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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尼安德特火车站出发，沿着绿树成荫的林间步道走过一段不远的下坡路，一座镶满曲面玻璃的优雅建筑随即映入眼帘——那是一座独一无二、专为西欧原住民建造的博物馆。博物馆附近是一片经精心照料而生气勃勃的林地，隐约间掩映着德国峡谷的昔日过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尼安德河谷的这片区域曾经是一处幅员辽阔的石灰岩态峡谷，高可达50米，因洞穴和瀑布闻名，浪漫主义流派的画家们对此地颇为钟爱。不过，后来石灰岩身价上涨——周边城市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林林总总的市政建筑广泛地采用石灰岩作为石材。一小队矿工将这段峡谷夷为平地，摧毁了其间的所有洞穴，将其改造成采石场，并在石灰岩资源枯竭之后弃之而去，仅留下一片荒芜。近年来，人们对这片峡谷的生态景观进行了修缮，重新种植了林木，将其改建成设有路标的旅游胜地，向那些对人类悠久历史有浓厚兴趣的游客开放。
1856年夏，两名意大利移民工人进入峡谷探寻石灰岩矿床时，无意间发现了一处通往古代洞穴的入口。当他们试图在洞穴里刮除经数个世纪的沉淀作用而形成的坚硬地表沉积物，继而确认矿床成分时，偶然发现了一些年代久远的骨迹。他们把这些骨头拿给土地承包人看，承包人认为那些骨头是熊的遗骸，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些骨头带到当地一位兼做化石收藏的教师那里进行鉴别。这位教师——福尔罗特（Fuhlrott）博士立刻认出这些骨头是人骨，且注意到这些人骨在很多主要方面都与现代人类的骨骼有所区别。十几年后，这些骨头被鉴定为先期灭绝人种的一个单独亚种，并依据峡谷名将其命名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尼安德特博物馆是一幢独体建筑，内部单螺旋结构的平缓阶梯向上舒缓伸展，贯穿着整个古代历史。德国少年儿童常将此地作为社交聚会的场所，他们用仿制的头骨扮怪，在室内沙坑模拟挖掘古代骨骼，还和真人大小的早期裸体人类模型玩自拍。博物馆是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欢乐之地。馆里甚至设计了一个着西装打领带的尼安德特人，他斜倚在博物馆内的栏杆上，不时被游客误认成人群中的一员。的确，他就算以这样的装束出现在返回杜塞尔多夫的火车上，也不大可能引起太多乘客的关注。然而，这一精心的设计似乎在揭示着一则更加重要的信息，即试图重新为尼安德特人赋予人性的光辉，从而让我们记住——他们既是欧洲的原住民，又是我们的祖先。
时至20世纪20年代，“尼安德特人”这一词条已在几种欧洲语言中成为常见用语。
人们用它来描述那些手脚笨拙、相貌返祖的人，这还得部分归因于H. G.威尔斯（H. G.Wells）在1921年创作的短篇故事《可怕的人》（The Grisly Folk）。威尔斯虽然认同尼安德特人为最早的欧洲人，却把他们描述成愚蠢、丑陋、多毛，且如狒狒一般到处乱跑的人。在故事里，他们被如我们一样聪明、英俊、懂得团队合作的“真正的人”打败、杀戮。尼安德特人旋即成为动画中惯于描绘的手里挥舞棍棒、嘴里叽里哇啦、穴居于山洞之中的搞笑荒诞形象，通常还会和恐龙一起出没。一时间，“指关节拖地的尼安德特人（Knuckle-dragging Neanderthals）”成为描述保守党政客和酗酒球迷的侮辱性字眼。
尼安德特人并没有指关节着地行走，他们直立行走，会用火，拥有语言和艺术——尤为重要的是，相对于现代人类而言，他们的大脑体积更大，对病患照顾有加，且在几个冰河时代中生存繁衍、延续种族。他们的生活足迹遍布类型广泛的气候环境——从大西洋到西伯利亚中部，从北极到中东。无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眉宇更加宽厚，而且就解剖学角度而言，他们的身材较多数现代人类更为短小强悍，但是和取代他们的非洲新移民相比，并没有明显区别。
尼安德特博物馆设法构建出一些以漫长得无法估量的失落世界为主题的零碎假想图景。需要记住的是，在近乎50万年的悠长岁月里，尼安德特人是唯一生活在欧洲大陆上的人类，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所存在的时间印记几乎是我们现代人在这片大陆上生活时长的10倍。而且随着基因科学和古生物学的交汇，学界愈发可能深入了解尼安德特人以往的生活情况。譬如，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的血脉与社交，以及他们的疾病和饮食。
然而，在科学的范畴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永远无从得知的。当我结束了我的访问，快速逛完博物馆的礼品店（里面售卖“尼安德特人啤酒”“石器时代”棒棒糖、穴居人拼图和真正的化石，售价仅1欧元），走到外面的夏日阳光下，我试图想象曾住在这里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生活。例如，他们是否每年都回到同一个洞穴居住？他们是否认为洞穴是他们的家？他们是否会有一种家的感觉，就像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词时怀有的情感？他们如何看待外来者——如其他的尼安德特人群体，或来自非洲的新移民？
