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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我在突尼斯的临时住所步行大约20分钟远的地上有一个深坑，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有机玻璃。它看起来像一口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通往古代腓尼基墓穴的通道，于1994年被一个园丁偶然发现。地窖里有一口石棺，里面放着一具年轻人的骨架，他死于2500多年前。
这个地窖位于比尔萨山（Byrsa Hill），曾经是迦太基城的中心。迦太基在当时是地中海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城市，现在是突尼斯的一个高档郊区。根据传说，迦太基城是由狄多建立的，在特洛伊战争后不久，埃涅阿斯来到了这里。狄多并不是当地人，传说她是一位公主，来自现今黎巴嫩的沿海城邦，该城邦通常被称为“腓尼基文明（the Phoenician civilisation）”。狄多跟埃涅阿斯一样是逃亡过来的，在她的兄弟下令杀死她的丈夫后，一座新城在比尔萨山及其周围拔地而起。在腓尼基语中，“迦太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新城”。
这副比尔萨山年轻人的遗骨完好无损，他双手交叉置于骨盆前，身旁环绕着一些陪葬品——双耳细颈土罐、一盏灯、一个装有油膏的象牙盒和一些食物。这具骨架的发现在突尼斯和黎巴嫩引起了一些腓尼基末期爱好者的兴奋。这两个比较小的地中海国家都为自己的古代腓尼基遗产感到自豪，都声称自己的文明孕育出了字母表，并曾一度统治了地中海。
比尔萨山年轻人被进行了一次法医学重建。他的骨头被仔细测量，脸根据头骨的形状被复原出来。他穿着雅致、发型考究，被命名为“阿里切（Ariche）”，意思是“心爱之人（beloved one）”。他的骨架和重塑成为展览的一部分。2014年，比尔萨山的年轻人短暂地“返回”了他黎巴嫩的“家乡”，并在贝鲁特（Beirut）的美国大学展出。在贝鲁特时，研究人员从他的肋骨中取出了两块骨头碎片，并送往实验室。
在那里，人们从这些骨头碎片中提取了DNA——这是第一次分离和测试腓尼基人DNA。与此同时，来自现代黎巴嫩的47名公民的DNA也被进行分析，这些人都有可能是比尔萨山年轻人的现代亲属。所有人都希望，甚至设想着，这些基因样本的测序将证明迦太基人的黎巴嫩起源，甚至期待能显示在黎巴嫩众多的现代社区中，哪一个才是古代腓尼基人最亲近的后裔。
结果令所有人都很惊讶，也有点失望——比尔萨山的年轻人和他最近的祖先均不是来自黎巴嫩，甚至他也没有可以证明他来自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任何DNA片段。相反，他有很强的完全不同地区的血脉，靠近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西洋海岸地区。
比尔萨山的年轻人不再完全符合我们过去的许多简单说辞之一：当时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定居点。当然，这些结论并没有丝毫减少研究的意义，因为还有很多其他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腓尼基人与迦太基有联系。但是，这个年轻人和他的DNA提醒了我们，过去可并不一定不如现在这般复杂。我们对古代迁徙概念的简单化，以及那些熟悉的地图上的宽大箭头，充其量只是无限接近，而且往往具有很深的误导性。它们永远也无法完全反映构成我们古代世界又继续构建我们现代世界的数以百万次计的个体迁徙。
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周边及非洲和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建立了几十个定居点，但关于他们对移民的态度，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可能发明了字母表，却不是伟大的作家。公元前149年，迦太基的图书馆和城市的其他部分一起被罗马人摧毁，他们即使写了东西也几乎完全散佚。所以我们不得不依靠考古学，以及希腊和罗马的零星记载——这些记载往往因他们与腓尼基人为敌而被他们添油加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零散地提及一点，关于为防止社会动荡将贫穷的迦太基人送到新的定居点，但是我们能从别处了解到，贸易才是腓尼基人将权力和影响力扩展到西部地中海和更远地区的主要动机。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来源的问题则几乎完全相反。历史、考古和文学信息多得让人望而生畏，任何宏大的概括都有与其背道而驰的大量反例。突然间，它变得不那么晦涩模糊，而是更清晰地联系了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希腊思想影响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乍看之下，移民似乎并没有像主导以色列人、腓尼基人，甚至罗马人那样主导古希腊人的故事。例如，在许多国家，现在的学生对希腊人都有相当多的了解：他们的神和牧民、庙宇和神谕、暴政和民主、雅典和斯巴达、《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希腊戏剧和哲学、奥林匹克运动会和著名战役——希腊内战或与波斯人之间的战争，但他们对移民知之甚少。我认为这既是一个疏忽，也是一个错误。
