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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江南民俗，首要的问题就是对“江南”这一概念的厘清与定位。尽管唐宋以来数不清的学者，都对“江南”的地域概念作出了各种各样的阐释，但究竟何谓“江南”，何谓“江南文化”，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说法。事实上，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江南”一词的内涵一直比较模糊，众说歧出。以常备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对“江南”的解释为例：“（1）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就是江苏、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2）泛指长江以南。”按照第一种解释，那么充满人文底蕴的南京和扬州就被排除在“江南”之外了，而事实上，南京和扬州都是江南城市中的翘楚；按照第二种解释，“泛指长江以南”，那么广东、福建等都在长江以南，是否也要将粤闽之地都纳入江南的范畴？
“江南”地域概念上的模糊与混乱，首先是历史上行政地理的变更所致。江南，作为一个地区的名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指代着不同地区。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再到隋唐，由于统治者一直以中原地区为地理坐标的中心，所以唐代以前的江南，一般是指今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唐代设置“江南道”，所辖区域“东临海，西至蜀，南极岭，北带江”
，因为辖区面积太大，难以管理，后来又分为“江南东道”（相当于今福建、苏南、上海、浙北等区域）、“江南西道”（大致指今湖北东南、湖南、江西、皖南等区域）。唐代置“江南道”的意义是很大的，成为定义现代“江南”含义的开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江南东道被拆解为浙西、浙东、宣歙、福建四道；到了宋代，则置“江南东路”（辖区相当于今赣东北、皖南、南京一带）、“江南西路”（管辖着今江西大部和湖北东南地区）。
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尚未取得政权的朱元璋在自己的割据之地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治所在应天府（今南京），管辖江苏、安徽一部分地区。洪武元年（1368），大明王朝开国，朱元璋定都南京，为了建一个大的首都直辖区，“江南行中书省”遂改称“中书省”，除了江苏、安徽，甚至将浙江的一部分也都划了进来。到了清代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清顺治二年（1645），置“江南省”，江南省不仅包括部分江南地区，还包括了大片的江北地区（淮北、苏北），管治着今江苏、安徽二省兼及江北各地；又置“江南布政使”，“领江、扬、淮、徐、通、海六属”，这就形成后世狭义的江南的概念，原江南西道演化为今江西省，而江东地区则以南京为中心，主要包括苏、浙、皖部分地区。清代设两江总督署，辖江苏省（含上海）、安徽省、江西省。这说明，历史行政区划因朝代的兴废而划来划去，如同今日“长三角”“珠三角”“大湾区”“环渤海”一类的名称一样，作为历史地理学名称的“江南”，其地域的概念总是有点扑朔迷离。
那么，古代典籍中的江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通过查考，对“江南”的表述也是说法多样，有一种多义阐释的倾向：
第一种说法出自《尔雅》。《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词典，也被认为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尔雅》的说法是：“江南曰扬州”，认为“扬州”是典型的江南；
第二种说法出自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昭明文选》，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载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诗：“采菱调易急，江南歌不缓。”吕延济注：“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显然，这里的江南大抵是楚（今湖南湖北）越（今浙江）的概念；
第三种说法出自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五松山送殷淑》：“秀色发江左，风流奈若何。”王琦辑注云：“江左，江南也。”这里的“江南”又称为“江左”。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日录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自江北论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北宋天禧四年（1020）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北宋时期，今天江西省的大部分区域属于江南西路，江西是中原人士南下移民开发的重点地区。自元朝之后，伴随着江西行省的设立，江西和江右都主要指今天的江西一带了。