然而，尼安德特人的声音就像所有早期人类的声音（以及许多迁徙者的声音）一样，是无法溯回的。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不知道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这一切，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但我们的想象力和同理心绝不应该因此受到限制。小说家们比H. G.威尔斯通常更深思熟虑，威尔斯宣称我们不如试着想象“大猩猩是如何做梦和感觉的”。
举例来说，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的第一部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大获成功，但尚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很久，就在他的第二本书《继承者》（The Inheritors）中描述了一个尼安德特人社区的衰落和死亡。这是一部奇特而感人的小说，超前于时代，也是戈尔丁自己的最爱。这部小说也是对威尔斯的刻意回应。其中引用了威尔斯的一句话作为题词，即他说尼安德特人“丑陋和奇怪得令人厌恶”。戈尔丁对尼安德特人的看法则完全不同。除了书中悲伤的最后几章，世界都是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的。他们在戈尔丁的故事中是好人：体贴，有爱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温柔，天真，在北欧的某个地方幸福地生活着。他们随季节迁徙，夏天住在森林里，冬天转移到海边的洞穴里——他们的生活一直如此。然后，在一个可怕的夏天，新人类出现了，也就是现代人。他们饥饿、绝望、狡猾，随时准备杀戮。他们有长矛和船只，以及对更广阔世界的了解。他们认为尼安德特人是魔鬼。小说的结尾，夏末时，尼安德特人被消灭了——除了一个被新人类带走的男婴。
尼安德特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亚种已经灭绝了，至于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对此有一系列可能的解释。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新人类”至少负有部分责任。他们抢夺了更多的稀缺资源，他们有更好的武器，并且可能带来了尼安德特人并不具免疫力的疾病。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也不是历史上唯一一次移民对现有人口的灭绝：在现代，带有武器和疾病的欧洲人摧毁了美洲和澳大拉西亚的整个土著社区，并毁灭了许多其他社区。
然而，我们在做这类比较时要小心。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可能在欧洲共存了几千年——在这种情况下，后者是否还能称为移民？几千年对我们来说非常漫长，但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的一段。在这期间，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都在欧洲境内迁移，可能距离得相当远。因此，这个故事并不是尼安德特人被新移民取代那么简单。
事实上，这两个亚种都是迁徙者，对他们来说，季节性和永久性的迁移是正常和必要的，我们只能假设“何时何地迁移的问题”是所有早期人类讨论的主要话题。简单来说，人类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建造房屋和洞穴，只有些临时性或季节性的庇护之所。早期的人类是游猎采集者和拾荒者。在农业发展起来之前，尼安德特人灭绝大约3万年后，只要人类的食物是活的、会移动的，或者仅在大片土地或海洋中生长，那么待在原地的人类便会几乎一无所得。
此外，尼安德特人灭绝的观点也值得推敲。原因很简单，我们现在已知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有了孩子，而大多数现代人都是这些孩子的后裔。大多数现代人DNA的一小部分（占1%到4%之间）源于尼安德特人。但我们还不知道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是在何时、何地完成的交配，不过遗传学家可能很快就能向我们揭晓这个谜底。这两个人类亚种的混合提醒着我们大多数人具有亲缘关系，那些通常被认为风马牛不相及的民族——印度农民、西伯利亚游牧民族、形形色色的欧洲人和美洲原住民，不仅有着共同的现代人先辈，而且都有着尼安德特人血统，因此相互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唯一没有尼安德特人基因的人，是那些拥有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绵长而不间断的血脉的人，即那些从未离开过人类最初作为一个独立物种出现的那片大陆的人。所有人类都来自非洲——不管是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还是任何其他消失在史前阴霾中的亚种。
