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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人对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依赖十分强烈，自然条件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特征。古代的江南之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大体相似，雨量充沛、气候潮湿、土地肥沃、河网纵横。这些与干旱少水、“春雨贵如油”的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形成对比。江南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了民俗中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深刻影响着江南民俗信仰的流变。
饮食习惯：“饭稻羹鱼”
《汉书·地理志》里说“饭稻羹鱼”，道出了江南吴越地区饮食的民俗特点。江南无论哪个城镇，人们的主食都以稻米为主，这是因为江南是中国稻作生产的起源地，中国稻作起源的中心。这里有大量的稻作遗存，民众也有“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蓄而藏”
的习俗。春秋时，吴越稻谷的产量已经很高，即使“十年不收于国，而民有三年之食”。在苏锡常、杭嘉湖乃至在宁绍平原，皆有天下“谷仓”之称。江南不仅盛产稻米，还生产粟、黍、麦、豆、蔬菜、水果等，反映了农业生产的发达和农业经济的繁荣，这就为江南地区饮食多样化提供了条件。
吴越以稻米为主食，副食是大量的水生动物及陆栖动物，《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载：“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鲏叠包裹，煮而食之。”《盐铁论·论菑篇》云：“越人美蠃蚌而简大牢”。“越人得髯蛇，以为上肴，中国得之而弃之无用。”
“东南之人食水产，……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躁也”
。可见各种鱼类及螺、蚌、鳌、蛤、龟、蛇等都是江南民众喜爱的食物，这种习俗保留至今。
自古以来，渔民的生活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鱼”字。在吃鱼、食海鲜中所体现的习俗，真可谓五花八门。例如制食鱼鲞的习俗，剖晒鱼鲞，春秋时代就已开始。清康熙年间陈元龙《格致镜原》记载：吴王在海上作战时曾令兵士大量捕捉石首鱼充军食，吃剩剖晒后带回。“吴王归，思海中所食鱼，问所余，所司云：‘并曝干’。王索之，其味美，因书“美”下着“鱼”，是为鲞字。”鱼羹，是渔家海鲜饮食中一大风味食品。鱼、蟹之肉，皆可为主料做羹。有黄鱼羹、鲳鱼羹、鲈鱼羹和蟹肉羹等，正因为鱼羹是海岛渔家的家常菜肴，又比较容易显露烹饪者的技艺，因此从古至今，渔姑、渔嫂总是把做鱼羹和织渔网一样，作为自己必须要掌握的手艺。每逢年三十，渔岛上家家户户的食橱里，都有数碗或十数碗打成冻状的鲜鱼，这是渔家所特有的一种海鲜饮食风俗，叫“年年有鱼（余）”。在旧岁、新年相交替的除夕之夜，每户渔家都要红烧一锅鲜黄鱼或鲜带鱼，盛满碗，一碗一碗存放于食橱中，由于春节前后海岛上气温较低，碗中鱼都会结冻，数天内不会变质，将上年留下的鱼，新年中一碗一碗慢慢地吃，寓有“年年有鱼（余）”之意，寄托了渔家人企盼年年丰收的美好愿望。
衣被天下：“桑麻遍野” 生活在太湖流域周边的江南先民的衣着原料是什么呢？主要是葛、丝和麻。“葛”是古代先民用来编织遮身御寒之衣的材料。从地理环境看，太湖周边地区“山林幽冥”，葛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对葛的利用也较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了3块碳化纺织物残片，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经鉴定其原料就是野生葛。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文化遗址属于马家浜文化，比仰韶文化的年代要早，这项考古发现，说明这一地区的先民，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就知道用葛的纤维来织布了。
至于“丝”。我国是最早养蚕缫丝和发明丝织的国家，这个观点已经举世公认。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有“蚕”“桑”“丝”“帛”等文字，表明当时的蚕桑丝织业发展已经相当普遍。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上常常发现有细密的平纹绢和菱形图案织物的印痕。在《史记》中也记载了“嫘祖始蚕”。相传嫘祖偶然发现了蚕在桑树上吃桑叶，而且蚕结成了茧，于是她把蚕茧摘下，抽出蚕丝，织成丝绸穿在身上，并传授养蚕抽丝的方法，被后人供为蚕神。
