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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蔡元培）
陈军兄：
年前倥偬，未能赴杭一聚，以失当面聆听指教之良机。然而春节期间于会友访亲之余，依然沉浸在拜读大作的快乐之中，恰似进行了一场很好的精神对话。自小年夜始，这场对话时在持续中，直至现时此刻。围绕了《北大之父蔡元培》，兄是用了对蔡先生的全部理解与爱来创作，而我也是用了我的全部理解与爱来阅读，也许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先生之形象并不全然吻合，但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我们对20世纪的新文化发展轨迹追根溯源，返回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踏出士大夫传统的第一步，重温巨人脚印上的生命气息，借此来探寻、梳理和感悟继往开来的路，其拳拳之心是如出一辙的。
若从文化转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史来看，蔡先生一生中最有时代象征意义的事件，似应发生在1898年康梁变法失败以后，他与一些有识之士毅然放弃传统价值取向，开始在庙堂以外另寻实践理想和价值的道路。这不是蔡先生一人的抉择，而是当时士人中的一种倾向性趋势。周谷城先生曾回忆当时士大夫们别取途径谋求中国现代化的情况，就举了长沙张百熙先生提倡教育、南通张季直先生着手实业、上海张元济先生从事出版等例，说当时有所谓“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之说。
以蔡先生兴办教育的伟业而言，正是“学战”的一种。但对蔡先生的人生道路而言，当时在“学战”以外还有一“战”，即实在的政治革命，于是有组建光复会，加入暗杀团，制造炸药等等传奇发生。蔡元培与上述三张不一样之处，在于他比一般士人更进一步，不仅在民间确立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工作岗位，而且还尝试着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的暴力行动。这是蔡元培先生人格的复杂性，也是他个体生命与时代精神直接相通之处。他后来归纳出两句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其实在多难的现实环境下，两者除了顾此失彼时偶尔做到“不忘”以外，并无兼顾的可能性；蔡先生一生屡次被迫出国，都是在两者发生激烈冲突之时为缓解苦恼所施的下策。但也正是靠了这双重的人格追求，才使他以革命家的姿态主政北大，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滔天洪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和新文化传统也缘此而奠定根基。
记得读过恩格斯评价意大利诗人但丁的一句话，称他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因为但丁是欧洲大陆旧时代与新纪元交替的标志。
这个比喻自然有些夸张，倘若将此喻移植到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蔡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新旧文化交替的标志。若要单说最后一个庙堂里的士大夫恐怕轮不到蔡元培，因为前有血溅菜市口的谭嗣同，后有一心保孔教的康有为；若单说最初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运动的先驱者似乎也轮不到蔡先生，而应是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和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再说最初在民间确定知识分子的岗位并获得成功的，也有张元济、严又陵等人并驾齐驱。所以蔡先生之标志性的意义，不在于某一种价值取向，而是在于蔡先生身上激烈冲突的矛盾，集中体现出转型期的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冲突，或可以说，蔡先生是将现代知识分子的庙堂、广场与民间岗位等价值取向兼容并包于一身的标志。