希腊移民的巨大规模以及希腊对移民一直以来的看重，在那些认真对待其历史的人中是众所周知的，但其他人没有注意到。在我们所知的古代和古典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试图征服已知世界之前，希腊人建立了至少270个新的独立定居点：主要是在围绕地中海和黑海的沿海城市，包括马赛（Marseille）和那不勒斯（Naples）。
这与所有其他小的和大的迁徙行为完全不同。事实上，移民、流亡和家园的问题就像一条千头万绪的线，我们所知的古希腊人的几乎每一件事中，都存在许多杂乱的末端。
另一个使移民在我们对古希腊最基本的了解中扮演了次要角色的原因是：希腊人所写的很多关于移民的东西都是负面的，移民个体常常被描述成悲剧性的、颠覆的、非人的或非完全希腊人的。在希腊的世界观中，没有游牧民族明确的地位。人类整体，尤其是希腊人，都是定居者——或者说应该是定居者。举例来说，公元前330年，亚里士多德把大多数类型的自愿移民描述成不正常的，并将永居在城市或其农村腹地的想法视作自然和永恒的人类状态：
很明显，城邦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自然，人也生活在城邦中。并非因为环境而没有城邦的人，不是个流浪汉，就是个超人类。
这是一个颇有分量的重要的论点，且与现代观点遥相呼应。而且，在亚里士多德的最后几句话中，有对史前世界的一种模糊的认识，那是一个有比人类伟大得多的、神一样的英雄的世界，比如珀尔修斯
和赫拉克勒斯
，他们可以在不违背自然的情况下自由穿行。但即使是这些英雄在职责和神灵的驱使下四处游荡，他们也更愿意在一个他们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安顿下来。
亚里士多德为一些希腊古老的故事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例如在《荷马史诗》中，移民通常受到诅咒，迁移是来自诸神的惩罚。在《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Achilles）宣布：
当雷神宙斯降严厉的惩罚于人时，他会让他成为被蔑视的对象，把他置于地球上，使他在人间游荡，无论是人类还是众神都不待见他。
在《奥德赛》中，海神波塞冬（Poseidon）诅咒奥德修斯（Odysseus），使他成了一个在地中海游荡的悲剧人物。这对奥德修斯而言是一场灾难，因为“对凡人来说，没有比游荡更糟糕的生活了”。奥德修斯的唯一目标很明确，就是回家，再没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他为此花了10年时间。这个原始的探索过程以及希腊神话中其他的流浪和迁徙，都是非常好的故事，但主人公几乎总是受害者，他们渴望一种定居的生活，害怕自己永远处于流放的状态。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流放已成为一种由人民或城邦统治者施加的，普遍且被广泛惧怕的司法处罚形式。欧里庇得斯
书中的一个人物曾说：“被剥夺自己的城市是‘最大的不幸，大到无以言表’。”流放对一些古希腊和罗马人来说是比死亡更糟糕的一种惩罚。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曾师从苏格拉底，后者在被判处流放后选择了自杀。
但也出现过反论，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中间。例如，希罗多德
遍游讲希腊语的地方，甚至去过更远的地方——尽管范围可能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广泛。我们不知道他是靠什么谋生的，但他使出于好奇而周游世界成了一种有吸引力的人生选择。在他的《历史》（Histories）一书中，移民故事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希罗多德因此被指责太过偏爱蛮夷。一些少数派的哲学派系，如犬儒主义（Cynicism）则宣称，那些流浪的人是更有智慧的人。然而在流传至今的哲学和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雅典的著作里，最流行的观点是移民不是件好事，往往还很危险，因此最好避免移民。这一观点和我们对无论是希腊还是非希腊的古代世界都在不断迁移的认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关于个人和群体身份的想法对于理解希腊对移民的态度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建立新定居点的问题上。在这一背景下，探究他们和其他人一直用以描述迁移和移民的语言是有启发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希腊人”的概念都会让人觉得困惑和不合时宜。大多生活在新定居点说希腊语的移民，不会从根本上认为自己是希腊人，而会认为自己来自某个特定的城邦：也许是科林斯