从周代起，栽桑养蚕业已经在我国南北各地蓬勃发展，丝绸已经成为当时统治阶级衣着的主要原料。养蚕织丝是妇女的主要生产活动。《诗经·豳风·七月》记载了那个时代妇女采桑养蚕、制衣作裳的生动场景。考古学者曾经在吴江梅堰袁家棣的良渚文化遗址内，发现一件带柄灰陶壶的腹下部，刻有5条头向一致的蚕纹，其形态与现代家养桑蚕酷似，也可证明良渚文化时期已有桑蚕。这一发现说明早在5000年前我国江南地区就已饲养桑蚕，并用蚕丝织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物。
太湖及其周围地区的江南先民，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便已开始懂得对苧麻和苘麻的利用。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中，就发现不少用麻搓成的绳索；其中大多数是用苧麻搓成的，还出土有完整的苧麻叶片。其中少数是用苘麻制作的，它的纤维截面，呈多角形，与现在的苘麻完全相同。这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利用苧麻和苘麻的线索。
根据学界比较一致的意见，太湖流域是最先种植棉花的地区，乌泥泾（今属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在江南棉花种植历史上有着无可代替的地位。元明之际，正是我国棉业由边疆向中原推进的大发展时期，也是国人衣被主要原料由棉花逐步取代丝麻的时代。直到明末，黄河流域的植棉面积和技艺已超过长江流域，但纺织技术却始终赶不上江南，甚至出现“北棉南贩”“南布北贩”的加工贸易。
棉花与纺织业的革新与进步，推动着江南服饰习惯更新的步伐。生活在苏州吴县一带的农村妇女，至今依然保留着传统的民俗服饰。她们历来以乌黑的头发、硕大的发髻、众多的饰品，辅以精美的包头巾和服饰，显示出自己的心灵手巧和端庄秀美。其服饰的地方特色非常浓郁，传承性稳定，并随着季节的变化、年龄的差异和礼仪的需要，而有明显的差别。
江南水乡妇女服饰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相因成习，传承性很强。多少年来，经过劳动群众的筛选，一系列具有水乡特色的民俗服饰，适合水乡妇女的穿戴，尤其适宜于水乡生产劳动，实用价值较高，深受人们的喜爱。这些服饰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地变化和更新，形成了具有水乡地区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审美观念，并保留着江南水乡妇女传统特色的民俗风格。
民居屋舍：“粉墙黛瓦” 江南原住民的住房很有特点。因江南之地潮湿的气候、多水的环境，防潮隔水就成为民居建设的首选考虑。早在原始社会，为了适应自然环境，这里的先民已经懂得模仿飞鸟在树上搭屋、筑巢，以遮风避雨，防水防潮，显示了与黄河流域北方文化的差异。在黄河流域，早期人类住房是地穴式居址，半坡遗址的地穴遗存就是证明。而河姆渡出土的却是大量的木质干栏式建筑构件。虽然在江南也曾发现过一些半地穴式地面建筑，但为数很少，而干栏式建筑架空于地面，不仅防潮防水，而且通风透气，所以为广大江南民众所采用，这样就形成了“南人巢居、北人穴居”的区别。
随着城市的建构和社会的发展进步，江南民居也呈现出新的风貌与特色，塑造和演变成极富韵味的江南水乡民居，在单体上以木构一、二层厅堂式的住宅为多，为适应江南的气候特点，住宅布局多穿堂、天井、院落。构造为瓦顶、空斗墙、观音兜山脊或马头墙，形成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院深邃的建筑群体风貌。水乡多河的环境出现了水巷、小桥、驳岸、踏渡、码头、石板路、水墙门、过街楼等富有水乡特色的建筑物，组成了相辅相成的水乡居住环境。
一些富绅商贾在许多水乡古镇中留下了不少精美的院宅。这些水乡民居大都营建于封建社会，封建伦理、儒学传统、风水习俗都直接影响着这些民居的经营布局、房舍安排等。如厅堂的主次、前后的序位、主客的区分、主仆的隔离、男女的差别等在设计上都有独到的手法，这是江南水乡民居的人文因素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江南水乡民居的面貌总体呈现出：平房楼房相间，山墙各式各样，形成小巷和水巷驳岸上那种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景观，建筑造型轻巧简洁，虚实有致，色彩淡雅，因地制宜，临河贴水，空间轮廓柔和而富有美感。因此，常被人称之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人家”。
粉墙黛瓦的徽州民居。
普通民众出行，最常见的小船。图为1980年代摇进绍兴的乌篷船。
