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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地经历过梁武帝太平盛世的颜之推，在这之后尝尽了亡国和流亡各国的辛酸痛苦。《颜氏家训》虽说是他基于这些经历产生的反省，但该如何思考他留下的以下的记录比较好呢？以下引用的三段内容来自《颜氏家训》。
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效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马郎乘马，则纠劾之。
果下马是濊国
产的小型马。身高不过三尺，即使在果树之间也能自由地来回乘骑，因此而得名。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著作郎和秘书郎是只会授予贵族子弟的初任官职，是世人所仰望的官职。而“体中何如”是中国古代的书信用语，是“身体如何”的意思。贵族子弟只要能写字就能成为秘书郎。作者接着写道：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雇人答策；三九公讌，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
“明经……赋诗”这两句批判的是当时找替身参与高等文官考试以及在三公九卿举办的宴席中找人代为作诗的丑陋社会现象。
在颜之推年轻的时候，正是梁武帝治下的太平盛世中，颜之推也如普通人一般，拥有仿佛身患热病那样的狂热和陶醉，但正如前面所述的，之后他所经历的亡国和流浪各国的苦楚经验彻底荡涤了这些情绪，他在清醒的状态中写下了以上所引的文字。颜之推所描绘的一定与梁武帝所梦见的诸佛国土的悦乐毫无关系，倦怠、无力、沉滞、惯性、无纪律、颓废，如此这般的现象是与梁武帝的太平盛世表里不一的。研究发现，早在梁武帝统治时代，处在良好环境里的士大夫中就有表达警示之言的有识之士，如同在和平和繁荣的光辉之外投射下的阴影。郭祖深是这样的人，后来上奏揭露四个严重社会问题的贺琛也是这样的人。
贺琛提出的四个问题是：（一）不堪苛捐杂税的百姓流亡于外，因而户口减少；（二）风俗侈靡；（三）下级官员中普遍存在的以出世思想来立身的风潮；（四）徭役繁重而国弊民疲。但是梁武帝一读完这则上奏便如同孩童一般生气了。他召见了佑笔的主书令史，命令他一个个详细地进行驳斥，之后再让他传达给贺琛。这里选取梁武帝和贺琛关于第二个问题“风俗侈靡”的问答来看看当时的情形。贺琛首先写了下面这段话：
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
之后便条分缕析地进行陈述：
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
对此梁武帝的反驳是这样说的：
其勤力营产，则无不富饶；惰游缓事，则家业贫窭，勤修产业，以营盘案，自己营之，自己食之，无可施设，此何益于天下？且又意虽曰同富，富有不同：悭而富者，终不能设；奢而富者，于事何损？若使朝廷缓其刑，此事终不可断；若急其制，则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欲使吏不呼门，其可得乎？更相恐胁，以求财帛，足长祸萌，无益治道。
特别是梁武帝统治的晚期，成了采取这种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时代。虽说如此，但是却不能称之为无为而治。很多政策听上去很好，但施行起来困难重重，梁武帝轻描淡写地看待国家存在的贫富问题，认为贫富是对劳动的惰与勤而做出的回报，且仅仅只是一部分有闲阶级在奢靡景象中沉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早已被奢靡风气所腐蚀，成了悲哀的存在。虽然贺琛一贯有类似的看法，但这样的观点恐怕只会被别人视为未能享受时代恩惠的人的怨言或嫉妒罢了。为了证明梁武帝对贺琛的反驳不仅仅是出于一时的不满，而是他日常的作风，下面介绍那位带领着六十二位王公朝贵赞扬梁武帝信仰正确的临川王萧宏的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南史·萧宏传》中。
萧宏府邸的内堂背面并排列着上百间库房，平时总是被重锁牢牢锁住。有人怀疑其中可能藏有铠甲兵器。因为有人告密，梁武帝便来到了萧宏的府邸，萧宏在府中摆设酒宴款待。酒酣耳热之际，梁武帝说道：“我想去你的后房看看。”说完向着库房的方向走去。然而突击检查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库房内全都是钱，每百万钱用一根黄色带子捆扎，而每千万钱则用紫色带子捆扎。这样的库房有三十余间，共藏有三亿多的钱。其他库房贮藏有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砂、黄屑、杂货等等，皆堆积如山。梁武帝对着正准备接受责备的最小的弟弟展露笑颜，说道：“老六，你很有本事啊。不管这些，来，让我们继续痛饮吧！”
已故的白乐日
教授写道：“当时对最大的有势力的家族最好用的手段就是把债务人从他们用于抵债的土地上赶走，但这些大家族中往往就有梁武帝的至亲兄弟。应该说这与正史中所见到的禁止土地兼并的手段就很矛盾了。”（松村祐次译：《中国文明与官制》，美铃书房1971年版）他所提到的有势力的大家族不是别人，正是萧宏。“宽宏大度”的梁武帝将萧宏大量囤积货币物资的行为看作是“勤修产业”，竟然纵容赞许。
梁武帝对贺琛的反驳继续着：
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亦豪芥不关国家。如得财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
贺琛总是将“风俗侈靡”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而梁武帝偷换概念，装聋作哑，将此作为自己个人的问题。从这些反驳的言论中还可以看到一些问题，是梁武帝完全没有意识到的。胡三省将问题的重点正确地指了出来，于是有了以下的批注：“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
贺琛和梁武帝的对话还在继续着：
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
卿又云女妓越滥，此有司之责，虽然，亦有不同：贵者多畜妓乐，至于勋附若两掖，亦复不闻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当令有司振其霜豪。
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道之以节俭，贬黜雕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力所不至，还受其弊矣。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易于反掌。夫论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正雕流之弊，莫有过俭朴者也。
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
梁武帝以“为谁为之？救物故也”这样恪谨的态度为骄傲。虽然说“救物”原本是《老子》中的话，但在六朝时为了表现普度众生的佛以及菩萨的态度，这个词被频繁使用。由此可见，梁武帝早已不仅仅是世俗世界的统治者了。在对贺琛的上奏一条条加以驳斥之前，从梁武帝即位开始算，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到了6世纪的40年代。即使是多么英明的君主，经过了四五十年还能保持最初的心态而没有堕落，真是太难了。四五十年在这里是轻飘飘的四个字，但放在人的一生中来看，却是一段足以令人敬畏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