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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治下的江南，因令人炫目的太平盛世而被讴歌着，是东魏士大夫热切憧憬的对象。庾信的《哀江南赋》有这样的吟咏：“五十年中，江表无事。”
此言不虚。在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加起来的一百七十年中，共出现了二十三位天子，废立、弑逆、篡夺的戏码不断上演，循环往复。在这样动荡不安的南朝历史中，却有一位天子开创了五十年（准确地说是四十八年）的太平盛世，这是超群绝伦的。北方的混乱不堪作为梁太平盛世的原因之一，这一点南北是完全相反的。北朝内部的动摇和混乱，对江南而言就意味着军事威胁大幅度降低。这个时期，梁朝有着将亡命江南的北魏宗室元颢送回洛阳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之后梁朝又以高明的手段干涉了北朝的内政，努力与东魏保持友好的关系。当然，江南太平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和北方有着这样的关系。当初，梁武帝以讨伐南齐“恶童天子”、东昏侯的名义在襄阳举兵，并于公元502年建立了梁朝。当时的梁武帝是当之无愧的英迈之主，他一登场便整肃了弥漫于东昏侯时代奢靡享乐的风气。
南北朝以及之前的魏晋，合起来叫作六朝
。六朝社会也可以叫作贵族制社会。如果要简略叙述一下当时贵族制社会的结构，大概如下面所述：这个社会是由士、庶民、贱民这样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士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权，于是就有这样的表述：“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士与庶民有天壤之别，而贱民则完全被置于社会地位之外。士作为主人，被授予免除徭役的特权，这是在法制上的笼统概念。在士的内部还有一层层的阶层之分。士之中占有最高地位的即在社会上占有最高地位的，也就是所谓的贵族。内藤湖南博士关于这个时代的贵族这样叙述道：“作为制度，天子无法给予人民土地，所以大家族自然能作为地方的名门望族永远存续下去。”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东洋文化史研究》，弘文堂1936年版；又《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筑摩书房1969年版）。贵族大概是在帝国崩溃倾颓的东汉末年产生的，在依靠层累的历史堆积形成门第之前便存在了。这就是门阀贵族。而在这一时期，根据特殊的官僚任用制度，即九品官人法（或称为九品中正制），贵族会获得与门第相匹配的官职。“当时的政治应该是全体贵族所专有的，只要是贵族，入世必然做官。”内藤博士的撰述指出了这一点。不仅仅是政治，还可以看到整个社会都掌握在贵族手中。贵族凌驾在整个时代之上。无论经济或者文化上如何优秀，有庶民存在的场合，庶民就会被贵族冠以“寒士”“寒人”之名而进行排斥。在法制上也是如此，正因为不同的士的身份差别，下级士族便有了“寒门”的卑贱称谓。当然，寒人和寒门子弟有时也会作为天子的近臣而被起用。但贵族认为这些人是贵族社会秩序的破坏者，故称他们为“恩幸之人”。恩幸之人这个词不仅仅是从历史背景中来的，还有从天子处获得微薄的恩遇而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的意思。这个词是一种被赋予了浓烈感情色彩的蔑称。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贵族的面前，恩幸之人连坐都不能坐。据说当时曾有一恩幸之人得到了天子的教导：“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
但当他按照天子教导之言入席就座后，主人却摇着扇子道：“若不得尔。”
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告退，悻悻而归。天子听说后如此叹道：“我便无如此何。”
这绝不是一个笑话。这个故事中登场的天子就是刘宋的第三代皇帝——宋文帝刘义隆。在宋文帝治世下的元嘉时代（424—453），作为梁武帝治世之前的南朝盛世，被后世赞颂为“元嘉之治”。宋文帝始终都尊重贵族制社会的规则，他的这种政治姿态被认为是极大程度地在迎合贵族们。