至于其他地方，甚至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人类都是相对的后来者，即移民和移民的后代。
史前的人类进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展过程。抵达欧洲和在欧洲内部的许多古移民，包括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与亚洲和美洲的情况相比只能算“小巫”。想到达欧洲，来自非洲的人们仅需抵达中东，然后左转，沿着地中海或黑海的海岸线行进即可，而前往全球其他地区的路途要艰难得多。一些早期移民通过海路进入亚洲和更远的地方，从一个岛屿到另一个岛屿，最终抵达澳大利亚；另一些则进入内陆前往西伯利亚（或可能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前行），穿过白令海峡，最终穿过美洲，到达现在的智利南端。
近年来，作为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副产品，以及随着从古遗骨中提取DNA技术的进步，我们对这些古老的人类有了更多了解。这个问题并不总能一目了然，就目前而言，最明智的做法可能是让科学家们去争辩（他们的争论似乎永远不会完结），从而得出人类在世界各地定居的日期和路线。但抛开这些晦涩难懂的争论，我们只需记住一点，即人类迁徙的的确确发生了，这一点不可否认；现代人在掌握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最基本的技术的很久之前，就实现了定居全世界这一惊人壮举，无论这是好还是坏。他们那时有火、有语言，有用石头、木头或骨头制成的简单工具，也就仅此而已。
对我而言，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是何时或如何发生的，而是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试探性回答可能会揭示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什么特质。在此，我们要进入古心理学的复杂世界，试图理解人类迁移到这个星球每个角落的动机。文字直到公元前3000年才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城邦出现，但那时已经太晚了，几乎所有目前有人居住的地方那时都已经有人居住了，所以我们必须从其他地方寻求答案。
在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必然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例如气候变化、资源稀缺和领土争端。但这可能适用于任何物种，其他陆地哺乳动物可能也概莫能外，比如鼠类也表现出了这种四处游移的倾向。因此，我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至少对于一些人（也许还有一些鼠类）来说，迁移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远古的、本能的，也许是存在于基因中的欲望。
请记住，久居某处，有一个永久性的家，相较于深刻久远的历史，是一个相对现代的现象。仅仅400年前，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还是游牧民族。即使时至今日，也有3000多万人
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还有数百万人可被称为“雇员式游牧民”或“短期移民工人”。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抛开待在或靠近自己出生之地是与生俱来的或自然状态这样一种观念，便可以对人类这个物种了解得更多。也请记住，考虑到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并且没有任何关于人类所去地点等的先决信息，伟大的史前迁徙发生的方式很可能比我们现在所能设想出来的还要复杂得多，也许失败多于成功，挫折和死亡也比我们所能知道的还要多得多。
