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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裹着宽袍，高高地矗立在主广场的一个柱基上，向东望向大海。白色的条痕是海鸥刚刚送给他的礼物，让他青铜色的头发更显斑驳。他左手拿着一本没有名字的书，紧贴在胸前；另一只手支撑着下巴，脸上显露出一种阴郁、沉思的庄重神情，让人感觉他宁愿身处别处。游客聚集在他脚下，却很少看向他——他太高、太阴郁了，不适合拿来自拍。但是他所在的柱基是人们的聚集之所——在黑海广袤的沙滩上暴晒了一天的人们，会在夏日傍晚时分在此尖叫、进食和亲吻。这些人是来康斯坦察（Constanta）度假的，这里是旅游公司口中的罗马尼亚（Romania）里维埃拉（Riviera）的中心，每年夏天都会接待数十万的游客——每天都有来自维兹航空（Wizz Air）的班机，从伦敦被遗弃的第四座机场卢顿（Luton）飞过来。
如今的康斯坦察已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的享乐之地，但人们也记得它是古老的托米斯（Tomis），是某人被迫移民的地方。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就曾站在那个基座上，因为被发配到此度过余生而痛苦绝望。再也没有人比他更厌恶流放，更黯然神伤了。在他之前，也有被流放的名人，但他是第一个将自怜和乡愁用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奥维德可能是第一位将待在家里、千方百计避免迁移这个概念描述出来的人，他认为流亡是最糟糕的命运。奥维德对移民行为的恐惧和仇恨甚至有点极端——他在晚年所作的长诗《哀歌》（Tristia或Sorrows）中传达的关键信息之一，就是死了都比永久流亡要好。
奥维德讨厌托米斯，或者说他恨它，他把它描绘成藏污纳垢之所。他讨厌那儿的天气，讨厌那儿的风景，讨厌缺少陪伴，讨厌一个伟大的诗人得不到欣赏：“写了一首诗，却无人聆听，就像在黑暗中独舞。”他问是否有任何流亡者“被抛到更偏远、更肮脏的地方”，并嫉妒地列出了那些被流放到比他的所在更好的地方的人。但他的呻吟也是有目的的——他希望借此说服奥古斯都（Augustus）皇帝，让他回到他心爱的罗马。
关于奥维德流亡，有一个未解之谜。他在《哀歌》中揭示了他受惩罚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对诗歌的热爱，这被奥古斯都认为有伤大雅；至于第二个原因，他选择保密，永远不向外界透露，但他认为他可能会被原谅。他希望他时而讽刺、时而恳求的文字能打动皇帝，让他返回家乡。因此，他刻意地将托米斯描述得远比实际情况更令人不满。比如，他说托米斯常年积雪，草木不生、鸟不生蛋，说这里的居民野蛮，说葡萄酒都冻成了冰，得砍成块儿再解冻。而事实上，托米斯比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更靠南，在6个世纪前就是希腊人的定居点，那里每年通常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会下雪。至于鸟儿，它们每天都在向可怜的奥维德的雕像实施报复。
奥古斯都终究没有赦免奥维德，后者于17年死在了托米斯。
奥维德后期的作品《黑海零简》（Letters from the Black Sea）表明他对自己流放生涯更多的接受度，也与这个地方的缺点达成了部分的和解。他用当地语言写诗，描述了人们如何善待他，尊他为一个诗人，并免除了他的地方税。甚至他此时还表现出了有点致歉的意思，因为他描述了由于自己“不聪明的天赋”，造成了当地人的不悦——当地人听说了奥维德在《哀歌》中向他远在罗马的朋友们如此描述托米斯：
但我没有做错什么，托米斯的人们，
我没有犯罪：我爱你们，虽然我厌恶你们的土地。
对奥维德的自怜也有其他的解读方式。这并不关乎气候，或当地人，或者葡萄酒，或任何有形的东西，而在于他遭受了丧失自由和被迫离开熟悉事物的心理冲击。或许用“思乡”一词来描述他的感受更为确切，或者说“怀旧”，以及对早年所做的选择的“追悔”。英国旅行作家简·莫里斯（Jan Morris）宣称：“奥维德是在为我们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写作，包括在关塔那摩湾（Guantànamo Bay）
受折磨的人，还有后悔在多尔多涅（Dordogne）
买下养老的房子的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体验跨度，我会在这个频谱里把奥维德置于稍靠近多尔多涅的那端。也许会有人说我没有同理心，但对于一个诗人，我能想到许多比在黑海海岸的别墅里写着自传体抒情诗度过晚年更糟糕的命运。
事实上，奥维德并非来自罗马。他出生在意大利中部人口稀少的阿布鲁佐（Abruzzo）山区，离罗马有一天多的路程。他被父亲送到罗马以接受良好的教育，此后他逐渐爱上了这个第二故乡，在那里，他是一位诗界明星。奥维德生活的年代，罗马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壮大的帝国的总部，也是众多移民的家园，他也是第一个将罗马称为“世界之都”的人。对古代墓碑铭文的现代研究以及对出土骨骼和牙齿的科学分析告诉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来自帝国内的各处，甚至来自帝国以外。出生于西班牙的诗人马提亚尔（Martial）后来问一位罗马皇帝：“哦，恺撒！有没有什么人是如此偏远，或如此野蛮，以致在你的城市里找不到他？”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尽管大多数罗马人总是对生活在边境的人保持警惕，但他们都对自己复杂的移民历史感到自豪。