但是，贵族制社会形成后，经过两三百年的时间，到了5、6世纪之交，谁都不得不承认当时社会各阶层中崩塌的现象开始产生。被贵族视为卑贱的寒门乃至寒人，虽然依旧被认为是卑贱的，然而他们的势力却着实增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增长，富裕的庶民出现了，他们中不少人成为了天子的近臣，占据了政权的一隅。南齐永明三年（485），在浙江一带发生了唐㝢之暴乱，暴乱发动者就是为了谋求社会地位的改善。变得富裕的庶民是这次暴乱的主体。东晋末年，同样在浙江一带进行劫掠活动的孙恩之乱，其主体被认为是落魄无依的庶民。两相比较可成对照。渐渐地，商品经济的威力在庄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曾经接受贵族委托对庄园进行管理的守园人，他们往往是寒人出身，守园人被给予的自由逐渐增加，贵族的经济基础开始削弱。（川胜义雄：《关于南朝贵族制没落的考察》，《东洋史研究》二〇卷四号；又《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版，第Ⅲ部第四章改题收录的《南朝贵族制的崩溃》）梁武帝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认识到南齐东昏侯沉溺于颓靡之中已无可救药，并且必须要进行一些改革。对于这一点，宫崎市定博士有如下的阐述：“武帝对事情的本质有所思考，对于贵族而言，应该被着重采纳的点是尊重。不是尊重现实中的贵族制度，而是对其精神的尊重。即这份尊重应该放在贵族的教养上，而不是现实的门第。于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门第低但有贵族教养的人必然陆续被录用。”（《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科举前史》，京大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又《宫崎市定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92年版）如此这般，“寒门”以及“寒士”，即所谓的下等人，他们的晋升之门被打开了。这对僵化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梁武帝是一个有野心的政治改革者，与此同时他还是优秀的文人、学者。他身上具备的教养和学问让他立身于时代之中，这足以令贵族们有所敬畏。因此他作为愈发英迈的帝王君临于世。假如他没有成为天子，青史之中依然会留有萧衍之名。年轻的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曾在都城鸡笼山下建立西邸。萧衍是出入西邸的文人宾客，是“竟陵八友”之一。王船山的《读通鉴论》中有以下的指摘：
帝固起自儒生，与闻名义，非曹孟德、司马仲达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刘裕、萧道成之发迹兵闲，茫然于名教者也。
确实，梁武帝的个性风格与“雄豪”的曹操和司马懿碰巧相似，但与宋的创立者刘裕、南齐的创立者萧道成那般的野鄙、粗暴完全不同。为了不引起误解，这里有一点需要补充，王船山所提到的“固起自儒生”是着重说明梁武帝本来就是一名学者。他的学问不限于儒学。梁武帝兼习以《易》、老庄为基石的形而上的玄学，以及儒学、文学、史学，也可以说他是以兼修儒教、佛教、道教为目标的六朝士大夫的典型。据《梁书·武帝纪》记载，他的著述中属于外典的有《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
《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以及《老子讲疏》，而属于内典的有《涅槃经》《大品般若经》《维摩经》《三慧经》诸经义记。除此之外他还撰有《文集》一百二十卷。在梁武帝主持下，南梁诸臣奉旨编纂而成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有一千余卷，还有梁武帝亲自执笔赞序的《通史》六百卷，等等。这些只是根据《梁书》的记录，实际的撰述应该比这些更多。梁武帝的才能不仅仅局限于王船山所说的“名教”领域，而且在其他非“名教”领域也得到了展现。特别是在佛教领域，不得不说他作为世俗世界的统治者，涉足佛教过深了。这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总的情况如下文所述。
梁武帝即位后不久的天监三年（504）四月八日，正逢举行灌佛仪式
，梁武帝舍去了从前的道教信仰，向佛法僧三宝发誓要一心一意于佛教信仰。接着在同月十一日，门下省下发了一通敕文，劝说、奖励公卿百官、侯王宗族也入信佛教。在天监十八年（519），梁武帝进一步接受菩萨戒，被授予了“冠达”的法名。此时修寺建塔较之前也更加盛行。晚唐诗人杜牧吟咏过：“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虽然这是杜牧对梁武帝时代的纵情想象，但“四百八十寺”可不是诗歌的夸张手法。梁武帝时代有一位叫作郭祖深的人物，在他的上奏中，提到的可不止四百八十座佛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