对于清末知识分子而言，传统的庙堂意识是不可摆脱的。从传统的庙堂士大夫阶级向现代知识分子转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今也未然。但具体到某个历史人物，庙堂意识所表现的形态并不一样，似不可一概而论。时人常以“蔡张二元”并举，其实蔡元培与张元济对庙堂的态度并不一致。对张元济先生来说，庙堂意识是根深蒂固地制约其一生事业的，张先生虽然弃官经商，以现代出版承传文化，但究其意识深处，无时不与在朝者保持默契配合。在权力更替频繁的现代中国，张先生的事业始终欣欣向荣，正是与这一自觉有关。当然与在朝者的合作有时也会迷惑眼睛，如辛亥年的教科书事件，张元济面对革命风云无动于衷，对清政府的垮台毫无准备，结果造就了陆费逵的跳槽和中华书局的诞生；又有一次是民国时期拒绝出版反对派领袖孙中山的代表著作《孙文学说》，其实也是他庙堂意识作梗之一例。
张元济的庙堂意识使他虽以在野之身从事民间出版，但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士大夫。而蔡元培先生的庙堂意识是掺和了知识分子广场意识，倾向于用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的思想行为来反对在朝者，改革政治弊端。耿云志先生曾说蔡先生一生的活动都有个党派的背景：他以翰林身份从事激烈的反清活动，有光复会与同盟会的背景；与北洋军阀政府不合作，有国民党的背景；1930年代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有国民党左派的背景。
此论甚是。但蔡先生的党派背景又有其自身特点：其一，他所依仗的背景往往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也就是说，蔡先生总是自觉地站在非主流甚至敌对的位置上与在朝者抗争；其二，蔡先生即使有某种党派背景，也决不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与党派利益混同起来，换句话说，即使他被某种党派所利用，但绝不会自觉地充当党派的代言人，他与在朝的权势者的抗争中，始终有着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如果说张元济先生以在野之身事事谋求与庙堂者合作，那蔡先生则相反，他是时时以在朝的身份与庙堂对抗；张元济先生以文化承传大业为重，不得不依靠庙堂的力量，而蔡先生本身就显示了现代性的文化力量，是在与庙堂的对抗性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如果细细地将蔡先生与现代统治者的关系描写出来，实在是很精彩：对清政府，他走了一条从统治集团中的改革者到义无反顾的叛逆道路；对北洋政府，他是个不合作的合作伙伴；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他又是个独立、左倾的民国元老。这就是蔡先生的庙堂意识，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的境界。
我之所以要饶舌地侈谈自己对蔡先生的一点认识，无非是希望兄理解我拜读大作后有所评论的前提。春节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抓紧分分秒秒读完大作，并且感到由衷地喜欢。今年是一个尴尬的年头，据说新千年已经到来，世纪末却没有过完，整整一年处于将明未明之际，同时并存着两种时间的观念。这很好，至少让人意识到，世纪的交替是不会像撞钟那样在一个时刻突然敲响。而在其浑浑噩噩中，大约不免会回顾过去的岁月，那么，新春第一件事即遭遇蔡先生，自然是一件万分高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象征，无论庙堂民间，不同立场的人们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自己的阐释空间，连争斗得你死我活的国共两党也能够同声赞美蔡先生，从中找出它们所需要的东西。兄毅然决然地写作蔡元培的传记故事，贯穿全书的旨意正是兄对蔡先生的全部理解。兄可能已经感觉到，我对蔡先生的理解与兄不尽全然相同，我偏重于庙堂的一维来阐释这位先驱者的伟大价值，兄则偏重于广场的一维，从弘扬现代知识分子的战斗传统来书写蔡先生，这也是一般人所认同的观点。着眼点不一样，对蔡先生传记的切入点也不一样。小说的书名冠以“北大之父”，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与发起“五四”运动成为全书中笔墨最酣的章节，现代知识分子价值取向的广场一维由此突出，其他两维则有所淡化。小说从1916年底蔡元培单身北上写起，大刀阔斧地砍去蔡元培从晚清翰林到革命先驱的人生阶段，使之简略留存于人物的对话记忆中；同时也简要概述蔡先生辞去北大校长以后的人生道路，几乎是一笔带过。你把主要的笔墨都留给蔡先生任北大校长期间的经历，如火如荼，令人神往。“主政北大”是蔡元培先生最辉煌的人生阶段。梁漱溟曾说过：“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依此而论，主政北大无疑是蔡先生人生事业的辉煌顶点。沈尹默更直截了当地说过：“综观蔡先生一生，也只有在北大的那几年留下了一点成绩。”