罗马的故事通常开始于一个特洛伊王子的不幸流浪，就像这本书一样。埃涅阿斯的确有一个竞争对手，是由狼哺育长大的罗慕路斯（Romulus）
，他用自己名字的前三分之一命名了罗马，据说是他建立了这座城市。也许我们最好认为罗马始建于想象，是被维吉尔、奥维德和一众罗马帝国早期的作家，通过它的两个基础神话的各种版本错综捏合在一起的。
埃涅阿斯的故事可以作为古代或现代移民叙事的代表。但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在大多数版本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讲故事的人的“特别关照”。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埃涅阿斯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他至关重要，因为他是注定要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唯一的特洛伊人。
到了许多世纪后的奥维德时代，埃涅阿斯已经被塑造成了来自东方的传奇移民，他的后裔在意大利中部的不毛之地播撒文明，并致力于将罗马变成世界之都。毫无疑问，不论埃涅阿斯出身于帝王之家还是神界，都是一些现代政府所谓的高价值移民。如果他是一个平民，或者是希腊人、腓尼基人或波斯人，那么他对罗马人的象征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特洛伊人已经灭绝，埃涅阿斯也只带来了一小队移民。因此由于他们的稀有性，罗马的特洛伊人可以增进而不是消散罗马人独特性的概念。
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帝国，这时，埃涅阿斯的地位变得更高了。这是因为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及他的后代（亲生的也好，收养的也好）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统治着罗马，而他们来自一个声称是埃涅阿斯直系后裔的家庭。另外，埃涅阿斯的母亲是女神维纳斯（Venus）。在奥古斯都执政初期创作的《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
中，维吉尔描述了英雄埃涅阿斯到达罗马时，他母亲给了他一个魔法盾牌。盾牌上的图像会动，埃涅阿斯得以目睹这座城市未来的景象。他最后看到的景象是他的后人奥古斯都皇帝，坐在阿波罗神庙外，统领罗马的辉煌，被征服的人们“服饰和武器各异，语言也多种多样”，排队向他们的君主供奉礼物和宣誓效忠。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十分满意自己特洛伊移民后裔的身份，不过他可能更自豪于自己的祖先是一位女神。
在许多留存下来的故事中，罗慕路斯都是个生活混乱、爱惹麻烦的人物。他杀了自己的孪生兄弟雷穆斯（Remus），他也是一些现在所说的不受控的移民的支持者。罗慕路斯和雷穆斯在罗马附近出生，他们是王室继承人，是埃涅阿斯的后代，是战神玛尔斯（Mars）的儿子，也是家族残酷权势争夺的受害者。权势之战后，他们被留在洪水泛滥的河边等死，结果一匹狼将他们救到洞穴中喂养。
最终，在公元前753年，罗慕路斯建立或者说重建了罗马。他的城市需要人，他就把罗马的一部分变成避难所，逃亡者来此便可得以保全。就如后世的作家和他们现代的翻译者所诠释的那样，这意味着他让“各色人等”，包括“附近族群的乌合之众”“自由人和奴隶混杂的人群”都定居在了新建的城池里。他们来此别无所求，只想重新开始。他们就是许多现代政府所谓的低价值移民。新来的人都是男性，这给罗慕路斯带来了一个问题，而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给他带来了相当大的恶名。
在过去的500年里，“强夺萨宾妇女”一直是许多著名画作的主题——据我所知，所有这些画作都是男性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大多数作品都展现了被男人追逐和猥亵的不同状态下的裸体女人，背景都是满是精美建筑的大城市。这并不是奥维德时代关于罗慕路斯和萨宾妇女的故事版本。首先，在奥维德和他的作家同伴们的想象中，早期的罗马是一个粗鄙不堪的地方，到处都是木屋和动物，并非一个伟大的城市；其次，无论萨宾妇女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并没有迹象表明她们在罗马市中心的公共场合曾赤身裸体；第三，他们使用的是拉丁词语“raptio”，这里最好翻译为“绑架”——这并不能完全让新移民摆脱罪责，但可以表明他们可能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强奸。
