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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还在伦敦读小学的我学会了含糊不清地念叨一个新地名：美索不达米亚。我们依时间顺序被教授历史，所有在美索不达米亚之前的历史都由化石和臆测一语代之，尼安德特人和第一次大迁徙则根本未被提及。
那是我们学到的第一个与分娩有关的隐喻——我们被郑重告知，美索不达米亚是“文明的摇篮”。它是农业和灌溉、财产和城市、宫殿和庙宇、文字和统治者、边界和法律、税收和军队的“发源地”。我们还学到，因为一个奇迹般的技术突破，即人类设法驯化了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世界才得以呈现现在的模样。
大多数历史学家会认为这种说法简单片面，也不准确。我认为它还忽略了故事中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人类与此同时也通过传播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地的概念开始了自我驯化。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的一些祖先开始被绑定在一个地方，在那一小块土地上，而这后来成为定义我们身份的核心内容。就这样，我们慢慢创造了一个新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移民似乎是不正常的行为。
大约12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之前，我们都是移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没有永久的家园。
但约在此时，首先在中东，然后在全球其他几个地区，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停止了迁移，他们成为定居者——即人类历史上的首批非移民。目前我们还不甚清楚为什么这一小部分人停止了迁移。历史学家曾认为，早期的人类是因为食物稀缺而定居并开始生活在村落里的。为了获取食物，他们开始发展农业。但相反的观点现在甚嚣尘上。研究表明，这些第一批非移民大多生活在资源丰富的地方，比如湿地或两个气候带交界的位置，这种地方有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固定的人口。他们很少有人有时间和机会去种植野生谷物——那简直就是在播下农业革命的种子。
那时，只有极少数人生活在小村庄里，他们用木材、泥土或石头建造了自己的家，一年四季都住在里面——人类第一次可以拥有超出自己携带能力的物资，并终于有了能存放物品的地方。正如字面含义所示，通过将自己固定在某个恒定地点：一所房子、一个住所或一个家中，这些定居者驯化了他们自己。而且几千年来，随着他们驯化植物和野生动物，再加上在农业上不停地进行新尝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定居者。
随着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发展，新定居的农民不断开垦土地来建造家园和种植作物，其中一些人宣称他们与所耕种的土地有特殊关系，这些土地为他们所有。庄稼是他们的，房子也是他们的，那么依据占领的逻辑，他们种植庄稼和建造房屋的土地也是他们的。这大概是从占有到拥有的一个平稳挪移，把世界分割成财产单位的过程业已开始，而这一过程在本质上就排除了那些迁移者。
第一个村庄里的第一批房屋都是只有一个房间的圆形小屋。后来，圆形小屋主要被有多个房间的矩形房屋所取代，其中每个房间的用途不同。考古学家发现的这些房屋的遗迹为我们提供了最早期人类不平等的重要证据：富人的房屋面积大、房间多，而穷人的房屋面积小、户型单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不动产的产生是这些早期定居者为世界带来的最大变化。他们给人类社会引入了两大划分标准，即把人们分为拥有土地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定居的人和未定居的人——这两大标准相互重叠，一直延续至今。
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些村庄变成了城镇。随着狩猎者的可用土地减少，城镇吸引了来自农村的移民。许多人继续耕种他们的田地，另一些人则发展出了新的技能，包括制陶、编织和金属加工，并以他们的技能和产品换取食物。这些城镇通常有承担市政或宗教职能的建筑；一些城镇居民可能成为牧师或管理者，抑或身兼二职。他们的财产和地位可以继承，少数人拥有了立法和征税的权力。其中一些城镇规模越来越大，也愈加富庶和强大——大约5000年前，第一个城邦出现了。城邦和它们积累的财富需要得到保护，用于提供食物和税收的农田也需要得到保护。因此，人们修建围墙，标记城邦边界并加以守卫，还操练士兵。人们害怕其他城邦的袭击，但更害怕那些掠夺者，即那些游牧民族。他们通常没有土地，被城市居民称为无法无天的野蛮人。