他们最漫长的行程是到达南美洲最南端，被称为“火地岛”的一系列岛屿，现今为阿根廷和智利共有。科学界一直认为，人类在1万年前第一次抵达此地，他们的祖先从非洲一路到了亚洲，又继续行进至阿拉斯加，南行穿越美洲，最终抵达南纬54°以下，这是离南极最近的人类聚居地。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北美最早的人类是捕猎者——他们被在大平原上游荡的大型猎物吸引来到内陆。但目前最流行的理论是“海带公路假说（Kelp Highway Hypothesis）”，根据该假说，第一批美洲人根本就不是大型猎物的狩猎者，而是沿着海岸行进的渔民，他们循着大量的水下海藻前行，这些海藻支撑着一个广袤而丰富的海洋世界，其中满是可食用的海洋生物——对于人类来说，那无异于“海鲜自助”。
因此，很可能在几千年前，早期移民中旅行最多的一群人，也就是现在被称为“雅甘人（Yaghan）”的一群人，到达了靠近合恩角、饱受风灾洗礼的火地岛群岛的南部岛屿。他们再也无处可去，只好留了下来。雅甘人族群蓬勃壮大，练就了相当惊人的抗寒能力，能在亚极地的温度条件下裸体生活，并成功地适应了世界上最恶劣的生存条件，这不管与哪一族群相比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们继续过着游牧生活，捕获贝类、捕食鱼和海狮，只与火地岛其他的族群交媾。他们从未离开火地群岛半步，直到新的一群旅行者和移民出现在火地岛海岸。这段可能是他们最伟大的迁徙故事，而在现代人的后记里，雅甘人此后的生活便不再幸福了。
欧洲人与雅甘人最早的接触并不顺利。自16世纪往后，许多欧洲人开始环游世界。他们来到南海，然后理所当然地“发现”了这片雅甘人和其他种群占领了1万年的大陆。葡萄牙的麦哲伦（Magellan）曾在这片大陆旁直航而过，距离近到甚至能看见雅甘人点燃的火堆（也许他们是借此警示彼此有舰队抵达），他给这些岛屿取名为“Tierra del Fuego”，即“火地岛”。英国探险家和奴隶贸易商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引领了第二次环航，并短暂地停泊，还以英国女王的名字将雅甘群岛命名为“伊丽莎白一世群岛（Elizabethides Isles）”。幸运的是，这个拗口的名字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到1624年，一支荷兰舰队的17名船员在雅甘岛登陆时丧生。其中一些尸体被肢解，自此以后，欧洲人就认为雅甘人是最可怕的食人族。事实上，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雅甘人进食过人肉，不管是熟的还是生的。
火地岛在19世纪最重要的来访者，是一艘叫作“贝格尔号”的军舰，它受命在南海海域进行一系列的探测工作。1829年，在一位出身名门的年轻人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
的指挥下，“贝格尔号”来到火地岛。几个火地岛人偷走了“贝格尔号”上的一艘划艇，菲茨罗伊船长挟持人质并试图夺回划艇，但未能奏效。于是，他带着4名人质航行到了英国，人质被分别起名为“吉米·纽扣（Jemmy Button）”“富吉亚·篮子（Fuegia Basket）”“约克·明斯特（York Minster）”和“记忆之船（Boat Memory）”
，这大概是因为船员们懒得叫他们的真名。在约1万年后，参加那次前往美洲南端大迁徙的移民的4个后裔再次踏上了并不情愿的迁徙之路。
被弄上船回到英国后，几名人质更多地被视作科学标本或珍稀物种，而非俘虏。人们给他们穿上衣服，修剪头发，送到寄宿学校，教授英语，把他们变成基督徒，送给国王威廉和王后阿德莱德。一年多后，活下来的3个俘虏（“记忆之船”在登陆英国后不久就死于天花）重新登上了“贝格尔号”，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在火地岛上建立一个传教站，使雅甘人皈依基督教。正是在此行的船上，菲茨罗伊为他们画了仅存的肖像。
菲茨罗伊还邀请了一位22岁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加入“贝格尔号”的返航之旅。就这样，达尔文和十几岁的吉米·纽扣成了忘年交。吉米很爱笑，每当达尔文晕船时，吉米总是对他关怀备至。达尔文后来回忆十几岁的吉米时，说他“非常肥胖，对穿着特别讲究，总是怕弄脏鞋子，总戴着手套，头发修剪整齐”。
3名人质被送回到火地岛，而达尔文并不怎么喜欢吉米族群里的人。
这些可怜的家伙长得很矮小，他们丑恶的脸上涂着白漆，皮肤肮脏不堪又油腻，头发打着结，声音刺耳，手势暴力。很难相信这些人是人类的同族，是同一个世界的居民。我看到他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这些低级动物能享受什么生活乐趣？对这些野蛮人，还有什么更合理的问题可以问呢！
他们的国家遍是破败野生的乱石、高耸的山丘和无用的森林，这一切都可以透过薄雾和无休无止的风暴尽收眼底。可供居住的土地被海滩上的石头侵占，为了觅食，他们不得不四处游荡。而且这里的海岸太陡了，他们只能借助简陋的独木舟四下活动。他们不知道家的感觉，更不知道亲情为何物……
达尔文对雅甘人的这一看法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荣光，他后来甚至暗示他可能对雅甘人存在误解。“贝格尔号”和达尔文于一年后回到了他们送回3名人质的地方，那时富吉亚和约克已经一起逃离了。那里没有任何基督教传教的迹象，也没有他们带来的种子种出的菜园，富吉亚带回来的西方世界的衣物和英国陶器也没了踪影。他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吉米·纽扣。