比如，奥维德在去托米斯之前写了《爱的艺术》（Ars Amatoria或Art of Love），讲述了萨宾妇女的故事，这是一本关于男女诱惑技巧的三卷本的指南。奥维德对故事的背景以及这些男人是否是移民不感兴趣，而只关注男人如何说服女人接受性和婚姻。与奥维德同时代的李维（Livy）把这个故事视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并赋予了它一个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他解释说，邻近部族的长辈们已经决定，原则上不让他们的女儿嫁给这些聚集在罗马的“逃亡者和流浪汉”。因此，罗慕路斯为了确保罗马的下一代得以延续，也为了让真正的爱情顺其自然地发生，组织了对萨宾妇女的绑架。
李维写道，这导致了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直到被掳的萨宾女子成了母亲后，呼吁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停止互相残杀，这场战争才结束。这是故事中唯一一处能听到女人们自己声音的地方。这声音带来了和平。战斗结束了，罗慕路斯和萨宾国王同意分享权力。到目前为止，萨宾女人们已经把她们那些说话粗鲁、没有礼貌的配偶们变成了好公民，他们养家糊口，尊重自己的姻亲。
逃亡者成了父亲，移民已经转变成了户主，罗马就此诞生。
在此后的许多世纪里，罗马一直无足轻重。当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控制着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和地中海地区时，其他地方的同时代的人很少注意到它的存在。但在奥维德的时代，人们普遍相信另一个早期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来自现在法国的移民。与埃涅阿斯和罗慕路斯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对移民的态度要消极得多。这个故事让人联想到门口的野蛮人，并有助于解释罗马人对外来者深奥和捉摸不透的复杂态度，以及为什么后来的罗马人如此重视军事力量。
据后来的史学家说，公元前390年，高卢部落的人（Gaulish）把罗马洗劫一空，据说他们是为了寻找美酒和水果。李维称他们是“野蛮的高卢人”“手持奇怪武器的奇异战士”，他们唱着“粗俗的歌曲”，把罗马变成了“一堆燃烧着的废墟”。高卢人的入侵被记录为罗马的一场噩梦，一场巨大的创伤。这成了一个“永不想再现”的时刻：这座城市重建了高墙，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成了意大利半岛的主导力量。罗马也会受到威胁——特别是迦太基将军汉尼拔（Hannibal）和他的登山象——但不会被征服。至少在高卢人洗劫罗马之后的800多年里，罗马没有被征服过。公元前146年，罗马对迦太基进行了报复，他们摧毁了这座城市，烧毁了它的图书馆，同年还摧毁了科林斯，这是希腊最后一个抵抗罗马的伟大城邦。自此，罗马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120年后，罗马也是从一场结束了罗马共和国内战的灰烬中诞生的帝国。到了这个时候，“罗马”这个词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当然，它也指的是一个城市，过去和现在都是。但随着罗马的发展，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城市本身。罗马成了帝国的首都，文明的样板，军事和宗教力量的来源。罗马的定义不再是它的城市边界，而是它遥远的疆域。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生活在其境内的人都是罗马人，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完全获得公民的权利。
很久以后，罗马的概念可以脱离罗马城而存在，就好像罗马真的是一个车轮上的想象之城，可以被推到那些自称为罗马人的人所想去的任何地方。但是在奥维德的时代，罗马的疆域从北海延伸到撒哈拉，从大西洋延伸到黑海。
当时已经有很多罗马公民从未涉足过这座城市本身，他们可能是通过购买或服役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人，或者是被分配到新殖民地定居的士兵，抑或只是罗马公民的后代。
在罗马帝国的行省中，数十甚至数百个小型的罗马得以建成，这些城镇的居民都是当地罗马化了的精英，通常是来自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士兵的后裔。每个城镇都有相似的建筑和结构规划：有公共浴池、广场、庙宇、剧院和圆形剧场，有皇帝的雕像，还有道路和供水系统，它们通常源自一条沟渠。还有类似的关键人物的阵容：通常有一个可能在罗马生活过的总督，以及对于维护帝国稳定同样重要的士兵和税收人员。人们被鼓励饮酒，也被倡导使用拉丁语，尤其是在帝国西部，而希腊语仍然是帝国东部最重要的语言。只要不破坏罗马的价值观，当地的宗教和习俗会被允许保留下来。罗马被带到了各省，不久以后，来自外省的移民将统治罗马。