美索不达米亚在几个方面都对这段历史很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类永久定居的第一个地方——从狩猎者，到农民，接着是城市居民；也不仅仅因为土地个人财产的概念似乎在这里被创造了出来；还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出现了几类新移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找到了现存最早的关于人类对移民和移民态度的书面记录。
19世纪50年代之前，我们对美索不达米亚的了解主要来自古希腊史料中半神话性质的描述。像巴比伦（Babylon）、尼尼微（Nineveh）
，以及乌尔（Ur）
和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这样的地名和人名，我的祖先都知道，但它们更像一个想象出来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人类历史。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它们确实存在。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不断挖掘出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城，这些地方遭到了多次战争和革命的破坏。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非凡的宝藏，最具价值的是数十万块标有独特楔形文字的泥板。泥板上的大量文字现已被翻译了出来，内容包括目录清单、账簿、祷词、赞美诗、教科书、历史故事、信件和神话故事。这些文字是全世界存留下来的最早的文字，其内容范围和细节都令人叹为观止，使得大部分失落世界的重现成为可能。
当然，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仅能呈现部分的景象：仅限于生活在城市的有钱、有权之人的视角，以及他们的描述。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捕捉到其他非城市居民或初到城市之人的生活。从这些泥板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一群人，他们未见发声，他们都是移民，包括被迫的和自愿的，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他们是山里来的入侵者，是战争中俘获的奴隶，是从阿富汗带来天青石或从印度河流域带来玛瑙珠的商人，是被流放到偏远之地的人群，也是被派往遥远王国和亲的皇室女眷。但最大的移动群体已不再是狩猎者，而是游牧民族，主要是羊倌和牧羊人，他们驱赶着驯养的畜群，夏季去往山间，冬季来到平原。
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几乎没有我们现在所称的种族主义印记——这在很久以后的人类历史上才会出现，却把人们按照明显的地位等级进行区分，并且对那些未定居的人有一种强烈的偏见：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城市生活优于农场生活，农夫又优于游牧民。每个城市都有与自己密切相关的神，水神恩基（Enki）
和母亲女神宁胡尔萨格（Ninhursaga）
的故事的开场白——“城市是纯净的，而你们是被分配给它们的”——表明了城市定居者对神的虔诚信仰。
这些神的故事往往细节丰富、十分戏剧化——人们常常会对比做出多样的解读。例如，有人认为《马尔图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Martu）
就是对游牧民生活方式的不屑，所以他迁移到城市里寻找新娘。
故事快结束时，一个城市妇女带着轻蔑的口气谈到准新郎马尔图和他的子民：
他们具有猴子的特征，不停地四下游荡……他身着麻袋皮，住在帐篷里，经受风吹雨打，不会背诵祈祷文。他住在深山，对神赐予的地方视而不见，在山麓挖松露，不知道怎样屈膝，还吃生肉。他活着的时候没有房屋，死后也不会被送到墓地。
这位城市妇女在试图劝阻她最好的朋友嫁给马尔图为妻，在结束这段恶意满满的说辞时，还有意用了一个反问句：“我的朋友呵，你怎么会要嫁给马尔图？”如果故事就此结束，或者如果带有楔形文字的泥板被损坏（其实许多泥板已然损毁），我们有可能会觉得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居民认为游牧民族是低等人，但这则故事的最后一句才是点睛之笔——就是那位准新娘说的，只有四个字，其中三个用的古苏美尔语：“我要嫁他。”不过我们无从得知他们是否自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因此，这个故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它既宣扬了人类本质上的统一，又是鼓励种族融合的早期版本。这个故事一方面让人感觉游牧民族与城市居民有很大不同，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可以被教化，可以在城市定居，甚至可以与城市女性通婚。总而言之，它体现了在我们今天看来的许多美索不达米亚城邦都具有的多元文化包容性。这个故事和其他一些古代故事都使我们隐约地意识到，我们都曾是游牧民族。