此时，国都建康人口急剧膨胀，总计有二十七万的户数。然而除此之外，五百座寺院中还有数量庞大的十余万僧尼。算得上“穷极宏丽”的寺庙的，正是于公元527年在台城北边营建的同泰寺。这是一座容易被误认为是皇宫的寺庙。寺庙大殿位于正面，九层佛塔高耸入云。为了驾幸的方便，梁武帝可以穿过新建在台城北边朝向同泰寺南门的大通门。“同泰”和“大通”可以说是相反的。“tongtai”（同泰）这两个音节互换的话就变成了“taitong”（大通）
。这是个有趣的语言文字游戏。也是在这一年，梁武帝改年号为“大通”。驾幸同泰寺的梁武帝坐在高座上讲经，僧俗听众达万余人。同泰寺还在梁武帝主持下举行了无遮大会。不分僧俗，无论贵贱，所有人都进行佛法和财物的布施。在中大通元年（529）的无遮大会上，僧俗五万余人参与集会。这里还举行了三次到四次的舍身仪式。梁武帝舍弃皇位，成为“三宝奴”。每当此时，以皇太子为首的百官们一同向僧众请求，以一亿万钱替梁武帝赎身。僧众默许后，百官又三度奏请还驾台城，之后梁武帝应允。在应允之前，梁武帝还要作三封答书。虽然贵为皇帝，这些答书却以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萧衍顿首”作为开头，并以“萧衍顿首”结尾，这表明梁武帝早已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了三宝，身上是没有帝位的。因此当返回台城后，他身着衮冕，乘坐金辂，驾临太极殿，举行如即位一般隆重的仪式。之后，大赦天下，更改年号。在宗庙祭祀中，一般会供奉名叫“血食”的牺牲，这是中国古礼所规定的。但其实这是违背佛门“不杀生戒”的。因此在天监十六年（517）以后，梁朝祭祀时改为使用“面牲”，即用面粉制作的代用祭祀品。梁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与出家人一样，遵守着严格的戒律，每日只吃一顿饭，遵守“不饮酒戒”而滴酒不沾，遵守“不杀生戒”而仅仅食用豆汤和糙米制作的素食。梁武帝穿着之物没有丝绢，仅仅只有布衣。另外，宗庙祭祀、大会飨宴以及法事之外都不允许听到音乐。而且，不到五十岁梁武帝更是完全断绝了房事。
《南史·梁武帝纪》中评价这样的梁武帝为“溺于释教”
。这也使梁武帝成了初唐的傅奕、中唐的韩愈等排佛论者所非难的对象。不仅是排佛论者，对梁武帝信仰批判的言论在佛教典籍中也有发现。《六祖坛经》中记载，梁武帝问：“朕一生已来造寺、布施、供养，有功德否？”达摩一声叱咤：“并无功德。”书中还记录了六祖慧能这样的话：“功德自心作，福与功德别，武帝不识正理。”
梁武帝这样的行为可以叫作福德，与功德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与达摩见面交谈的记录是在禅宗形成过程中捏造的虚构故事，但两者有观念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禅宗主张“佛在心中”，阐释“心即是佛”，将“一切有为法”视作“如梦幻泡影”。站在禅宗的立场上，就能否定梁武帝的信仰，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即使在梁武帝时代，少数佛教批判者也是存在的，如范缜、荀济，还有前文刚刚提及的郭祖深。比如郭祖深上奏中就曾写到“舆榇诣阙”，他是做好了向梁武帝痛陈官吏苛暴、人民不事稼穑、举国崇佛的弊端后慷慨赴死的准备，但后来他到建康后依然无法阻止崇佛的风潮，于是发出警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但是大多数人对梁武帝的崇佛持肯定和欢迎的态度。下面的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梁武帝为了反驳激进的排佛论者范缜的《神灭论》，选取了《礼记》中关于神不灭之义的两则文字，撰写敕文来说明神不灭，也就是灵魂不灭，不仅是佛教的主张，在儒家的主张中也是明确存在的。梁武帝并将此文赐予光宅寺的法云法师。法云阅读敕文后，立即将其传阅给王公朝贵们并收集他们的意见。
伏览渊旨理精辞诣。二教道协于当年，三世栋梁于今日。足使迷途自反，妙趣愈光。
《弘明集》收录了王公朝贵意见集的开头部分。上面这段引文是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的意见。从接下来收录的六十一人的意见来看，若将署名互相调换也是没有影响的，因为都是千篇一律的论调——对梁武帝神不灭论的赞叹。虽然如此，我们不能将这个解释为是梁武帝党同伐异
的行为。六十二位王公朝贵，无疑囊括了代表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们，他们确实是真正的佛教信徒，不能被认为是屈服了权力而表面服从的。影响力如此之大的佛教思想不知不觉渗透进了梁朝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中，对他们而言，梁武帝可以说不仅是他们日常世俗生活层面的主人，也是自我精神生活层面上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