这些外省迷你罗马的一个范例是意大利加（Italica），它位于现代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市（Seville）几千米开外。意大利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6年，当时是为对抗迦太基的战争中的罗马老兵建立的一个定居点，为了纪念这里最早的居民（他们有意大利血统）而得名意大利加。意大利加并没有什么特别或不同寻常之处，只是在超过25年后，它因为是图拉真（Trajan）的出生地而闻名于世。图拉真是第一个非意大利裔的罗马皇帝，他原是一名士兵，他父亲也是一名士兵，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度过，主要是在叙利亚和多瑙河沿岸。他之所以被选为前任皇帝的继承人，主要是因为他拥有罗马军队中许多军团的忠诚。
如果因为图拉真来自西班牙而对他的任命有任何批评，那这些批评都未奏效。当然，也有可能没有人真的敢挑剔他的出身。然而，后来当历史被书写下来的时候，图拉真只是几十个出生在远离罗马的地方的罗马皇帝中的第一个。因为到了3世纪，移民统治罗马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图拉真以亚历山大大帝为榜样，而亚历山大大帝也是个外来人。此外，图拉真也率领他的军队到亚洲征战——尽管他那时已经60多岁了，而亚历山大驰骋亚洲时才30岁左右。他征服了亚美尼亚（Armenia）、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的部分地区，但他哀叹自己太老了，不能继续向前征服印度。他班师回朝，但就像他的榜样一样，死在了回程途中的土耳其南部，离他认为的两个故乡都很远。
在图拉真的统治下，罗马帝国达到了最大的规模，与亚历山大时期的规模相当。正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他被人们记住，是因为他在地中海的阳光下建造了一个巨大的石柱，那是一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30米长的大理石石柱，至今还矗立在罗马中心。它螺旋形的雕刻描绘了罗马帝国向多瑙河之外的扩张。在他的继任者——同样来自意大利加的哈德良（Hadrian）手中，罗马帝国的面积缩小了一点，而哈德良最著名的功绩是在英国北部、距离罗马1700千米的地方建了一座长城，所以以此记住他也许是合适的。
修建哈德良长城的确切理由并不清楚——此前和之后修建的许多城墙也不明就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修长城是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入侵者；另一些人则认为，长城是一种控制大范围人口流动的手段，或者是作为相当有威慑力的海关哨所修建起来的；也有人认为，它的作用仅仅是标记罗马帝国的边界。有趣的是，这堵城墙的存在，以及在此之前，它沿线上的旧军营的存在，实际上吸引了大量来自帝国其他地方的移民到英国的这一地区，来守卫前线——这多少有些讽刺。
例如，人们在位于诺森伯兰郡（Northumbrian）乡村深处的一个罗马军事定居点文德兰达（Vindolanda）进行了考古发掘，结果让那些像我一样探寻移民的直接声音的人感到惊讶。研究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木牍，上面有用墨水写的文字。它们为来自罗马帝国其他地方的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他们得以一窥边境生活的日常。木牍的作者大多数是士兵和他们的家人。
那些文字内容十分多样，包含信件、清单、账户、便笺和假条等。一位书写者语气轻蔑地提到了“小不列颠人（Brittunculi）”，他们被嘲讽投掷标枪都上不到马背上。还有一张给一个士兵的便笺，似乎说一个附带的包裹里面有“一些袜子和两条内裤”，也许是远方的朋友或亲戚寄来的。
不过，最有意思的发现，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迁徙故事的线索，不是从文德兰达发掘出来的，而是在哈德良长城东端附近。这里出土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两种语言——拉丁语和阿拉姆语（Aramaic）的铭文，还刻着一个坐在藤椅上穿着优雅的女人，她的一边放着珠宝盒，另一边放着一篮羊毛。她的名字叫里贾纳（Regina）
，现代作家很快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奎尼（Queenie）”。从简短的拉丁铭文中，我们了解到很多关于她的信息：她属于卡图维拉尼（Catuvellauni）部落，该部落统治着伦敦北部地区。她曾经是一名奴隶，被一个名叫巴拉特（Barates）的男人买下，这个男人帮她脱离奴籍并娶她为妻。她于30岁时离世。
里贾纳丈夫的身份让这个故事更加耐人寻味。巴拉特来自位于罗马帝国另一端的叙利亚沙漠中部的巴尔米拉市（Palmyra），距离哈德良长城近4000千米。里贾纳墓碑上拉丁文铭文的末尾，用阿拉姆语的草书巴尔米拉字体刻了几个额外的单词：“啊！里贾纳——巴拉特解放的女人！”里贾纳和巴拉特的叙利亚—英国爱情故事感人肺腑，铭文的直截了当也同样令人震惊——没有自命不凡，没有自恃高贵，没有身为移民或使用母语的局促，也没有来自不同大陆和社会背景的人混杂的尴尬。其实，这些才是要记录下来留给后人的东西。