或是雅典。腓尼基的移民也是如此，他们来自特定的母城：一般是提尔（Tyre）和西顿（Sidon）。他们自然而然地忠诚于自己原来的城邦。“城邦”一词本身就是希腊语中“polis”一词的粗略翻译，之所以说它粗略，是因为它没能承载“polis”一词原本既指地方，又指那个地方的人的意味。
希腊移民用一个特定的词“metropolis”来称谓他们的原始城邦，这个词到今天仍在使用，但有了新的含义。它是一个具流动性的词语，其词根、变体和缩写在世界几十种不同语言中都可见到。
古时候，“metropolis”中的“metro”就意为“母亲”，因此整个词最好就译为“母亲城”或“母国”。从“metropolis”迁移到的新的定居点有个专门的术语，叫“Apoikia”，意思是“第二故乡（home away from home）”。但不幸的是，与“metropolis”不同，“Apoikia”一词在历史的长河中遗失了。这主要是因为它在稍晚一点的时期被一个拉丁词“Colonia（殖民地）”所取代——今天的“Colony”一词就是由“Colonia”衍生出来的。就像在许多语言中也以这5个字母开头的其他词一样，时至今日，除了与裸体主义者和蚂蚁相关的以外，它们在世界大多地方都承载着负面含义。因为这个原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停止使用“Colony”这个词来描述希腊的定居点，因为它们大多不具有现代殖民地的性质，只是存在于原始城邦之外。
希腊各城邦对移民的态度也存在差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并自豪地宣称自己是神话中移民的后裔——那些移民通常是半神化的超级英雄，如赫拉克勒斯或珀罗普斯
。而雅典人与众不同，他们没有创世神话，其独特的身份认同和雅典优于其他希腊城邦的观念，部分源于雅典人是本地人，而非移民——用早期希腊诗人品达（Pindar）的话来说，雅典人“生于大地”。这个城市的传奇创建者就生于雅典大地。
希罗多德重复了一位雅典特使在西西里的希腊殖民地的一番吹嘘：“我们雅典人，是希腊最古老的民族，是唯一没有移民的希腊人。”
“生于大地”这个比喻作为雅典例外论的原因或解释，在希腊文学中反复出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雅典对古代世界以及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从这个时候，我们在古雅典可以追溯一个早期版本的观点，即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声称自己永居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另一种承认或自豪于自己来自别处。这样的分歧在很长时间里都持续存在着。
这样一来，在古雅典，原住民并非移民的概念就被正常化了。依此得出的令人不快的推论——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雅典人——也被正常化了。事实上，雅典人的例外论也延伸到了居住在那里的外来者身上，这在城邦的社会结构内制造了一个既深又久的裂痕。雅典有个庞大的外来移民社区，被称为“外邦人（metics）”，他们在那里定居，但无法成为公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后代即使出生在雅典，也不能成为雅典公民。这些外邦人可能来自各个社会和经济阶层——既可能是刚获得自由的奴隶，也可能是雅典最富有的人。他们缴的税比公民高，但仍然没有选举权，而且即使他们的家族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代，他们也需要有个有公民身份的担保人。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雅典特有的阶级——由于他们的血统，他们不能成为完全的公民。
大约在公元前435年，在雅典生活的外邦人的人数与雅典公民齐平，而外邦人需要比公民表现得更好。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哀求者》（The Suppliants）中，有一段对一个外邦人生动的描述：“他表现出了外邦居民应有的样子，他没有令别人生厌或给这个城市带来麻烦。”这一描述引起了现代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的共鸣——他们许多人都觉得比起永久居民的后代，他们总是要接受更严格的审查，他们虽然出生于这个国家，却仅被视为半个公民，并且他们的居留权甚至可能被剥夺。
希腊人对移民的理解也有很大的不同。古代最伟大的定居点建造者并不是来自迄今依然著名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而是来自已经被人们遗忘的地方：米利都（Miletus）、埃雷特里亚（Eretria）、迈加拉（Megara）和福西亚（Phocaea）。
米利都位于现在的土耳其海岸，有着比其他任何一个城邦都更多的定居点，至少有36个，主要环绕着黑海建立；2500年前由米利都人沿海岸建立的部分定居点，至今还在讲希腊语。