此论甚酷，从事功上说也是事实，蔡先生一生苦斗于政坛和杏坛，总是败多胜少，若无北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先生一生努力的结果总是要黯淡些，只是作为民国元老中的一“皓”留名而已，与吴稚晖、李石曾相伯仲。是故，有了“五四”，不但现代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由此奠定，蔡先生也当之无愧地成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即使是围绕五四新文化的战斗传统布谋全局，兄对蔡元培的理解中也自觉把握了人物具有的独特庙堂意识，并将这种特征与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相调和，努力写出对历史的新阐释。这是这部小说最见功力之地。我特别注意到你对五四运动的推动者的描写。按照一般人的解说，要么突出知识分子启蒙与思想革命的作用，那么陈独秀与《新青年》则成为主要的推手；要么强调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那么李大钊则成为主要的推手。或许这两者都是存在的，但在主流话语的掩盖之下，蔡元培的作用似乎淡化了。历史教科书上关于蔡元培先生对“五四”的作用，大约只剩下了“兼容并包”这一条，在知识分子的习惯性思维里，学生爱国运动理所当然是与统治集团相对立的，所以庙堂一方的作用自然被遗漏。而这部小说不仅别开生面地写出了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总统黎元洪与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对文化统治的宽松，为新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环境，也写了当时总统徐世昌提倡的“偃武修文”的治国策略，他起先没有对学生运动血腥镇压，还说出“按国际惯例，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枪杀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明智话，制定了对学生“可以抓但不可杀，可以捕但不可伤”的政策。从学生运动的历史来看，“五四”前后确是政治环境最为宽松的时代，以后似乎革命愈激烈，斗争愈残酷，国家政权愈强大，人民民主的权利却愈近于绝灭，这个现象，在20世纪的中国不能不最令人唏嘘不已。这部小说对“五四”的独特描写，还在于强调了蔡元培对运动的直接推动。一般历史教科书上说五四运动的起因源自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可是我第一次在你的小说里读到了以梁启超为首的民间外交在欧洲的生动展开，也第一次读到如此新鲜的细节：老外交家汪大燮如何将政府准备在和会上签字的消息私自通报蔡元培，蔡先生当晚召集学生开会，告之政府决定，走投无路的官僚们终于通过蔡元培亮出了青年学生这张最后的王牌，直接推动了五月四日的爱国学生运动。这项材料大约出自当时外交委员会的外交干事叶景莘的回忆，但极少被人引用，连周策纵先生关于五四运动的权威论著也未加采纳。就我所看到的，似乎只有陈平原、夏晓虹主编的图册《触摸历史》里引用过，而且指出叶景莘是当事人，其证词自有相当的可信度。
这确是需要我们不带偏见、也不有意漠视旧官僚们的爱国心，才能看出历史的真相来。兄有意采纳此说来布局小说，无疑是为了把蔡元培先生推上运动主要发起者的地位，由此将整个运动场景引申到当时政坛幕后的另一天地，使复杂的政治背景与单纯的学生运动联系起来，也使庙堂与广场之间发生了自然的联系。
任何历史假说都有片面性，我虽然赞同并赞赏兄采纳蔡元培先生推动学生运动之说，但也有些担心，既然学生运动是在蔡的授意下提前举行，那又如何解释几天以后蔡的辞职和“杀君马者路旁儿”之言？当然学界是有许多解释和猜测，然而我还是想在小说中看到兄的连翩想象，编织出当事人的内心斗争。很显然，作为一个周旋于庙堂与广场之间的人，他自有两边受气的苦衷：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佞人之举虽属正义，但也超出了他的预料；政府这边对学生的逮捕迫害，虽是他竭力反对的，但作为官场中人他也深谙其必然之道理，这时的蔡先生又当如何在正义与庙堂之间周旋？“我倦矣”三字正是蔡先生无能解决内心苦恼而一走了之的真性情流露。所以我读大作略感不满足的是，兄对事件材料描写过多，深入人物心理细写较少。