山中的野人在城市里会变成文明人，似乎是美索不达米亚人文字中的一种比喻。类似的用法在《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中也有，这本书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可惜的是，尽管它备受赞誉，却鲜有人读过。《吉尔伽美什史诗》包含许多主题：权力、专制、智慧、死亡、性，不一而足。和任何一部古代作品一样，它对现代读者而言言辞激越。但故事的核心关乎两个人，乍一看这两人完全不同：吉尔伽美什（Gilgamesh）是乌鲁克城的统治者，老谋深算，专制暴虐；恩奇都（Enkidu）则是一个全身赤裸、毛茸茸的野蛮人，出生在荒野高地，由瞪羚抚养长大。
故事伊始，恩奇都因为与一个叫莎姆哈特（Shamhat）的女人的邂逅而被改变，甚至被驯化。莎姆哈特后来用自己的衣服盖住恩奇都，像带一头驯服的野兽一样将他带到乌鲁克。在那里，恩奇都和吉尔伽美什相遇了，所有人都惊异于他们相似的外表。他们成了朋友，一起经历了伟大的冒险，他们几乎已经合二为一，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使得我们这些读者不由得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部分是恩奇都，一部分是吉尔伽美什。恩奇都死后，悲痛欲绝的吉尔伽美什似乎变成了他们两个的混合体，徘徊在世界的边缘，徒劳地寻求永生。
《吉尔伽美什史诗》可以看作一个移民故事，但又有所不同。它不像许多其他移民故事一样试图讲述一个群体或一个社区的缘起，或者评说移民是好还是坏。相反，它通过探究我们为什么不愿待在现在的地方，深挖人类的心理状况，或者更准确地说，探究为什么我们想离开家。对恩奇都和吉尔伽美什来说，迁徙并非生活所迫，而是一种生活选择。简而言之，恩奇都移民是想蜕变为另一个人，吉尔伽美什则想探寻他到底是谁。恩奇都原本快乐地生活在大自然中，后为性和友谊所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热闹的乌鲁克城。在那里，他获得一个新的身份。与此同时，吉尔伽美什却想不顾一切地离开乌鲁克去寻找冒险和荣耀，并说服不情愿的恩奇都穿越荒野，去寻找一个他们可以杀死的山怪。所以当恩奇都死后，吉尔伽美什说他会披头散发地在荒野中徘徊——成为恩奇都曾经的样子。当发现自己不能永生，无法既是神又是人时，吉尔伽美什泪流满面，然后回到了城里——我们被引导着相信他成了明智的国王。
大多古代文献中都有提及移民，例如来自中国、印度和埃及的移民，但他们通常是转瞬即逝的、不甚鲜明的人物：奴隶和囚犯，来自境外的神秘而不可靠的人，路过的游牧民族，或是史前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常常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但在一个古老的文本里，我们听到了移民自己的声音，听到他们在耶利哥（Jericho）的城墙边欢呼，在巴比伦的河流边哭泣。
在这个古老的文本里，“大洪水”席卷而来，只有8个人幸存，他们爬上了一艘自制的木船，带着比人类数量庞大得多的动物，在水中绝望而漫无目的地漂流了6个月，直到搁浅在现在土耳其东部的阿拉拉特山（Mount Ararat）。我们不知道这里离诺亚在洪水袭来前本来居住的地方有多远，但他的老家肯定不在山顶上。然后上帝命令诺亚和他的3个儿子——闪、含和雅弗，以及他们不知名的妻子离开他们的船，“你们要生养许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
让人口重新繁衍起来，是神直接下达给移民的一道旨意。
后面的《创世记》一章现在常被称为“国表”，是对大洪水后移民的稍加掩饰的表述，这里列出了诺亚的70名后裔，其中大多数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中东及周边国家的创建者。这些创建者中大多数人的名字也成为类似命名的“国家”的名称：诺亚的孙子迦南（Canaan）的名字成为迦南人（Canaanites）的来源；另一个孙子亚述（Ashur）的名字成为亚述人（Assyrians）的来源；第三个孙子雅完（Yavan），是第一个爱奥尼亚人（Ionian），或希腊人（Greek）；一个名叫希伯（Eber）的玄孙成为希伯来人（Hebrews）的祖先。
这个名单有些令人困惑，有些名字被重复使用，它也是一个受制于更多现代教徒的、有争议且经常被冠以种族主义解读的名单，也非常容易看出为什么“国表”可能沦为那些寻求区分和歧视不同种族的人的工具。然而，它原本想表达的是，人们彼此之间存在联系，我们都是诺亚（和他夫人）的后裔，都是移民的后裔。
在《创世记》的末尾，注意力转向了希伯来人，更具体地说是亚伯拉罕——希伯来人的传奇先祖。亚伯拉罕正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Harran）的家中，上帝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命令他迁徙：“‘离开你的国家’，这是神的旨意。”此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亚伯拉罕必须离开。我们也只能猜想虽然亚伯拉罕在那里过得很快乐，但除了听从神的旨意，他别无选择。不过，上帝也为亚伯拉罕提供了一些帮助，还用“应许之地”诱惑他：“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于是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前往迦南，那个“应许之地”。这个已被诺亚的其他后裔占据的领地，从那以后就开始争议不断。