福西亚城邦，现在是土耳其的小海滨城镇福卡（Foça），那里的移民走得比较远，去了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在他们建立的定居点中，马西利亚（Massilia）成为马赛，在法国通常被人们亲昵地称为“La Cité Phocéene”，即福西亚城。马赛一直保持着希腊文化传承，并为自己把“文明”带到西欧而自豪。老港口的铺路石上镶嵌了一个巨大的金属徽章，福西亚人被认为是由此上岸的，上面刻着：
在约公元前600年
希腊水手由此登陆
他们来自小亚细亚
希腊城市福西亚
他们创建了马赛
文明就此闪耀西方
马赛的故事在英语为母语的人群中基本上被忽略了，实际上，它是一个关于希腊移民的温和而又来源不明的故事。根据传说，移民们受到了已定居在附近乡村的人们的热烈欢迎。第一批移民的领导人据说娶了当地国王的女儿，这是一个和其他几个创世神话呼应的副线故事，其中包括罗马神话，可能被看作一种给移民提供合法性的方式，否则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土地掠夺者。
几十年后，马赛遥远的母城福西亚被波斯军队占领。许多福西亚人逃离了他们的祖国，并有第二批更大规模的移民向西迁移。马赛很快成了一个大都市，在尼斯（Nice）[尼卡亚（Nikaia）]、昂蒂布（Antibes）[昂蒂波利斯（Antipolis）]和其他地方建立了定居点。它发展成了一个探险和新贸易路线的基地，特别是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北欧时。大约在公元前320年，一个来自马赛的名叫皮西亚斯（Pytheas）的希腊水手走得更远，他写下了到寒冷的北海的旅行记录，在那里他围着一个被他称为布莱坦尼克（Bretannike）的大岛绕行——这是已知的最早的关于英国的参考资料。
毫无疑问，贸易在新的希腊定居点的创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导致如此之多的希腊人移民到新的或旧的城邦，或越过城邦进入蛮夷之地。这些原因与现代移民的动机非常相似，包括人口过剩、干旱、气候变化、战争、逃离暴政、厌倦和好奇心，以及为了获得土地、权力或工作；还有一些人则被迫迁移——作为奴隶、流亡者、罪犯和战俘。
希腊文献中几乎没有关于女性移民的记载。既有资料表明，移民中男性远多于女性，女性移民往往是妓女或女神职人员；尽管有一些零星证据表明，定居点建立后，有女性加入后来的移民群体。至少在原则上，大多数希腊城邦并不反对通婚。男性移民会在本地固有人口中寻找配偶，但有关当地女性对此有多少选择权的实证资料一如既往的少。
至于定居点建设者是如何对待当地居民的，并没有明确的模式。像马赛一样，在那不勒斯，两方关系据说一直很好，非希腊当地人被允许“成为新城邦的公民和地方官员”。在其他一些地方，原有的居民被新移民赶走，或者被奴役——在叙拉古（Syracuse）
便是如此。偶尔，希腊移民自己也成了奴隶。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不勒斯南部的波西多尼亚（Posidonia），根据一个很久以后的记载，新移民仅被允许庆祝他们的一个节日，过节时“他们聚集在一起，纪念他们古老的语言和习俗。在哭泣和哀号之后，他们便分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如何建立一个新定居点的非正式的实施规则出现了。例如，在迁移之前向神寻求建议成了一种习俗，通常是通过咨询德尔斐（Delphi）
的祭司。新城市的领导人通常会在离开大都市之前被任命，移民们（几乎总是些年轻人）会宣誓效忠于这位领导人。在许多情况下，移民们会带着取自母邦神圣壁炉中的火种。在到达新的定居点后，他们通常会建一个临时的阿波罗神庙，并开始为新城市设计一个网格规划。就这样，一种特殊的移民——以建设新定居点为目的的希腊移民——变得正常化。通常，遵循这些规则的人会被视为好移民。
在古希腊，还有另一种与移民有关的活动，它与现代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甚至被收录进法典，那就是寻求庇护。“庇护”这个词与宗教圣所紧密相连，通常指的是庙宇神殿。原则上，受庇护的个人免受管理者合法或非法要求的危害。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想法，在古代颇有争议。在许多地方，任何人都有避难权：罪犯、政治移民、逃跑的奴隶、逃离婚姻的妇女、普通旅行者。不过，各地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比如在雅典，杀人犯和一系列其他罪犯没有避难权，逃兵或虐待父母的人也没有。不遵守避难权法规的官员将受到诸神严厉的惩罚——曾有一位斯巴达国王，处决了在神圣丛林寻求庇护的难民。
公元前330年，有关寻求庇护者和定居点建设的这两条不成文的法规，被亚历山大大帝严重削弱——或者可以说被完全破坏了。亚历山大的军队把老人、妇女和儿童从希腊城市底比斯（Thebes）的避难庙宇里拖拽出来，并在那里对他们施行了“惨绝人寰的暴行”。亚历山大向东进军亚洲的时候，对埃及发起了迅猛攻击，创建或重建了数十座城市，并将其中许多城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些城市并不像早期的希腊定居点那样独立，而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部分。它们通常从一开始就是多种族的城市，由亚历山大的希腊或非希腊士兵驻守——这些士兵通常是从波斯招募来的权贵，他们继续使用“总督（Satrap）”这样的古波斯官衔。
