄：
《知堂杂诗抄》
已收到，谢谢。这本书的问世，将会是现代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前有郑子瑜先生藏稿于海外，后有兄的苦心辑佚，并联系出版。这薄薄的一本小书，前后竟花费了两代学人二十七年之久，今我抚摸这雅洁的封面，心中自然有些感叹。
周作人对新文学最大的贡献，是早期论文与散文小品，写诗非其所长。他在“五四”时期的新诗虽名重一时，如今却只能当作散文来读。至于旧体诗，亦不及郁、田诸人的严谨醇厚。所以我觉得，这本“杂诗”集的出版，意义不在于它给新文学增添什么，而在于对周作人的研究以及对沦陷区文学研究，都将是一种填补空白的努力。
我学习现代文学，对三个人怀有极大兴趣。他们经常盘踞在我的脑中，仿佛是耸立着的三大司芬克斯之谜。其一是王国维，以一代学界巨子的睿智，竟会尽忠清废帝溥仪，葬身于昆明湖；其二即周作人，一个对本民族的污浊持如此清醒态度的学者，竟会屈从敌伪，丧失气节；其三是瞿秋白，一个有才有识的革命家，临刑前却写下了那份多余的遗言，虽是直率地解剖自己，招来的则是半个世纪的误解与攻讦。他们三人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于国家于学术的功过也不可同日而语，我把他们放在一起，并不是想比附什么，不过是借这三个性质各异的人的所作所为，指出人性的复杂。他们三个，一个曾攻读西方哲学，一个是深谙东洋文化，还有一个熟知俄国文学，均可说是中外贯通，在两种文化的杂交之中生成的一代精英。他们给后人留下的人性之谜，恐非今人简单的政治判断所能解答。对于王国维之死，我最近作一论文试图解答，但不知能否为人所赞同。对于瞿秋白《多余的话》的解读，现在材料还太缺少（据说秋白有许多书信诗词至今都未能发表，实为遗憾），还无法理清他的真实思想状况。我于前年曾作一短文，只能初步地提出一些想法。唯独周作人下水事伪，我是迟迟地、悄俏地思考着这一大谜，未敢去贸然惊动。
现在这本《知堂杂诗抄》的出版，至少为了解这一悬案过程中当事者的一些复杂心情，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郑子瑜先生在书跋中说：“我们如果要研究他的思想行谊，要知道他在战时写了些什么诗篇，有些什么样的感慨；战后在南京老虎桥狱中，闲中无事，自己觉得怎样的悔恨，怎样的心仪古人，以及在怎样的心情之下回忆故乡及儿时生活，这些诗篇，却又是不可缺少的研究资料。”斯言甚明。如把《知堂杂诗抄》中《苦茶庵打油诗》与周作人年谱时时对照读之，即可看出那种一边周旋敷衍于魍魉世界，一边对国事对个人怀着深深忧惧的复杂心情。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所咏所题，从“有时掷钵飞空去”的旷达，到“逆流投篙意何如”的悲哀，虽然还竭力保持着孤芳自赏的名士气，但大节既失，清高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周作人是一个生活道路平坦的学者，他不像鲁迅那样，是在经历了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以后跨入文坛，对中国现状的改革那么敏感和富有经验；他也不像胡适那样，在自由竞争环境中成熟起来，对自己的功名前途充满自信。周作人是属于别一种学者，他留恋自己的书斋，自矜于渊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兴趣，“五四”初期来之颇易的盛名给他带来了养尊处优的物质条件与知足常乐的精神哲学，使他的社会责任感与个人功名性处于萎缩状态。他思想上的“流氓鬼”催迫他写下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杂感，但他的写作动机并非出于社会责任感，而是来自道德上的个人选择。这种空泛的道义力量在严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所以，一方面，从1920年代末起，他从对观实的深刻绝望中意识到历史循环的不可避免，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内乱外祸、门户倾轧、政治黑暗的现状中，看到了明末社会的影子，对国家的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他仿效晚明“公安派”“竟陵派”文人，企图以抒性灵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不自由，求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另一方面，他读旧书，讲民俗，品苦茶……直至事伪以后，还侈谈“中国的思想问题”，以保护中国文化传统自居。我现在无确凿材料可以证明周作人是否受到古代犹太民族文化的影响，但这种绝望于国家前途，且置弃不顾，反过来寄希望于民族文化传播的行为，在中外历史上尚有前例可援。《论语》载：公山弗扰叛，孔子欲往，并堂而皇之地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其反映的也正是同一心理。正因为如此，《知堂杂诗抄》中的《老虎桥杂诗》，并不如郑子瑜先生所说的“自己觉得怎样的悔恨”，正相反，他题咏古人和儿童的杂诗中，总是隐隐地流露出“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的想法，他屡屡说到“投身饲虎”的意象，可能也是出于同一意思。
读了《知堂杂诗抄》，我的这些想法更为明确了，也许，在以后适当的时候，我将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一课题，了却纠缠于心头的一件心愿。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你。此外，我还想说几句题外的话。这本诗集虽由作者本人编定，又经过兄的细心补编，资料上的搜集相当齐全，但我以为要论周作人的诗歌创作，他在“五四”时期写的新诗比以后的旧体诗更有价值，既名“杂诗抄”，理当还可以再增编一辑，收其《小河》等新诗。现在出书不易，出一本要比出两本方便，内容总以丰富为好。再者，置于《书话》《序跋》之列，这本“杂诗抄”也确实在篇幅上略嫌单薄。
岳麓书社在发掘和出版近现代文化旧藉方面做了很有益的工作。我读过台湾出版的《周作人全集》，价格昂贵，装帧豪华，但搜集的内容残缺不全，版本也无选择，有点像“抓到篮里就是菜”的意思。相比之下，岳麓社所出几种，装帧设计与编辑方法俱佳。而且从文体的角度编辑周作人旧著，打破其前期后期之分界，使之以完整的面貌出现，亦不失一种编书方法。我看已出的三种再加即将出版的《知堂集外文编》，已占去周作人全部著作的一半，如再能按统一风格续编《知堂杂感》、《知堂小品》、《知堂学术论著》（可收入《欧洲文学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以及《书信》《日记》《回忆录》，也可以成为一套很有学术价值的新编文集，无论在编辑主体风格的确立方面，还是在经济上，都较之重复影印周作人单行本旧著有意义得多。
还有，周作人不但是散文家，也是翻译家和中国现代最初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介绍者之一。他在“五四”初期至1930年代的许多译作，篇后都附有译者弁言、后记之类，有的介绍作者情况，有的发表译者感想，寥寥数语，见解却十分精彩，表现出一个真正的作家风度。如在波德莱尔散文诗的翻译附记中对波氏的评价，其深刻处至今也鲜有人超越。这些小文本该收入《知堂序跋》中，如今遗漏了，应在《集外文编》中补入，因为这是研究周作人思想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与钟叔河先生不相识，但对岳麓社所出之书，极为喜欢，几乎每书必购，反复阅读。以上几则，都是我读书时的随想，现写出，望兄能转告钟先生为盼。
初刊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2期
原题为《读〈知堂杂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