巴拉特并不是唯一一个在3世纪早期移民到英国的叙利亚人。还有一个叫尤利亚·多姆娜（Julia Domna）的人，她是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Septimius Severus）的妻子，在英国度过了两年时光。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在试图征服现在的苏格兰，但以失败告终。尤利亚和塞维鲁是一对旅行经历丰富的夫妇，他们的祖先也分布在各大洲。两人都不是来自欧洲——尽管他们确实声称都继承了一些古罗马的血统。尤利亚出生在叙利亚埃梅萨（Emesa）一个讲阿拉伯语的祭司家族，埃梅萨也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霍姆斯（Homs）。塞维鲁出生于利比亚，被认为是非洲第一位皇帝（除他之外，非洲至少还有两位皇帝），也可能是第一个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
塞维鲁树敌无数，但据我们所知，都不是因为他的出身。除了后来提到他在讲拉丁语时的非罗马口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的北非血统有什么非议。此时，男性（偶尔也有女性）从各种民族背景中走上有实权的岗位已经稀松平常——通常他们都离出生地很远。2世纪时的英国至少有三位来自北非的州长和两位来自现在的克罗地亚的总督，而继塞维鲁之后的四位皇帝出生在现今的法国、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保加利亚。
这些显然没有把罗马帝国变成某种多元文化的乌托邦。要成为皇帝，需要有士兵、金钱、运气，以及铁石心肠，只有这样，你才可以统治一个拥有奴隶、高度军事化的集权专制国家，然后你很有可能战死沙场，或在自己的龙床上被杀害。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罗马确实是“色盲”，因为那里几乎没有提到肤色问题。任何不利因素——可能来自不同的外表，来自说拉丁语时带有不同寻常的口音，来自童年没有在罗马度过——均可以轻易克服，特别是如果有几个军团在侧的话。
渐渐地，从各省罗马公民中抽调的一小批精英，在帝国的运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但绝大多数生活在意大利以外的帝国的人都不是罗马公民。这种情况在212年发生了变化。当时，卡拉卡拉（Caracalla）皇帝颁布了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居住在帝国边界内的自由男性都应该成为罗马公民，帝国的所有自由女性都应该拥有与罗马自由女性相同的地位。卡拉卡拉皇帝是塞维鲁和尤利亚的儿子，出生于里昂（Lyon），有叙利亚—利比亚血统。一位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民身份授予，影响了3000多万人。旧的公民权利和特权等级制度被一举推翻（尽管新的等级制度很快就又出台）。目前尚不清楚卡拉卡拉为什么采取这一步骤，可能是为了增加税收，或者是为了取悦大多在附属机构服役的罗马士兵。这意味着大量不会说拉丁语或希腊语、未被实质上罗马化，或曾经被认为是野蛮族群的人，现在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
大约1600年前，一个名叫盖塞里克（Gaiseric）的人带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在直布罗陀（Gibraltar）附近穿越了地中海。他可能出生在现代的匈牙利，但他的祖先来自更远的北方。随后，他沿着北非的海岸占领了迦太基，并在此安家。迦太基此时已被罗马统治了将近600年。盖塞里克和他的后裔统治迦太基长达94年。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当时祈祷的教堂遗迹可以在突尼斯北郊的古迦太基废墟中看到。盖塞里克也是一个汪达尔人（Vandals），实际上是汪达尔人的国王，他们的名声如他们部族的名字示意的那样，随时间而被玷污了。
汪达尔人在对罗马最后的叙述部分是关键人物，根据这个故事的传统讲述，罗马这个最伟大的帝国被来自北方和东方的移民摧毁了。匈奴人、哥特人（Goths）、伦巴第人（Lombards）、阿兰人（Alans）和其他族群的人也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就是来搞破坏的。事实上，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不是失实的就是误导性的，反映了现代以前人们对移民极度妖魔化的态度。但要把所谓的野蛮人入侵置于情境中，我们有必要在回到汪达尔人之前，将时间和地点再拉远一点。