亚伯拉罕抵达迦南后筑了一座坛，向神祷告，然后几乎马上就离开了，显然对“应许之地”有些失望。迦南当时正闹饥荒，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一小群随从继续前行，最后到了埃及。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曾多次尝试在“应许之地”永居，但都以失败告终，而那次短暂的造访只是一个开始。当他在埃及积累大量财富后，亚伯拉罕最终回到了迦南，他在那里定居下来，与当地的酋长作战，并与他们结盟。
《创世记》的其余部分都是关于亚伯拉罕和他的家族的故事，他们与“应许之地”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最后的几章中，他们再次前往埃及——又一次为饥荒所迫。当然，这次的故事尽人皆知。这一新的迁徙，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剧《约瑟夫与神奇梦幻彩衣》（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coat）精准地提供一条故事线。亚伯拉罕的一个曾孙约瑟夫（Joseph）在被嫉恨他的兄弟们出卖为奴隶后，先是被迫前往埃及，后来成为法老的得力助手；而此时，他的兄弟为饥荒所迫，从迦南逃亡，最终兄弟团圆，一切都蒙赦免。
宗主制时代早已结束；相反，在仁慈的法老将尼罗河附近肥沃的土地赐予约瑟夫和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后，这个家族变得兴盛起来。而这一点总会被人遗忘，因为《创世记》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快乐地定居在埃及而告终。
两次伟大的迁徙分别叫作《出埃及记》和“巴比伦之囚”。这些都是试金石般的故事，已远超中东起源的史诗，以绘画、电影、音乐等多种形式反复被人们提起。二者都涉及以色列人作为移民群体的巨大困难、悲伤、不确定性和思乡之情；它们还都讲到了原住民所遭受的虐待。但在其他方面，两个故事截然相反。在《出埃及记》中，摩西（Moses）带领以色列人逃亡；在“巴比伦之囚”中，他们被迫迁移，被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摩西出生时的埃及与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四代前移居所到的埃及大不相同。新法老将以色列人视为威胁，其方式可概括为偏执的多数派对成功的小规模移民的反应。他荒谬地称以色列人“比我族更强大”，还说他们会和他的敌人结盟。于是，以色列人自由工作的权利被剥夺，成为应征入伍的劳工，为法老建造宏大的城市。即便如此，新法老还是对以色列人十分忌惮，下令屠杀所有以色列男童。因此，以色列人只有离开。
摩西本人曾迁移多次。他只有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一次独自旅行，他被装在篮子里，沿着尼罗河漂流，后与他的皇家养母住在宫殿里，被以埃及人而非以色列人的身份养大。年轻时，摩西逃离了一个谋杀现场，逃到了米甸（Midian），也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他在那里安心满足地生活了很多年，为当地一位牧师牧羊，还娶了他的女儿。局外人是摩西身份的核心，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个移民、一个外来者，“一块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
然后有一天，当摩西和他的羊群在沙漠中徘徊时，他看到一丛燃烧的灌木，接着听到一个神一样的声音呼唤他，劝说不情愿、内向、孤独的他重返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
回到埃及后，摩西肩负双重使命，首先要说服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其次是说服犹豫不决、陷入困境的以色列人迁移到迦南，回到“应许之地”。他反复哄骗他们说，那里满是牛奶和蜂蜜。在经历了10次瘟疫之后，60万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牛羊群开始向东移动。埃及距离迦南只有400千米远，但他们花了40年的时间，也就是平均每小时走一米多一点，堪称史上最缓慢但也是最坚决的迁徙之一。
关于从埃及到迦南这一旅途的描写充满了丰富的细节，刻画了以色列人经历的种种艰辛，以及与迁移有关的细微差别。以色列人饥饿、焦躁，内部还出现了分歧，吵闹不停。有些人想返回埃及。而他们的领袖总是不告而别。有一次，摩西的兄弟们因为他娶了一个非以色列人而对他大为光火。当然了，食物也不够吃。他们在野外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靠吃沙漠中的植物为生，那时他们总会回忆起他们在埃及时吃得有多好。他们会列出最想念的食物：肉、鱼、黄瓜、瓜、韭菜、洋葱和大蒜。看着以色列人移民迁徙最初几年的遭遇，很难不对他们感到同情。