试想：从发动学生上街到说出“我倦矣”，不过才短短的五天时间，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是经历了何等翻江倒海似的挣扎？冯雪峰有一自比，若用在蔡先生身上颇为适合：门神，即在庙堂大门上贴着的门神。门朝里一开他就算在庙里，虽然是站在门口以窥内部堂奥，但终究带入了社会的信息；门朝外一关，他又面对广场，虽然了解广场上的正义声音，但又不得不站在庙堂的立场上。蔡先生一生屡屡站在庙堂之门上充当这种尴尬角色，后来他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凑成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商山四皓”支持分共清党，也是处于这种庙堂立场。我很佩服兄直面惨淡之历史，不回避蔡支持清党的事实，但又觉得兄将此举责任完全推作吴、李、张的阴谋，蔡元培仿佛是无辜受连累，还是未免有为贤者讳之嫌。为辨别此事，我特意请教了对蔡元培素有研究的袁进先生，他也认为，在分共清党事件中，以蔡的民国元老和监察委员的身份，以及他一贯的无政府思想倾向而言，他支持蒋都有必然逻辑，只是现在史学上迷雾遮障，不易讲清楚而已。袁进先生特意提供一个例子：当时蔡游欧回国，李大钊建议他由苏联取道归国，这自然有争取统战的意思，然而蔡先生拒绝了这个建议，表示对苏俄体制不感兴趣。以我的理解，苏俄当时镇压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件对蔡元培不会没有影响，再加上北伐期间湖南农民运动中发生的枪杀叶德辉的事件，暴露了乌合之众的暴力之可怕，即使国民党的嗜杀政策蔡先生也未必喜欢，但两者相权，庙堂文人的本能就决定了他的同情倾向哪一边。尽管对蔡元培先生来说，支持分共清党未必就是支持国民党嗜杀大批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包括了他好友的儿子和自己所爱的学生。
我也注意到小说里有些细节十分传神地暗示了蔡先生性格的多重性。一般而言，蔡先生已经被人塑造成一个固定模式：诸如仁爱、宽容和好好先生之类，但真正与他亲近者的回忆中常常流露出蔡先生非常人所道的性格另一面。蒋梦麟曾说：“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斯言甚诚。依我的想象，蔡先生虽以虚怀入世，但骨子里犹有一种绍兴人的犟拗脾性，一旦尊严受到冒犯能白刃相见。这种个性在鲁迅身上发挥到极致的境界，而像蔡元培这样性格平和的人士偶尔也能露出峥嵘。如组织暗杀团时的蔡元培一定不是宽厚仁慈之人，你的小说描写了北大学生反对讲义费而掀起学潮的一节，蔡元培面对学生怒不可遏，大声喊着“我给你们决斗！”我每读至此，眼前总晃动着一个小老头挥动老拳的可爱，这才是组织暗杀团、大闹学潮的蔡先生，才是披着长发、慷慨高歌的老革命党人的蔡先生。清末民初一代士人都是极有个性的奇人，像孙中山的屡败屡战、章太炎的佯狂装疯、苏曼殊的亦俗亦僧、陈独秀的好勇独撑、吴稚晖的突梯滑稽、胡适之的风流倜傥，都是拔扈飞扬、不可一世的人物。唯到了党国治世，官场幕气日愈深重，才将先驱者塑造成“革命元老”“当代大儒”“国学大师”，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起来。蔡先生生前身后始终让各色人等重重包围，真性情偶尔流露一二。小说好在允许虚构，兄如能在这方面加强刻画，以还蔡先生奇人的真性情，其功伟矣。
几天来捧读大作，有时无端生出似读《水浒》之感，这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曲折多难的宿命所致。小说前半部分写蔡元培如何礼贤下士，为北大搜罗人才，他先后聘请了性格风貌各异的陈独秀、胡适之、刘师培、辜鸿铭、梁漱溟等人士来校任教，每人进北大的写法均有不同，恰似《水浒》里各路英雄上梁山，风风火火地开创了知识分子在民间岗位上实践自我价值的黄金时代。从《新青年》挥师北上，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知识分子群体写得大气磅礴。但“五四”一过，新文化阵营风流云散，小说的气势亦如冰山既倒，以无限凄苦之声，写出蔡元培的悲凉心情。结尾前写到蔡元培与蒋梦麟的一番苦涩对话，道出了一代文化名人的共同悲哀：陈独秀被共产国际作为替罪羊清除出他亲手创建的党，李大钊用生命殉了信仰的主义，钱玄同、周作人的自我消沉，鲁迅两面受到攻击而不得不“横站”，还有康有为的暴卒、王国维的投湖、辜鸿铭的弃世……哲人其萎矣。我读至此，心情也随之变得沉重起来。哦，不，现在毕竟还在新年中，就此打住吧。
初刊沈阳《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2期
原题为《遥想张元济——关于〈北大之父蔡元培〉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