亚历山大个性复杂、难以捉摸，是个昙花一现式的传奇人物——无论在他生活的时代还是现在，他既被认为是英雄，也是恶棍。在探究人们早期对待移民的态度时，他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的遗留物至今还在希腊和毗邻的北马其顿之间被争夺不休。有趣的是，亚历山大自己也是个典型的没有“归属地”的人。他出生在马其顿，一个位于希腊北部的边境地区。他父亲是一位国王，母亲是一位来自另一个边疆王国的公主。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点造成了他早期一种分裂的忠诚。在亚历山大2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被谋杀，亚历山大接管了新近强大起来的马其顿王国，成为统治者。而这个王国总不被其他希腊人视为完全的希腊王国。有位现代作家撰写过亚历山大的传记，里面写到城邦中的希腊人对马其顿的态度：
带着一种亲切而又复杂的轻视。他们普遍认为马其顿人是半野蛮人，语言和方言粗俗鄙陋，政治制度落后，军事上不堪一击，习惯性地不遵守承诺，穿熊皮，每日饮酒，甚至酗酒，近亲通婚，常常有人遭到暗杀。
对一些人，尤其是来自希腊腹地雅典周边的人来说，亚历山大（和他父亲）其实是外来者，既是侵略者又是外来征服者的野蛮人。而亚历山大也几乎没有做什么来改变他们的看法。
亚历山大的成年时光不算太长，几乎都在四处迁移中度过。他其实是个移民，却是个不寻常的移民，因为他无论去哪里都带着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显而易见，他是那种永远安定不下来的人，头脑中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对待家的态度就像个游牧民。当他在亚洲穿上当地人的服饰、按照当地人的习俗生活时，一些希腊人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他并不是希腊人的一员，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入乡随俗”了。当他娶了亚洲妻子，还说服或强迫他军队中的其他人也这么做时，这种说法更加甚嚣尘上。他继续东进，征服了波斯后，对他的大将们的建议置若罔闻，这除了因为他也许有些好奇心、荣耀感和对冒险的热爱之外，也因为他没有清晰的目标或动机，就这样一直到了印度边境，直到被自己的士兵逼着返回。士兵们想回家或者在某处安定下来，亚历山大却不想。
最后，亚历山大死在了巴比伦，距他出生的地方2000多千米，享年仅32岁。亚历山大留下的文字中有他的短期计划，包括征服迦太基和西地中海，以及沿北非海岸修建一条路。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激进的提议——他的意图昭然若揭：
建立城市，将人口从亚洲转移到欧洲，或反向为之，从欧洲移到亚洲；通过通婚，让亚欧这两块最大的大陆建立一种统一的和谐和友谊。
亚历山大似乎提出了一项非同寻常的计划，一项跨洲的社会工程：一次大规模、双向、由国家组织的两大洲人的移民和通婚行动——以使希腊人、波斯人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其他民族团结起来。他认为亚洲人和欧洲人是平等的，他们可以通过移民和通婚融合起来，从而终止几个世纪以来的纷争。
可以说，亚历山大早已开始了这项工程。他鼓励希腊士兵在新征服的波斯帝国定居，并竭力主张，甚至迫使他们与当地女性结婚。但这仅是小规模、从欧洲到亚洲单向的移民。目前还无法推测他将如何推进计划的其他部分，是否会牵扯女性移民，以及他会如何在希腊城邦安置波斯人。亚历山大的后代继任者们并不那么热衷于改变世界，而是更加公然地为自己的希腊血统感到骄傲，他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去实现亚历山大的想法。就这样，古代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迁徙计划随着亚历山大的去世而烟消云散。
亚历山大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成为西方23个世纪炫耀的起始，也许是拜他的英年早逝和战无不胜所赐。他似乎代表希腊人或欧洲征服了世界，但实际上，他最辉煌的时候也只是征服了一个面积比他攻克的波斯帝国略小的地区。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他曾短暂地控制过三大洲交汇处的狭长东西地带，那里的主要居民是农民和城市居民等定居人口，但并没有一个洲是为他所统治的。这片狭长地带的两端居住着其他未被征服的定居民族——西边是迦太基人，东边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但是，有人类居住的大部分地区他都鞭长莫及，那些地方的大多数人对城市知之甚少，对希腊更是一无所知。那里的农民和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过去，但我们并不能以此为借口而忽略他们的存在。