古人对于“江南”的释义，除上述三种之外，可能还会有其他解释，但不论哪一种解释，显然与我们今天对“江南”的理解大相径庭。
现在，我们一般所指的江南，大体上有广义的江南和狭义的江南之区分：前者沿袭了唐代以来的看法，一般将江南理解成长江中下游一带，主要地区是现今的浙江、上海、江苏的中部与南部，江西、湖南、湖北的中部与南部，福建北部，安徽大部等；而后者则是指苏南和浙北地区，但具体范围并不很明确，这个概念大概从唐末开始，到明清时期成型。最明确的江南核心地带，是环太湖流域和钱塘江以南部分地区，指江苏、浙江的“八府一州”，即江苏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太仓州，浙江的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
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不居是一种常态。实际上关于“江南”一词的定义及其运用，自古及今，就从未统一过。
我以为，在中国历史上，不能将“江南”仅仅理解成一个地理概念，而应理解成一种文化概念。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这个陕西渭南汉子与江南有着某种难解的情结。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忆江南》，表达了人们对江南的最普遍的看法。直到现在，中国人形容某个地方富庶时，用的词往往是“江南”，如“塞上江南”、“塞外江南”、“赛江南”。这个功劳应该归功于白居易。
不独白居易，唐宋的第一流诗人和第一等画家都曾有游历江南的经历，留下了大量的关于江南山水、文采风流的吟咏与画作，正是这些创作，实际地建构和形成了江南文化。江南山水美丽而独特，江南风土人情独步华夏神州，但是如果没有唐宋以来一大批文人墨客的歌咏、描绘，就没有江南文化。他们异口同声地吟咏、描绘着江南风物，也异曲同工地向世人展示了江南之美的一个个文化视角：
中唐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成为千古绝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短短四句诗，写尽了一个旅人对于苏州空灵夜色的描绘，诗人运思细密且具诗意的语言，构造出清幽寂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
诗人韦庄是晚唐五代花间派中成就较高的词人，与温庭筠并称温韦。韦庄的词注重作者情感的抒发，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学习白居易、刘禹锡《忆江南》的写法，追忆往昔在江南的游历，把平生漂泊之感、饱经离乱之痛和思乡怀旧之情熔铸在一起。
北宋杰出的政治家王安石，他的《泊船瓜洲》同样脍炙人口，千古传诵：“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首著名的抒情小诗，抒发了诗人眺望江南、思念家园的深切感情，不仅借景抒情，情寓于景，情景交融，而且叙事也富有情致，一个“绿”字写活了春风下的江南美景。
宋代另一位天才作家和诗人苏轼，也曾在江南许多地方主政为官。苏轼在杭州为官，自比当年的白居易，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就是现在著名的“苏堤”，给西湖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道美景——苏堤春晓。他从杭州卸任后，做了密州（即今山东诸城）太守，那年的元宵节，苏轼写下《蝶恋花·密州上元》，将江南钱塘（杭州）的热闹气氛与山东密州的节日气氛做了对比，明显地道出了词人对江南的怀念。苏轼给江南的山水赋予了那么多的灵性，流传下歌颂江南山水的千古绝唱。
分析这么多林林总总的唐宋诗人和大家对于江南的吟咏，就是想说明考察江南不仅需要一种地理上的诠释，更应从独特的文化视角来探析——中国人对江南的理解，脑海中铺展的关于江南的画卷，是与这些传颂千年的篇章不可分割的。
当然，江南也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历史上有过两次中央王朝南迁，于江南承继大统。一次是西晋灭亡后东晋政权的建立，另一次是北宋灭亡，南宋政权的建立。作为偏安一隅的全国性政权，一方面，对于收复北方中原失地、统一华夏的渴望，给江南文化注入一种忠勇情怀，这种情怀可以从南宋许多志士仁人的诗文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另一方面，“偏安江左”，达官显贵一味纵情声色，寻欢作乐，表现出醉生梦死、苟安怯懦的心理状态，对于江南文化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这首《题临安邸》就是对南宋统治者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的一种强烈抨击。
为什么不把这种政治性的因素，作为江南文化的核心要素来评述呢？因为，相对于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南北分治的时期毕竟短暂，不能构成对江南文化历史积淀的核心要素，江南自身的秀美山川和人文意蕴，才是建构江南文化无穷魅力的核心成分，这就是自唐宋以来，那些林林总总的诗人画家、文坛巨子讴歌描绘江南的原因所在。“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