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野蛮人（barbarian）”都是个复杂的概念。它衍生出了广泛的其他术语的集合，它们大多带有贬义，如“野蛮的（barbaric）”和“未开化（barbarism）”，有时也有描述性的——“柏柏尔人（the Berbers）”“巴巴里海岸（the Barbary Coast）”。这个概念对于理解不断变化的罗马的世界观至关重要。更具体地说，是可以了解罗马人对那些住在他们边境附近的人有何看法。它最初是希腊语，用拟声的方式描述某人说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语言的声音。而最早的希腊作家，如希罗多德，不加评判地、中立地使用它来描述那些言语无法被理解的人。但到了希腊后期，它已演变为一个消极的术语，带有野蛮和愚蠢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传承到拉丁语（和其他语言）中的含义。但正如“罗马”一词会随着帝国的发展而变化一样，“野蛮人”这个词的含义也经常改变——但几乎总是“罗马”的反义词。
尽管如此，罗马人对野蛮人的看法并不统一。事实上，罗马人对他们的描述充满了刻板印象：高卢人是战争狂，爱尔兰人滥情，而埃塞俄比亚人狡猾和懦弱。偶尔，罗马作家甚至会自我攻击。例如，奥维德总是以自怜为荣，流放时宣称：“我是野蛮人，没有人理解。”
在罗马帝国时期，野蛮人倾向于更具体地指向北欧和东欧人，他们也是罗马奴隶和士兵的来源。
对于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来说，在1世纪末他写《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时，所有日耳曼人都是野蛮人——但这并不是个完全负面的判断。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塔西佗对野蛮人很友好，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早期未腐败的贵族野蛮人与腐败的罗马帝国权贵形成鲜明对比。偶尔会有关于野蛮人的概括——塔西佗告诉他的读者，日耳曼人“在野蛮人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一房妻室就满足了”，但更普遍的是，他通过指出日耳曼野蛮人之间的差异——在习俗、信仰、行为、武器、发型和对罗马人的态度方面——来质疑对日耳曼野蛮人的刻板印象。
事实上，塔西佗可能从未到过他所描述的地区，即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这是一片面积比现代德国大得多的土地——而是依赖于其他旅行者和作家的描述撰写了这部著作。但《日耳曼尼亚志》作为后来“民族志”的一种模式，还奠定了德国人的文化身份，据传对纳粹思想也有影响。
塔西佗提到的大多数部落很快就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有些部落可能一开始就根本不曾存在。但是，书中前面部分隐晦地提到的三个居住在日耳曼尼亚的群体，即盎格鲁人（Anglii）、哥德人（Gotones）和汪达利尔人（Vandilios），他们后来的迁徙将构成这个故事和许多其他故事的一部分。而他们现在更为人所知的名称是：英国人、哥特人和汪达尔人。
塔西佗的世界观和日耳曼观是以罗马为中心的。那些住在离罗马帝国最近的日耳曼人最像是罗马人。他们是定居的，更易接受罗马的律法，并遵循罗马的习俗；而那些住得更远的人则很奇怪，经常被视作类人类，有时甚至被视作怪物。例如，芬尼人（Fenni）——可能就是现代的芬兰人（Finns）——就被描写成“极端野蛮和穷困潦倒，他们没有武器，没有马，没有家；他们吃草，穿兽皮，席地而卧”。塔西佗说他还听说除芬尼人之外，还有一些部落的人“有着人类的面孔和特征，动物的身体和四肢”。
他并不是第一个讲述遥远的地方住着怪物的故事的人，在早期的希腊和中国文字作品中，这是一个常见的比喻。但它也提醒着我们，尽管罗马人掌握了大量知识，
但对他们边界以外的远方地区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当时游牧民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但在370年前后大批游牧民出现在东欧以前，他们几乎没有与游牧民族的互动。
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但没有英国人）在接下来罗马帝国发生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前后相隔45年，在5世纪分别劫掠了罗马。这两起事件将他们提升到了主要嫌疑人的地位，而这一罪行并不总是容易归类。毕竟，罗马并没有灭亡。它仍然是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家园，但它已不再是帝国最重要的城市。这个帝国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繁荣兴盛，并且依旧叫作罗马帝国，首都都在君士坦丁堡，直至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而神圣罗马帝国，古罗马帝国西部地区的重生版本，一直到1806年才灭亡。