然而，中国和印度确实有这一时期的文字得以留存下来，能够与希腊的记载进行比较。这两个国家关于移民的记载并不多，但与希腊一样存在一种主流的说法，即城市定居者在地位上具优越性；还宣称不管是在地理意义还是在比喻意义上，定居者这一特定群体都生活在世界的中心。尽管这些不同文化间的互动水平很低，有时定居者的文字记载中也会出现关于游牧民族的表述，但仅是因为他们住在定居点的边界地区。在这些文字记载中，游牧民族要么经常惹麻烦，要么能给城市居民带来稀缺商品，要么会沦为奴隶，或是三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许多遥远地方的古代作家都把游牧民族写成半人半兽的怪物——或许是为了警示人们不要离家太远。
古代中国人经常把他们的游牧邻居比作动物。比如说，他们认为戎狄人是狼，对待这种人“不能有一丝纵容”。然而也有一些复杂的记载表明，外族人并非一定与文明世界背道而驰。他们共享古代遗产，非中国的血统并没有错，错的只是他们的行为。根据这一时期的一些作家的说法，外族人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吸纳中国文化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人；祖先或外表在这种时候似乎无关紧要，因此异族通婚也是可以的。一位中国作家认为，外国人真的希望融入中国，他们争先恐后、迫不及待。但是，移民们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无从考证。
我们对印度移民了解得更多，这个国家过去（现在仍然）有着多元文化。古代印度移民的故事是其现代政治激烈斗争的一个诱因，我们会在后文详述这一点。与中国的情况不同，关于印度，有两个角度的描述——因为在亚历山大死后的一个世纪里，一个旅行者和一个定居者分别记录了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都城华氏城（Pataliputra）
，尤其是那里的移民待遇，华氏城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那位旅行者是希腊的大使，名叫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他受派于希腊一个亚历山大的继承者的城邦。孔雀王朝的庞大和有序给麦加斯梯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赞不绝口。他还指出，孔雀王朝的人会细致地照顾外来人口，而不仅仅是大使：
他们专门任命官员……以确保没有外来人被错待。如果外来人中有人生病，他们会派医生来照顾；如果死亡，他们会负责安葬，并把他遗留下的财产交给他的亲属。
第二个描述者考底利耶（Kautilya）
是孔雀王朝的一位顾问。他表明，这些被指派帮助外来人的官员也同时在监视他们。考底利耶可能是麦加斯梯尼的同时代人，但他的著作在20世纪早期才被发现，其中提供了关于2300多年前孔雀帝国非常翔实的资料。他撰写了一本内容丰富的著作《政事论》（The Arthashastra，英文为The Science of Politics），其中用很长的篇幅论述了在国内外建立一个间谍网的重要性。他说，这些间谍应“出身良好，忠诚可靠，训练有素，善于针对各国和各行进行伪装，并掌握多种语言和丰富的艺术知识”。间谍们应该能够，
查明有迁徙习惯的移入移出者移居的原因，犯罪的男女移民的移入和移出，以及间谍的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确信，麦加斯梯尼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印度北部的早期文献很少提及移民，至少没有提及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至少在原则上，到了一定年龄的印度人应会进行迁徙。不少早期的著作都提到了印度人人生的四个阶段，通常来说是：学生、户主、退休和终止。“退休”阶段在梵语里叫作“林栖期（Vanaprastha）”，字面意思是“去森林里”。大约2000年前编纂的《摩奴法典》（The Laws of Manu）里说，祖父辈的印度人必须迁徙：“当户主注意到他的皱纹和白发，看到了他孩子的孩子，那么他就应该退隐到森林中去了。”户主的妻子要么跟丈夫一起走，要么和他们的儿子们待在一起——目前还不清楚她是否可以自主抉择。
但是，印度人退隐到森林中，并不完全等同于英国60多岁的老人为追寻日光迁移到西班牙，或美国人退休后迁居佛罗里达，因为这些祖父辈的森林居士是需要放弃物质享受的。他们得花很多时间在森林里祈祷，睡在地上，吃野生植物、坚果和浆果，总之就是要过一种较为清苦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对游牧生活的模仿，不仅因为它寻求复制现有森林居民的生活方式，还因为它设想人类在生命终结之时回归我们的游牧根源。但它也表明游牧生活方式是艰苦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和即将要看到的，其实并不是非如此不可。