“我们都认不出可怜的吉米了。”达尔文写道，“看着他，我们太痛苦了。他瘦弱、苍白、一丝不挂，仅仅腰间裹了条毯子，头发垂在肩上。”但是达尔文很快意识到，吉米自己很满足——他有足够多的食物，并不觉得冷，且已经结婚了。达尔文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很惊讶地发现他一点也不想回英国。”达尔文脑中有个念头一闪而过：吉米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野蛮人”，似乎比做个“英国绅士”更快乐，而且雅甘人可能和世界上其他族群的人一样，也有亲情。
在“贝格尔号”到来之后，火地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欧洲人把传教士、疾病和战争武器带到了岛上。很快，雅甘人就发现他们因袭的土地不再属于自己了。19世纪末出现了淘金热，这意味着更多的移民，以及逃离奥匈帝国统治的贫民和受歧视的大量克罗地亚人涌入。由于欧洲人的过度捕猎，雅甘人赖以为吃穿来源的海狮和海豹数量锐减，因此他们只能靠捕食贝类为生。一些人离开火地岛去了南美洲的其他地方；另一些人则与欧洲人成婚，屈从于主流的讲西班牙语的定居者；一群雅甘人甚至试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定居，但失败了。已延续万年的雅甘人的生活方式，至此行将结束。
2022年2月，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隆（Cristina Calderón）去世，享年93岁，她是世界上最后一位以雅甘语为母语的人。自2005年，倒数第二位会说雅甘语的人——她的妯娌艾米琳达（Emelinda）去世后，她就再没能和一个能流利地说雅甘母语的人交谈过（尽管一位从事雅甘研究的记者在2003年指出，这两个女人曾闹矛盾，彼此间也不怎么说话）。近年来，卡尔德隆已经成了名人，作为最后一个“纯种”雅甘人，她成为一个失落世界和那些自恃“文明人”之辈对待这一地区或其他地区原住民隐约的遗憾的象征。记者、人类学家和乘游轮的游客蜂拥而至，来到她位于世界最南端的小镇——威廉斯港的家来拜访，她在这里平静地回应着他们的提问。他们写文章，发论文，或在脸书上贴出和她的自拍，她甚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活着的珍宝”。在2010年智利庆祝独立200周年的活动中，卡尔德隆被誉为“国家女英雄”。
最后的雅甘人的故事有着某种可悲的讽刺意味。她作为最伟大的移民的后代，目睹他们的生活方式被19世纪和20世纪的移民所摧毁。但这是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模式，那些已经消失的民族，有些留下了文学、建筑、考古遗迹或遗传痕迹，另一些则什么也没有留下。
雅甘人留下了丰富的游牧生活考古记录——由贝壳、骨头和植被堆积而成的成千上万的堆肥，考古学家们管它们叫“垃圾堆”。他们也留下了自己的语言，被子孙后代详尽地收录下来，一个拗口的雅甘词汇还获得了新生。“Mamihlapinatapai”一词作为世界上“最言简意赅的单词”，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它曾被用作一首歌的歌名、一个展览名和一部短片的片名，并在2011年的一部纪录片《浮生一日》（Life in a Day）中出现，让人记忆犹新。这种兴趣的诱因是这个词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尽管这个词通常会被硬性地翻译为：“两个人共有的一种神色，即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先开始做他们都想做的事，但是双方都不愿意首先开始。”“Mamihlapinatapai”一词的概念和它内含的焦虑似乎吸引了千禧一代，带有一种令人感动、几乎是伤感的感受性。这也使得达尔文将雅甘人描述为“野蛮和未开化的人”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荒谬。
最后，雅甘人还留下了成千上万的后代，他们不是像克里斯蒂娜·卡尔德隆那样具纯正血统或以雅甘语为母语的，而是异族通婚的子孙。他们许多人相互之间或对人口普查员及来访者都声称自己是“雅甘人”——因此，通过他们，“雅甘人”得以延续。
事实上，雅甘人和我一样，和火地岛的欧洲定居者一样，也和大多数会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一样，都有着共同的传承。我们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是10万年前离开非洲的现代人的后裔。我们应该记住，血缘关系要比纯正血统悠久得多。我们应该哀悼的是雅甘文化的湮灭，而不是雅甘血统的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