在他们前往“应许之地”的旅程行至一半时，以色列人因绝望和自以为是变成了自相残杀的流浪汉，他们非常乐意为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打破新制定的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摩西自己也攻击了以前保护过他的米甸人，杀了那里所有男丁和已婚女子，只留下了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到旅途结束之时，40年前逃离埃及的成年男性移民里，只剩三名还气息尚存。以色列人变成了一支残暴的侵略军，在征服耶利哥和迦南其余大部分地区时大肆杀戮。在耶利哥的一座城市里，除了一个曾为以色列人做探子的女人和她的家人，所有活物——包括孩子和牲畜，都丧生于以色列人剑下，这座城市也被一把火烧成灰烬。
从《出埃及记》到《约书亚记》，主要叙述的都是胜利者的故事。40多年后，那些饱受压迫、犹豫不决地离开埃及的移民，成了“应许之地”骄傲不屈的主人。但是，这些故事还有另一种更抚慰人心、发人深省的隐含意义，如今常常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它大多出现在一长串有关饮食和仪式的律法和戒律中。这些戒律看起来晦涩难懂：摩西下令，移民不应受到压迫，同样的法律应适用于每个人，其中包括移民。有好几次，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出于一个特殊的原因，要人道地对待移民，因为“你们在埃及也曾是外来者”。
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和引人反思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故事叙述的细节偏少，例如，没有深入地对巴比伦之旅的描述，或者两代人之后的快乐返程之旅。
相反，“巴比伦之囚”作为其他故事的一部分，或通过哀歌为我们所了解，也许是因为它距今太近，故而不能当作神话来讲述。旋律派（The Melodians）乐队和波尼·M（Boney M）乐队的现代音乐版本《巴比伦河》广为流传，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巴比伦的河边
我们在那里坐下，哭泣
想到锡安
我们挂起竖琴
在河边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走我们的人要我们唱一首歌
抢夺我们的人要我们欢笑，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又怎能在外邦
唱耶和华的歌呢？
这首诗歌很好地攫住了犹太人的屈辱及悲伤和绝望的情绪。这些移民被迫为俘虏他们的人唱歌和演奏音乐——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得强颜欢笑。
事实上，大规模掳掠犹太人至巴比伦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对人们不服从的惩罚。不像从埃及的迁移，有一系列参考资料和考古发现涉及“巴比伦之囚”，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刻在石板上的流亡国王约雅斤（Jeconiah）的定量供给簿。我们知道巴比伦还有其他移民群体，例如埃及人、腓尼基人（Phoenician）和波斯人。其中有些人和犹太人一样，是被掳来的；其他人似乎是自愿来的，他们想逃离另外的敌人或者他们自己的统治者。巴比伦很可能是第一个“大熔炉”：一个大的多民族城市地区，在街上可以听到许多种语言，几乎可以肯定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很明显，一些移民（比如犹太人）在巴比伦之外的行动受到限制，但我们从当时的记录中可知，他们许多人都能够拥有财产、签署合同、雇用员工，一位埃及移民甚至成了法官。
此时也出现了很多异族通婚的情况，巴比伦人对此没有怎么设防，但有些犹太人对此很不满，因为在流放中，种族的纯洁性似乎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在第一次驱逐过了大约50年后，犹太人才被允许返回家园，这一问题变得更为紧迫。
其中有祭司以斯拉（Ezra），他到达耶路撒冷（Jerusalem）时发现很多犹太男人娶了异族人为妻，于是勃然大怒。《以斯拉记》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其中记载，他“撕破衣服，扯下头发，拔掉下巴上的胡须，宣称与圣种混合是可憎的”。于是，犹太人同意“抛弃或放逐所有的外邦女子，以及与她们所生的儿女”，这下这些妇女和儿童也成了无家可归的移民。
在1974年的系列讽刺西部片《灼热的马鞍》（Blazing Saddles）中，一个印第安人骑在马背上，挥舞着战斧，大喊大叫——这是许多西部牛仔和印第安人电影中的典型场景。就在这时，由导演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扮演的酋长戴着可笑的大羽毛头饰，开始用蹩脚的意第绪语对他的随从说话。在一部以闹剧和时代错乱为乐的电影中，这是一个荒谬的时刻。但当人们意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大家为了在美国本土语言中辨识出希伯来语单词而耗费了大量努力，这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因为有许多人以前曾相信，甚至一些人至今仍相信，部分或所有的美洲原住民都是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的后裔。