百姓出行：“舟楫代步” 江南各地，河湖港汊，河网密布的水文化编织了一条永不停息的运输线，造就了作为吴越故地发达的航运业与造船业。从江南地区大的格局来看，它不外乎以太湖为腹心，运河为通道，长江为走廊，大海为依托，同水相依为命，与船相托为伴。江南的交通工具以舟楫为主，江南民众“以舟代步”则是很自然的习俗。《越绝书》上记载越王勾践的一席话：越民能“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可见当时用船已较普及，而驾技已趋高超。《淮南子》中还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这些记载反映了江南人出行具有与中原不同的风格。历史上，江南民众善造舟、善用舟，江南水军在水面上的能战善打，作为一个传统习俗一直保持下来。从吴越水军到三国孙吴卫温的船队，从唐高僧鉴真的东渡到明郑和的七下西洋，再到近代大型造船工业的出现，都可以看出江南造船技术的先进。
从远古时代的独木舟到春秋战国的战船，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到皇帝御用的“大龙船”，江南各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造船、划船，创造了千姿百态的船文化。仅明代江苏官营船场承造的不同用途、不同型号的大小船只就有：大小黄船（供御用的为大黄船，专作进贡用的为小黄船）、各式粮船（用于海运的叫遮洋船，用于内河漕运的叫线船）、各式战船（包括三板、划船、巡座船、印巡船、巡沙船、九江式哨船、安庆式哨船、轻浅利便船）、渡船（包括水驿、渡船、便民船、小划船、桥船），另外还有用于浚治河道的黄船，装运物资的柳船、号船、运苇船、大小舢板船、宣楼船、洪湖营巡船、宝船、金水河渔船、平船、楼船等。江南造船对木料、桐油、黄麻、铁钉、桅、篷、锚、绳以及船上各种用具都有具体规定。江南的造船技术为河运、漕运和海运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它在当时世界的造船领域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之前，船是当时江南之乡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自古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家家面河，户户临水，出门就是河，抬脚得用船，四乡八镇，远远近近都可以用舟船往来，大小船只在河面上穿梭往复，一派繁忙的舟运景象。当时作为贯通城乡交流，载人的“公共交通船”叫“埠船”；主要用作货运的运输船叫“航船”，它们共同承担着城乡间的交通运输任务。有一部分是“白篷”，有一部分是“乌篷”，乌篷船与白篷船的区别，只是篷色的不同而已。船身窄，船篷低，一般可容三到四人。船底铺以木板，板上铺席，可坐可卧，轻巧便捷，安稳适逸，坐在船上有优哉游哉的感觉，呼吸好像会变得缓慢，游客晃晃悠悠地别有一番滋味，难怪许多诗人会在乘船时诗意盎然。
“饭稻羹鱼”、“桑麻遍野”、“粉墙黛瓦”、“舟楫代步”，这十六个字可以概括江南风土与生活习俗的一些最基本的特征，正是这些基本的特征，才派生出其他的一些习俗和文化心态方面的信仰来。
江南的城市，从层级来说，从都城、省城到府城、县城以至市镇，可谓级级皆具；从城市功能或性质来分，既有作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型城市的南京，有典型的工商业城市苏州、杭州，也有一大批因商品经济而兴起和发展的市镇，可谓种类齐全。以其数量多、规模大、类型全、联系密而构成明清时期全国特有的庞大城市群体。在这些城市中活跃着一群又一群士大夫群体，他们注重书卷，生活细腻精致，有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向。明清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的繁荣，江南飘散出传统悠远、苏松富邑的人文气息，成为日后形成的江南文化的一抹亮色。
魏晋南北朝时，门阀贵族清谈成风，佛道的普遍传播，造成了中华文化的大融合。隋唐以降，由于中原频繁出现战乱，大量北人南迁，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宋代以宣扬儒学为主的府学和学风比较自由的书院，在江南许多城市大量涌现。例如文化古城苏州，民风习俗崇经好文，温文尔雅，苏州成为当时人文发展最为先进的地区之一，不仅缙绅士大夫摘章染翰，“闾阎田亩之民山歌野唱亦成音节”
。“家家礼乐，人人诗书”，这样的描述多少有点夸张，但却反映出这样的信息：江南一带的人们，无论贵贱贫富，都在勉力于学，读书风气盛行。苏州人受历代游于苏或居于苏的文人墨客和官宦家风的影响，精神生活崇尚读诗书赏字画，民间收藏书籍、骨董成风，明清以来追求高雅精神享受成为了社会风尚。“吴人滑稽，谈言微中，善谐之恢，又多闲情韵事。如饮酒则严觞政，试茶则斗茶具，手谈则讲弈谱，钻必求宣款，砚必贵端溪，图章必求冰石，装璜卷轴必仿宣和。旁及种菊艺兰，能谙物性燥湿寒暖之宜。”