毫无疑问，当时的罗马帝国与奥古斯都、哈德良或塞维鲁统治时期的罗马帝国非常不同，但这种转变早在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及匈奴迁到南欧之前就开始了。罗马帝国东西部的行政分治发生在285年，不到30年后罗马就皈依了基督教。现代德国的古罗马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多方收集了210个导致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这是一个很好的兼容并蓄的列表（痛风、土壤侵蚀、嗜睡和无子女都名列其中），但如果佯装不知来自北欧和东欧的移民在罗马帝国的转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那就太愚蠢了。就像只简单地将这种转变归咎于移民，也同样是愚蠢的。
以376年到378年的毁灭性事件为例，它通常被认为是罗马帝国衰亡的开始，在移民相关故事的讲述方面，颇具启发性。下面两句话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两个版本的事实都很准确，却是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同一群移民的：
一位罗马皇帝允许一大群移民进入他的领地。他们谋杀了他。
一位罗马皇帝允许大量的移民被残酷对待。他们谋杀了他。
下面是我自己刻意用客观公正的语气写就的一段话，主要基于当代罗马作家阿米亚努斯（Ammianus）的描述：
一大群移民聚集在多瑙河北岸。瓦伦斯（Valens）皇帝允许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定居，因为他认为这些移民可以扩充他的军队。这些移民乘坐小船或游泳进入罗马帝国，尽管有些游泳者溺水而亡。大约有9万移民被赶到临时帐篷里，没有食物供给。罗马军事当局以一个人卖身为奴来换一条狗的代价向他们兜售狗肉。最后，这些移民挣脱了营地的束缚，与其他来自同一社区的移民联合起来，组成了武装团队，向南进发。一段时间后，他们在战场上与瓦伦斯皇帝的军队交锋，瓦伦斯在战斗中被杀。
事情已然变得更加复杂，也更难认定责任。
然而，这个版本仍然未能囊括更广泛的背景，这与移民的身份和他们为什么迁移息息相关。这些移民是哥特人，他们一直居住在现在的乌克兰，而且他们在逃离另一个移民群体——匈奴人。阿米亚努斯对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持批评态度，但总的说来，他还是更同情哥特人。他们被描绘成野蛮人，但同时也是受害者，尤其是当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时候。阿米亚努斯称卖狗、贩奴的罗马将军是“可恨的”，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可耻的”和“恶劣的”，对瓦伦斯皇帝的评价也很难听——说他优柔寡断、不公正、没有教养、脾气暴躁。
阿米亚努斯把他最猛烈、最尖锐的批评留给了另一个移民群体——来自东方的入侵者，匈奴人。
阿米亚努斯对匈奴的描述引人注目，部分是因为它显示出了罗马人对游牧生活的不熟悉以及对游牧民族的轻蔑。这个帝国虽然被野蛮人包围，但这些人大部分是定居下来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罗马化了。所以对大多数罗马人来说，匈奴是噩梦。
这些事件很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罗马和后来的欧洲新动荡的开始——在这个时代，动辄数以万计人参与的活动变得正常。来自亚洲的匈奴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了整片大陆，包括北非。我是在学校学到这些被称作“野蛮人入侵”
的事件，我记得我被一张写着这个标题的彩色地图所吸引，上面满是长长的粗大箭头，许多指向罗马，每个箭头上都标注着一个“野蛮人”族群的名字。
举例来说，匈奴向西横扫地图的中心，虽然他们到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中部，但从未真正到达罗马或大西洋。经常被匈奴追赶的哥特人确实到了罗马和大西洋，还曾一度控制了地中海北部海岸的大部分地区。汪达尔人似乎走了一条最复杂的路线，从欧洲中部西行经西班牙，然后向南到摩洛哥，向东到后来成为其首都的迦太基，然后向北前往西西里岛和罗马。与此同时，盎格鲁人从现在的丹麦和德国的边境线出发，完成了最短的旅途之一，跨过海洋到达一片以后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土地。
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我很高兴看到这些野蛮人死后还有很多东西留下来，而不仅仅是个地名。例如，“匈奴（Hun）”一词在20世纪成了对德国人的一种称呼；“哥特（Gothic）”这个词现在可以指一种中世纪的建筑风格——这一风格起初被诋毁，后来又深受喜爱，经常与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被放在一起比较，还可以用来指代一种写作手法、一种小说体裁、一种摇滚乐风格，以及最近的一种阴郁的、身着黑色装束的青年亚文化。