另一次主要的被迫迁徙，它发生在“巴比伦之囚”之前。两千年后，这一事件为最伟大的移民故事之一提供了素材，是一个持续激发人们想象的传奇，一个被用来作为基础的神话，被后来各种不同族群——从英国人到毛利人，从非裔美国人到日本人——所采用。就像“巴比伦之囚”一样，这是一次从现在的以色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大规模转移。
相较于埃及的《出埃及记》和“巴比伦之囚”，在过去500年中，亚述人的被虏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们被称为“失落的部落”——失落是因为不像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亚述人被俘虏后就不会返回了。全部12个部落中有10个“失落的部落”，每一个都以约瑟夫的一个兄弟或儿子的名字命名，他们每一个都在“应许之地”上安了家。
至今仍有人在找寻或声称找到了这些“失落的部落”的后裔。就像特洛伊的故事一样，“失落的部落”的故事为任何试图从古代迁徙中创造一个基础神话的人提供了可塑的原始素材。
欧洲探险家“发现”美洲大陆，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对以色列“失落的部落”痴迷的开始。上帝怎么会不知道有这么一块人口众多的大陆呢？更具体来说，这片大陆上的人又是如何融入国际大家庭的呢？例如，印加人（Inca）和阿兹特克人（Aztec）是怎么从诺亚时期传承下来的？有些人甚至认为有第二艘方舟，说它向西漂流，命运至今未知；其他人则在《圣经》中寻找其他解释，经常歪曲一些模糊晦涩的段落的意思，强行称它们暗示美洲可能存在。而“失落的部落”之谜在某种程度上为其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答案。
是谁第一个提出美洲原住民实际上是“失落的部落”的后裔，我们不得而知。1502年，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牧师移居到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本书后文还会提及他的其他事迹。拉斯·卡萨斯牧师断言，岛上的居民是犹太人的后裔，讲的是一种破败了的希伯来语。另一位旅行者指出，“古巴”在希伯来语中是“头盔”的意思，因此该岛上最早的统治者一定是一个戴着特别华丽头饰的以色列酋长。同样的，17世纪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德·托克马达（Juan de Torquemada）认为，海地的尤纳河（Yunah）显然是以约拿（Jonah）的名字命名的，雅基河（Yaqui）则是以雅各布（Jacob）的名字命名的。前往新大陆的旅行者们收集到了大量类似的证据：有些部族对男子行割礼，有些部族不吃猪肉，或吟诵着听起来像“哈利路亚”的经文；或者最常见的是，新大陆上的居民都符合反犹太主义者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大鼻子、贪财吝啬。他们用这些证据证明自己找到了“失落的部落”。
这个神话就这么流传了下来，一直蔓延到北美大陆。早期的殖民者威廉·佩恩（William Penn）描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州的美国土著：“他们的眼睛又小又黑，有点像一个一本正经的犹太人”，他还写道：
他们的语言高深而又难懂，但在意义上却和希伯来文一样丰富；就像速记时写的字一样，一个字可以代替三个字……至于他们的起源，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犹太种族；我的意思是他们具有犹太人的主要特征。
还有些研究人员在包括切罗基语、克里克语和莫希干语在内的一系列美洲土著语言中发现了希伯来语的词汇。接着，19世纪出现了一系列的骗局——例如有人说从美国土地上挖出了刻有希伯来文的硬币和其他手工艺品；特别是纽瓦克圣石（Newark Holy Stones）中包含的一块黑色石灰石，上面刻着缩微版的希伯来版“十诫”。后来得知，这件事都是一位当地的牙医自导自演的，他可能出于好心，试图向白人种族主义者证明，所有人都是同祖同宗的，而受种族主义者鄙视的土著美国人和他们一样，也是重要人物的后裔。
人们很容易嘲笑那些自信地宣称以色列“失落的部落”会在美洲被发现的人，但这种信仰非常普遍，且让人欣慰。这种信仰有助于人们理解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并将现在与想象中的过去联系在一起。这些说法不局限于新发现的“种族”。直到大约100年前，人们仍普遍认为英国人也属于一个“失落的部落”。而“英国”这个词本身就来源于希伯来语，意思是“契约之人”。
据研究“失落的部落”的现代权威学者图德·帕菲特（Tudor Parfitt）说，英国以色列主义运动在1900年约有200万成员。在某些方面，英国以色列主义既是浪漫民族主义的衍生物，也是国家建设实践的产物。它为以前在欧洲西北海岸外的一个不重要的岛屿赋予了一个古老的身份，以及赋予其基于丹部落（the Tribe of Dan，以色列十二部落之一）神秘迁移的重要性和帝国的命运。根据英国以色列主义的说法，该部落到英国的旅程可以循着命名中有“Dan”或近似“Dan”的地方重溯：达达尼尔海峡（the Dardanelles）、马其顿（Macedonia）、多瑙河（the Danube）、丹麦（Denmark）、敦刻尔克（Dunkirk）、唐卡斯特（Doncaster）、邓巴（Dunbar）和邓迪（Dundee），甚至伦敦（London）和爱丁堡（Edinburgh）。而对此，尚没有什么严谨的论证。