。可见，从文化上考察江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独特视角。
坊间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江南是水做的”。这句俗语指出了江南文化与水的关系。江南之胜，独在于水。水是江南的灵魂，河港、池塘、湖漾、沼泽，正所谓“一曲溪流一曲烟”，河流纵横交汇，众多的港汊和河塘，形成了江南秀美的灵气和景致。
江南不仅河湖港汊纵横交错，水系甚为发达，而且水还是江南之所以成其为江南最可辨识的因素。水在江南拥有了全新的内涵，这便是水的人文化：受水的限制，江南一带出行多靠舟楫，于是盖屋建房时也巧妙地利用了水，形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迷人景致。“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江南诸多古镇的民居大抵傍水而建，众多人家沿河聚集，鳞次栉比的房屋都是乌瓦白墙，明净淡雅地参差错落于水道两岸，房屋多为一层、二层的砖木房，纵深递进，封闭内向，在布局上有进深小、占地少、结构紧凑的特点。
唐代大诗人杜荀鹤做过一首歌咏江南小桥的诗：“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唐代，仅苏州城内的桥就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
之说。在浙江绍兴，城内外河网密布，大小河流现有长度10000多公里，桥梁10000余座。据清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城衡路图》记载，绍兴城内有桥229座，而当时城市面积只有7.4平方公里。江南吴越之地的桥梁之多，据此窥见一斑。绍兴自古有水乡、桥乡之称。已故著名建筑大师陈从周教授曾有“万古名桥出越州”
的名句，准确地概括了绍兴地理风貌的特点。
有了桥，河流纵横的水乡也就形成了一个整体，深壑巨谷因溪流奔泻而相见不相通的村庄能够互通往来，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民众的生活，一座座桥梁又记录和展示着各个时期的历史与风尚，构成绍兴独特的文化风貌。河道穿街绕户，构成独特的水巷风貌，造就出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优美风光。人们居在水畔，行在水上，出门行路不是舟楫就是桥梁，生产、贸易、饮食等无不受此影响。
江南地处南温带，湿润多雨，特别是公历6、7月份，江南地区的梅雨季，细雨加上阴沉，这个气候特点导致了江南草木繁茂，自然风光绮丽迷人。特别是春雨，是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才子佳人们流连忘返而又最生心仪的景致了。烟雨江南、秦淮红楼、柳岸兰舟，那倩姿丽影，是才子佳人们品爱饮恨、玩风弄月的最好情韵。正是春雨的丰沛，使得江南春天不仅色彩丰富，生意盎然，而且氤氲、灵动、多变，魅力无穷。发生在江南的许多动人的故事几乎都与春雨有关，在中国最为著名的白娘子与许仙的爱情故事不就发生在春雨时节吗？
江南的春雨，其实除多情之外，还透着活力，透着和谐，更透着辛劳。“添得垂杨色更浓，飞烟卷雾弄轻风。展匀芳草茸茸绿，湿透妖桃薄薄红。润物有情如著意，催花无语自施工。一犁膏脉分春陇，只慰农桑望眼中。”宋代女诗人朱淑真的一首《膏雨》，把江南的春雨的多情、活力、和谐、辛劳写得真是细致入微。
水是万物之母，生命之源，是人类得以生存与进行文化创造的最宝贵的资源。早期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水进行灌溉，人类文明的起源大多都在大河流域。由于水对生命的重要意义以及它的独特性，在文学、神话、民俗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中，经常会出现带有特殊寓意的水的形象和借代。
构成江南主要属地的吴语片区，可以说，从史前时期开始直到近代，其民众更多地利用自然水源和人工水源，形成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包含今江、浙、沪、皖、赣的水网系统，它为养育江南地区的人民，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江南文化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水乡之“水”，还是水乡之“乡”，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众情感息息相关。数千年来，人们赋予“水”和“乡”的含义已远远超出其字面意义，实际上，“水乡”一词，已经糅合了人们特定的情感和乡愁，隐含着对一种理想文化的体认和呼唤——这种文化，有别于嘈杂纷乱的都市喧嚣，有别于辽阔粗犷的大漠孤烟，也有别于匆匆碌碌的市井生活——这是一种天人和谐的居住文化。人们对水乡的向往，对水乡的眷恋，其实是出于对这种居住文化的认同与追寻。人类惯于以自身作为万物的尺度，对环境的评判理所当然是从人类自身的感官认知、生活习性、文化模式、历史经验等因素出发。
人是文化的产物，人所欲求的水乡必然是为文化所限定的水乡，也就是说，江南水乡，只要它在人们的脑海里代表一定的意义，那它必然就具有人文的品格。水乡的完整含义，就是其地理意义与人文意义的有机结合。对江南水乡的强调，是为了突出水乡的人文内涵。不同的水乡，之所以显出不同的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文化的百花争艳、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