那些汪达尔人呢？唉，他们运气不佳，催生出了“肆意破坏财产（vandalism）”一词，并在许多现代欧洲语言中催生了诸如此类的术语，汪达尔人自身却被遗忘殆尽了。我问过友人和陌生人，发现来自不同国家的许多人——受过良好教育，且并非历史学家——知道匈奴人（“匈奴大帝阿提拉！”）和哥特人，但是许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汪达尔人（“是个摇滚乐队吗？”）。而汪达尔人是古代最精于旅行的人，他们的王国统治北非和其他地中海沿岸岛屿的时长，比罗马帝国任何一个朝代时间都久。似乎也没有人知道盖塞里克，他是汪达尔国王，在位49年。
盖塞里克领导的汪达尔人无疑在455年洗劫了罗马，但他们似乎没有破坏任何东西。事实上，他们没有杀人、强奸或纵火焚烧（这是其他“野蛮人”在罗马和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甚至有可能是被皇帝的遗孀邀请进城的。至于具体的破坏行为，只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试图移除朱庇特神庙的镀金青铜天花板，但他们没有成功，仅此而已。与哥特人和伦巴第人不同，汪达尔人的历史没有从古代传续下来，这可能使得他们更容易被妖魔化。现代历史学家不得不从其他著作和考古中拼凑出他们的故事。从现存的证据来看，汪达尔人似乎不是典型的野蛮人。在北非，现在很多方面都跟罗马时期保持了连续性，比如行政结构、关键人员、时尚、继续使用拉丁语和基督教等情形。通过异族通婚，汪达尔人开始与古老的罗马精英阶层融合。
他们不是破坏者，或者可以说，汪达尔人是破坏者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汪达尔人就这样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直至16世纪，他们才再次出现。那时，在早期欧洲民族主义者富有创造力的头脑中，他们已面目全非了。他们在德国是英雄，在法国是恶棍，但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英雄主义的版本诞生于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梅克伦堡公国（Mecklenburg），那里的人们决定把汪达尔人视为其古老而光荣的祖先，这种虚构的历史很快被其他波罗的海国家所采纳。而在由一些英国人的支持在法国传播的一个罪恶的版本中，在证据缺乏的情况下，汪达尔人被指责在406年对高卢发动了毁灭性的袭击，几乎比汪达尔人劫掠罗马早50年。
1794年，法国革命者牧师格雷瓜尔修士（Abbé Grégoire）意外创造了“肆意破坏财产（vandalisme）”一词，用它来描述和谴责革命者破坏艺术品的行为——这个邪恶的版本最终胜出了。这个词迅速流行起来，虽然遭到德国一些学者的批评，称这是“对他们祖先的侮辱，他们的祖先是勇士，而不是破坏者”。格雷瓜尔修士也未能解释他为什么选用这个词。
与此同时，我似乎对汪达尔人萌生出了好感，对这群被自己名字污名化的移民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迷恋。尼安德特人的声名也曾受到过类似的影响，但他们的存在并没有完全沦为次要的“脚注”。“Vandal（破坏公物）”这个词已经像“Boycott（抵制）”或“Sandwich（受夹板气）”一样，只有学究和沉迷酒吧竞猜游戏的人才知道它的起源。当有人使用“破坏他人财物”这个词时，我必须克制自己提出异议的冲动。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已经变得有些无聊了。
我发现自己在偏僻的地方寻找汪达尔人的遗迹，通常一无所获。这些移民到北非的欧洲人没有留下任何宏伟的建筑，几乎连小型建筑也没有——突尼斯南部倒有一个，由一座被遗忘的教堂废墟的拱廊构成。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现：珠宝、铜币和银币、陪葬品、古代土地记录、铭文。一些在迦太基和其他地方的家庭镶嵌图案可以追溯到汪达尔时期，包括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画，画面是一个人离开一个城市时，骑在马背上挥手的场景。我开始在离我突尼斯的家最近的古迦太基地区漫步，在无人照管的废墟中寻找汪达尔人曾经祈祷的教堂。我家附近有三座教堂：一座在悬崖之上，迎风眺望大海；另一座在大路旁，从路过的汽车上可以看到其中殿和后殿的完整轮廓；第三处是我的最爱，田野中央有几根悲怆倒伏的柱子，以及地窖的残垣断壁，只有在小麦收割后才能看得到。
我仍然在找寻汪达尔的纪念品，但最近的一个发现让我狠狠地自嘲了一番，减轻了一些这种痴迷。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了“邦角（Cap Bon）”（突尼斯的一个狭长半岛），去海里游泳，去寻找更多迦太基、罗马和汪达尔的遗迹。邦角是古代一次大战的遗址，当时一支有1000多艘船只的罗马军队被一支规模较小的汪达尔人海军击败，着火的无人船只被汪达尔人引入罗马舰队。但我找不到汪达尔人的踪迹，甚至连现代的博物馆的标牌上也不曾提及他们。唉，我悲叹道，可怜的汪达尔人又一次被遗忘了。
然后，当我走在克莱比亚镇（Klebia）的一条后街上，找到了所有的罗马遗迹后，我看到了一些让我忍俊不禁的东西——为自己自命不凡的多愁善感感到尴尬，也为涂鸦艺术家的独具匠心感到高兴。这是一个低调的后现代玩笑，用白漆写在一面建了一半的墙上。涂鸦就只有一个词——汪达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