英国以色列主义最有影响力的著作是爱德华·海因（Edward Hine）的《英国和以色列十个失落部族的四十七种关联》（Forty-seven Identifications of the British Nation with the Lost Ten Tribes of Israel），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一部畅销书，有40多个版本。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书，里面充满了对《圣经》中晦涩段落的人为解读，以及大量精巧的废话。海因断言，撒克逊人（Saxons）是以撒的儿子（Isaac’s sons）的缩写。他列出了一张词汇表，记录了他认为已经流传至现代英语中的希伯来语，其中包括“garden”和“kitten”这样的词。
他认定“加冕石（The Coronation Stone）”实际上是《创世记》中描述的雅各布之枕，是由丹部落带到英国的；而维多利亚女王毫无疑问是大卫王的直系后裔。
根据海因的说法，英国人很特别，是上帝的选民。这是一个循环论证：英国人一定属于一个“失落的部落”，因为他们很特别；而他们之所以很特别，是因为他们属于一个“失落的部落”。
我们有可能认为英国以色列主义者是荒谬但无害的基督教福音派信徒，但这一切还有更黑暗的一面。海因的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为大英帝国辩护，他用“失落的部落”的故事来解释和证明大英帝国的发展，他描述古代以色列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都有能力“用少量的力量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当然这并不十分准确。他曾提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些土著民族的高死亡率和濒临灭绝的状况，令人不寒而栗。他说：“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件残忍的事，但这个观察本身是邪恶的，因为这是上帝自己的设计。”如此看来，海因似乎笃信大英帝国是天选之国。
英国以色列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继续蓬勃发展，一直被视为有点狂热，但影响力有限。维多利亚女王的一个孙女在1981年去世前，一直是其联盟组织“英国—以色列世界联合会（the British-Israel-World Federation，BIWF）”的资助人。BIWF至今依然存在，但规模小了很多，办公地点已不再位于白金汉宫附近的办公室内，而是位于英格兰北部的奥克兰主教镇（Bishop Auckland）。BIWF坚信英国人是丹部落的后裔，现如今强烈反对中东的移民。BIWF也成为热忱且经常表现古怪的英国脱欧支持者。它一度呼吁其追随者禁食一天，以支持英国脱离欧盟，宣称“我们需要祈祷，随着谈判艰难推进，主会将英国完全从巴比伦的欧盟中拯救出来”。即使在讨论英国脱欧时，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移民故事也没有被遗忘。
英国并不是19世纪唯一一个对以色列痴迷的国家，北欧国家也有类似的、影响力较小的运动，这些运动都试图基于一个“失落的部落”的古老移民传奇来展现北欧白人国家的种族优越性。在20世纪的美国，它同样也是教会传布福音的核心，其创始人还宣称德国人是亚述人的后裔。这是一种对世界和过去的过时的观点，但仍有几个美国福音派分裂团体还在重复爱德华·海因关于以色列血统在《圣经》上和语言学上的证据。他们对DNA测序结果视若无睹：结论显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甚至几乎所有其他争夺以色列“失落的部落”头衔的人——从美洲原住民和新西兰的毛利人（Maori）到印度的米佐人（Mizos）和新几内亚的戈戈达拉（Gogodala）部落——都没有这样的血统。
然而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即便这些说法在细节上是错误的，但它们确实有助于提醒我们移民在人类历史中的中心地位。从广义上来说，这些说法也并非完全错误，因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外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中东血统。我们现在通过基因测序结果得知，虽然竞争以色列“失落的部落”失败，但那些非洲竞争者都有坚实的古代中东特征，因为他们的祖先在现代人离开非洲之后穿过中东。当然，他们的祖先也都是尼安德特人，在更早的时候就以同样的方式旅行了。至于“失落的部落”，他们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分解了。正如我们都是许多不同史前部落的后裔，他们在经历了迁徙和通婚后，现如今几乎都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