有一个双音节词在最早的梵文文本中反复出现，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这个词在其他语言中经常不被译出。这个词有着一段奇怪而扭曲的现代历史，成为破解移民之谜的重要线索，后来被引入许多西方语言，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尤其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一新的含义变得更具争议性。这个词就是“ārya（阿雅）”，在西方更广为人知的是稍事修改后的形式“aryan（雅利安）”。在某种程度上，“雅利安”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标签，古代作家用它来代指印度北部的主流文化和人民；在梵语中作形容词使用时，它的意思是“高贵”。但到了近代，由于几次离奇的词源转折，“雅利安”成了一个带有种族色彩的词，用来指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北欧人。这一切可以追溯到一次古代大迁徙，尽管许多现代印度民族主义者坚称这次大迁徙从未发生过。
18世纪，一些学者注意到梵语和西方古典语言之间的相似之处。不久，人们普遍认同这些语言的确起源相同，因此印度北部、伊朗和欧洲的大多数语言都是相互关联的。不久以后，人们设想出了一个叫“印欧人”的古老民族，他们迁移到了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语言衍生成了各种各样的现代语言，从西边的冰岛语到东边的孟加拉语，都是印欧人语言的衍生物或次衍生物。但对于印欧人的来源，人们并没有定论。此外，也没有明显的历史或考古证据证明曾有过大规模的迁移，更没有证据能证明语言的传播依赖于人口的大规模迁移。
但是，一些欧洲学者认为他们找到了答案。他们在那些有关雅利安人的古代文献中找到了一些线索。基于相当单薄的文本证据——尤其是《梨俱吠陀》（Rigveda）
，他们推断早期梵文文献中的雅利安人是来自西方的移民或入侵者。他们还提出各种雅利安人的假定家园，尤其是德国。这种观点的论据更是站不住脚，充满了种族主义色彩。但来自几个国家的大批学者都认同，雅利安人最初是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德国人，只不过随着他们离开北欧家园的时间渐长且与他族通婚，他们的特征渐渐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但在现代印度，关于雅利安人起源的争论依然存在，且这类争论常常让人大为光火和不快。互联网上的帖子呈现两种极端，分别支持“雅利安人入侵理论”和“出自印度理论”——两种理论的首字母缩略词很相似，分别为AIT和OIT。两方的支持者喜欢在社交媒体上争吵和咒骂，经常令外人大惑不解。AIT过去的情况前文已经描述过，而它更温和的现代支持者目前认为，雅利安人是“移民”，而非“入侵者”。他们争辩道，事实上，从来没有证据表明雅利安人来自欧洲，反倒有线索显示雅利安人很可能来自中亚或俄罗斯的大草原。与此同时，OIT的支持者借鉴了古老的传统，结合现代民族主义，认为印度人一直在印度。麦加斯梯尼曾断言：“印度种族繁多，但没有任何一个有着外国血统。”事实上，最早的印度著作没有明确提到任何大型的群体移民。因此，按照这个逻辑，印度一定是印欧人的故乡。
虽然远没有纳粹声称雅利安血统的危险性，但同样荒谬且具更详尽论据的观点是由一些“出自印度理论”的支持者提出的。其中的先驱是P. N. 奥克（P. N. Oak），一位业余史学家，也是《世界历史中遗失的章节》（Some Missing Chapters of World History）一书的作者，他一直认为印度的历史是由其敌人书写的。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乍一看充满了揶揄的味道，似乎是在讽刺白人至上主义者和他们的欧洲雅利安主义，这一点从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古代英格兰是一个印度教国家”“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湿婆神庙”“古代意大利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教皇是印度教牧师”。书中写道，拥有大教堂的城市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最初叫“Shaileeshpury”，意思是“山神之镇”。依此类推，罗马（Rome）以罗摩神（Lord Ram）
命名，而亚伯拉罕（Abraham）最初是梵天（Brahma）
，基督（Christ）是克里希纳（Krishna）
。P. N. 奥克于2007年去世，他生前一直相信这一切，他的一小群追随者也是如此。
在他们试图将印欧人的家园牢牢地置于印度的过程中，大多数“出自印度理论”的支持者并没有像奥克那样走得那么远。而且幸运的是，业余语言学家在当今雅利安人的争论双方均势力渐微。考古学家试图通过专注于早期梵文记载的属于哈拉帕文明（the Harappan civilisation）遗址的发掘来解决这一争端。底层逻辑很简单：如果这些发掘显示了雅利安文化的连续性，那么这将证实“出自印度理论”；如果没有表现出连续性，就将证实“雅利安人入侵理论”。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探究作为神秘旅程的一部分——马的考古时，分歧甚至加深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你是一个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你很可能会认同印度是印欧人的家园；如果你不信奉印度教且认为印度是一个有着多元文化的国家，那么你可能会支持大批雅利安人移民到印度的观点。
