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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个表妹凯特最近联系了我，她在脸书（Facebook）上很肯定地宣布道：“我们是第一代表亲！”“对，我们是！”我果断地应答道。我们在同一家公司做了DNA测试，收到了一封自动发送的电子邮件，告诉了一些我们打小就知道的事实。
系谱学可能很枯燥，除非这个系谱和你有关。即便如此，它也并不总是光芒万丈的。但近年来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自2003年第一个人类基因组测序项目完成以来，家谱故事的另一个方面出现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行DNA测试——主要是为了了解他们的祖先，以某种方式汇总他们的数据就成为可能，这可能会开始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一变化可能会削弱我们的许多民族和种族确定性，并有助于我们构建一幅历史上智人作为一个迁徙的物种、数百万人迁徙的图景。每个人的DNA，包括已逝者的，都有助于建构这幅图景。
在将口水吐进试管的5周后，我在突尼斯，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满怀期待地打开电子邮件，仿佛我即将了解到一些关于自己的、会改变我的生活的事情。我毫不犹豫地测试了可以测试的一切：除了血统，我还想了解自己是否患有会危及生命的遗传性疾病。最奇特的是，DNA测试还会预测一系列“特征”，例如我是否会有酒窝、我是否爱吃香菜，以及我早上通常几点钟起床。
结果显示，我没患上什么危及生命的疾病。其他预测出奇地准确：我是音痴，我没有眩晕症，我没有酒窝，我可以闻到芦笋味，我的无名指比食指长，我确实有“分离的”耳垂，我早晨一般确实在7:12左右起床。但预测也不全对：我其实喜欢香菜，我的第二个脚趾也不比它的胖邻居长。
而且测试结果也未能揭示我是否携带“好奇心基因”——我写了封邮件向该公司表达我的不满。是的，我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测试公司在我的DNA中检测到248个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变异基因，比凯特的略少，远低于接受过测试的非非裔人的平均水平。我满心期待自己有更多的尼安德特人血统，所以对此结果有点失望。
令我更加失望的是，我没有发现我的祖先与已知情况的明显不同，且至少在近1000年里他们没有大规模的洲际迁徙。结果似乎证实了我对家族的了解——我有英国、法国和犹太血统。我的秘密父亲的DNA是无法略过的，以法国和更笼统些说北欧血统的形式出现。报告显示我有24.3%的德系犹太人血统，这几乎与我外祖母的血统完全吻合。这下我知道了许多——按我外祖父的说法，知道的甚至太多了（他发现他妻子的家庭对家谱相当痴迷）。另外，我母亲的一些亲戚对家族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们翻阅了老旧的记录，资料显示我的外祖母是一个名字让人难以忘怀的名叫Israel Israel（伊斯雷尔·伊斯雷尔）的人的曾曾曾孙女，他于1817年在伦敦去世，父亲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我几乎觉得我祖先们反复沿用的名字给了我声称自己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后裔的权利，或者实际上只是一个稍微失落的部落。
然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谜团。当我看到凯特的血统测试时，我的疑惑更深了。那个测试结果的电子邮件为我们每人提供了一长串远亲：第三、第四和第五代表亲。所有这些表亲都具有我们家族的德系犹太血统，而且几乎都住在美国——然而我全然不知自己为何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有如此密切的关联，因为我对家族那段时间的历史实在知之甚少。当然，可能会有被遗传学家委婉地将其称为“错误归因的亲子关系”的情况。但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所谓的美国表亲们许多彼此之间也没有密切关联。因此，得有多位19世纪的德系犹太人婚姻不忠和跨洲收养，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但这似乎不太可能。
有一个解释或许更说得通——这表明DNA测试公司可能需要改进他们的测试方法。这是一个更偏技术性的原因，但它至关重要。我们从家谱证据中可知，许多犹太人族群间通婚的程度高于大多数其他族群。事实上，当我看到20世纪初我那些痴迷家谱的犹太亲戚制出的家谱时，就发现表亲间通婚情况非常普遍。在一个有5个子女的家庭中，其中3个子女都与自己的表亲成婚。
所以，用族谱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那些列在我测试结果里的表亲不是我的第三代表亲。但由于犹太人近亲之间的通婚如此之多，就共享基因而言，他们在更广泛的非犹太人群体中相当于我的第三代表亲。
这是关于我们彼此相关的另一个提醒。比如说，我和我的表妹凯特一定是远亲，不仅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外祖父母，而且在更古老的年代，我们有共同的父系祖先。
我们永远不可能为所有曾经存在过的人类画出一张完整的家谱，这单纯是因为太多的人没有留下DNA痕迹——既没有后代，也没有骨骸。但是强大的计算机和从古代骨骼中提取DNA能力的提高，意味着我们可以填补许多空白。这些技术已经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与尼安德特人在遗传物质上有多少共同之处。同样的做法也可以在其他古老的群体中实施，从中我们将能够拼凑出许多过去被遗忘的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