再看越文化故地的绍兴，历史上的名人，从虞舜夏禹、越国君臣，到光复群雄、辛亥英杰，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可谓人数众多，群贤辈出。
明清江南的城市物质丰厚，山水秀丽，历代文人雅士荟萃，思想文化流派迭出，戏曲和俗文学发达，形成了吴人婉约细腻、好学善思、机智灵活的思维方式，崇尚礼仪、重节俗、好游历、讲究生活细节的传统文化风尚。明代万历年间，与张居正同时为官并遭到排挤的张瀚，遭弹劾辞归故里后把平生所见所闻著录成《松窗梦语》八卷，张瀚写道：“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
近现代著名的民俗学大师胡朴安先生曾经分析江南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方式，他说：“因士类显名于历代，而人尚文；因僧徒倡法于群山，而人尚佛。泰伯逊天下，季札辞通国，德之所化者远矣。更历汉、晋以来，风俗清美，俗多祠宇。山泽多藏育，风土清且嘉。泰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郊无旷土，多勤少俭。君子尚礼，庸庶淳庞。当赵宋时，俗益丕变，有胡安定、范文正之遗风焉。及后礼义渐摩，而前辈名德，以身率先，又皆以文章振动。今后生文祠，动师古昔，而不梏于专经之陋。矜名节，重清议，下至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摛章染墨，其俗甚美。”
无论从地缘角度，还是从人文角度，江南独特的风土人情，绵延千百年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个性。好学善思、机智灵活的思维方式，以及江南人善于适应时代潮流，识时务、巧于融会贯通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给今天江南各个城市的民俗文化以多方面的滋养。上海之所以开放兼容，以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形成海纳百川的态势，源头就在于江南文化是上海民情风俗的底色。江南接纳了以长江黄河流域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徽派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等为主的多种文化，通过长时期的互相交流、相互融合，进一步彰显出江南风土人情的无穷魅力。
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江南民俗信仰，在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信仰、心理态势、思想意识和民间惯习等文化特质，陈陈相因，年年相袭，好像也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和调节着，其程式和礼仪几乎也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这就有必要对民俗信仰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
从纵向来分析，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自然灾害的频繁，先民们不可能对此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于是，人们通过巫术娱神，实现在幻想中去征服自然。大量地通过身份特殊的巫觋神秘的化妆、奇妙的舞蹈、梦幻般的演唱，借以实现人们消灾求福、征服自然的愿望。与其说是娱神，毋宁说是娱人，这种最初的巫术活动，乃是后世群众性娱乐活动的一支萌芽。
从横向来观察，民俗信仰，是一个由多种因素互相联系而构成的完整体系。某种具体的风俗事象总会受到某一价值体系或思想体系的支配。这种特有的价值体系、思想体系是被这一社会的成员作为约束其行为的标准而共同遵守的，因此它便成为江南民俗信仰中带有支配力的共同倾向。
世界上万千的民俗信仰都是根据一定的条件产生并长期联系而生成。大量的民俗文化事象，它既表现为一定物质的、有形的、可直接触摸到的具体的实物，同时，它又表现为观念的、无形的、只能意会和理解的抽象形式。可以说，民俗信仰是划归于人类文化深层结构层面的，它是古今贯通的，因为它既是每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实际生活的积累，也有此地民众群体世代相传的积淀，基于这种积淀在人们精神世界形成了一定的观念态势，人们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沿袭这条步履艰难的轨迹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