在过去的几年里，DNA鉴定法已经被应用于涉及面更广的问题，如确定所谓的印欧家园的位置，以及AIT和OIT究竟孰对孰错。这使得古代人口从俄罗斯大草原迁移来的说法越来越受推崇（俄罗斯大草原指的是覆盖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南部部分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区域）。该地区的古代游牧居民已被确定为第一批印欧人——其后代在欧洲和亚洲讲印欧语系的社群中随处可见，且由于后来的移民迁移，在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可找见。
一位名叫托尼·约瑟夫（Tony Joseph）的记者曾试图向他的印度同胞解释，雅利安人极有可能来自俄罗斯大草原。他在2018年出版了《早期印度人》（Early Indians）一书，表示根据最新研究，大约4000年前移民（主要是男性）进入了现在的印度，带来了梵语以及新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其中一些信仰和习俗在现代印度教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约瑟夫因此受到许多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谴责。他的批评者似乎深受移民对他们的基因样本，以及他们引以为豪的语言、信仰和习俗有所贡献这一观点的威胁。网络又一如既往地使争议升级和恶化，一些线上评论的语气既绝望又轻率（尽管更多的是深思熟虑的批评）。托尼·约瑟夫因此被指控发表“破坏国家结构”的言论，宣扬“种族主义者欧洲中心论的谎言”，宣扬“虚假不实的左派过气言论”。更有甚者，还有人说他攒集了“一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主张”，全部应该被扔进“垃圾堆”。
对于那些从未在印度生活过的人来说，关于古代移民的晦涩辩论竟会变得如此情绪化，甚至使印度人群情激奋，真是匪夷所思。但大多数参与讨论的人私下也会承认，关于印度的雅利安人的问题只是关于真相、关于4000年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而已。古代移民问题已成为一系列其他问题的代表。这其中的争论涉及种姓、性别、语言、宗教、肤色，当然，移民问题在这中间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在身份问题上存在着的巨大分歧，雅利安争端牵涉的其他问题上也都存在分歧——这个主题值得单独写一本书，而不仅是这个吝啬的段落。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在肤色较浅、种姓较高的男性北方人手中，他们精通印欧语言。从遗传学角度来说，他们更有可能是大约4000年前迁移到印度的移民的后裔。
在查证印欧语系的使用者最初来自哪里时，最近的历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问题，那就是“祖先家园”这个概念，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假设，认为所有人都有这样一个家乡，不管是在俄罗斯大草原还是其他什么地方。而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这些可能的古代家园——无论是通过DNA，还是考古学，或是语言分析及文化传统来确定的——充其量都只是我们古代祖先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临时住所。
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俄罗斯大草原上那些假定的第一批印欧人时，发现他们也不是定居者，而是不断迁移的游牧民族。这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了。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证明我们的先祖在某个特定的地方定居，我们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找到一个古老的家园，如果找到这一家园就能满足人们的一些深层次的心理需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唯一真正的古老家园是一整个大陆——非洲？我们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曾在那里流浪，我们都来自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