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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讲一个短小却非同寻常的故事，来作为本书的开端——这是一位移民的故事，在历经了一场战争和一次穿越地中海的可怕旅程后，他在欧洲开始了新生活。出于某些原因，我对这位移民的民族和宗教暂作保密。
AT，30多岁，人脉甚广，他曾生活在一个亚洲国家，而该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战败。AT也曾亲自上战场，深知自己会被胜方处决。敌军现在正拥入他所在的城市，他们和他说着同样的语言、信奉一样的宗教，却杀害了他的岳父——AT的岳父在当地颇有盛名。
AT的生父行走困难，他拒绝离开这座城市，说宁愿死在家中，也不愿成为难民，但最终AT说服了他。AT背着父亲出了城，在AT身旁，他的小儿子握着他的手。祖孙三人设法逃到了附近一个相对安全的山谷。随后，AT独自返回城里寻找他的妻子，二人此前因混乱失散了。后来AT得知她已遇害。
他回到山谷，找到老父亲和小儿子，与其他难民一道前往土耳其海岸，再自那里乘船前往地中海。他们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仅仅是想逃避暴力冲突，找到一个容身之所。他们的船在几个港口停泊时都不受待见，甚至包括AT的姐夫逃亡去的希腊大陆上的一个处所也同样如此。在那里，他得知姐夫也已遇害，便在墓前祈祷，而后就离开了。
难民们继续乘船西行。这是一段痛苦的旅程。他们听说意大利大陆，特别是罗马周边对他们这样的移民来说是个好去处，于是便去了。他们在西西里短暂逗留，AT的父亲在此去世了。后来，他们又被迫返回地中海，到达突尼斯，然后在那个地方困了一年之久。AT在那里遇到一位来自黎巴嫩的女移民，她爱上了他，他却纠结不已——他想留下来和她结婚，但仍想去意大利。于他而言，那儿已经成为他的一方梦中情土。最后，他和他儿子以及其他来自同一国度的人登上了一艘前往意大利的船，最终在罗马西边的奥斯蒂亚上岸。
一开始，AT和儿子以及其他同伴生活艰难。他们在登陆的海滩附近建起临时的难民营，AT的儿子却被指控偷猎，很快他们就卷入了当地的政治争端。但AT聪明地攀附上一个罗马权贵，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最终，通过迎娶该权贵的女儿，AT成为罗马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些读者可能已经猜到，AT并非一般移民——他是特洛伊的埃涅阿斯，生活在今天的土耳其。他那位被杀害的岳父正是国王普里阿摩斯，他的突尼斯女友是迦太基的狄多，那位罗马权贵则是被称为拉提努斯的国王。据维吉尔说，埃涅阿斯的后代统治了罗马好几个世纪。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提醒着我，在过去的三千年里，移民的处境几乎丝毫未变——迁徙从一开始就是人类故事的主题，迄今仍一如既往。
我们需要公开探讨移民问题，这刻不容缓。这不仅是孤立的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也不仅是边界、护照、指标、壁垒和签证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更根本的关于我们作为人类到底是谁的问题。
每个人似乎对移民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如果你稍做探究，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的观点都是摇摆不定，甚至自相矛盾的。另外，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另一些人则对移民问题避而不谈，因为该问题已变得令人不悦，没有哪个话题像它一样能让人情绪波动，造成家庭不和，令朋友反目，甚至使一个组织或政党分裂。许多人很难从他人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尤其是从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他人的角度。
我的观点是，移民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衡量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现代指标，这些问题包括身份、种族、宗教、家庭观念、爱国主义、怀旧、融合、多元文化主义、安全、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它们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移民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说，它们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元素。当然，我们都是移民的后裔，所以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管我们自己是否是移民。
我要说的是，移民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常常被低估、忽视或误解。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我猜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叙事方式将人类历史视作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其间有一些起伏）。在这个进程中，野蛮人渐渐转变为公民，游牧民成为房主——这一叙事方式至今仍是主流。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拥有住址和国籍，许多人拥有土地或房屋，我们定居于某处，我们属于某个地方。
然而，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稍纵即逝的浪花。人们似乎觉得拥有固定住所和终身国籍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就好像它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我却认为，在某些方面，事实正好相反：作为一个迁徙物种，我们人类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茁壮成长。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促使我们重新校准对“正常”世界的看法。人类历史通常是由定居在某处的人们所写就的，也是为他们而写就的，这些人借助历史抒发对某个特定地点或国家的感情，或者记录他们在某个帝国的奇遇。这类人对自己的生活和过去的描述更有可能留存下来。而在我看来，这种历史书写方式往往会使得我们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出现一定偏差。
本书的目的是将人类的迁徙重置于人类发展的中心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有助于重置现代有关移民的探讨。我们首先对一个在现代广为流传的概念，即所谓的“安栖神话（myth of sedentarism）”提出质疑，这种概念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定居型的。随后通过一系列可被看作实验的尝试，透过迁徙、人类行动、社会变革这一三棱镜审视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而非去考量静态停滞、一成不变的社区、种族或民族。
并非只有移民才能通过这种特殊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历史；但若是移民，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有不同的收获。就拿我来说，在成年后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远离我的祖国英国。离开的原因很多：为了和妻子生活在她的国家——印度；为了工作（我受聘于BBC）；也为了写书；还有很单纯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想这么做。所以，在过去的十年里，在酝酿本书之时，我曾居住在印度、坦桑尼亚、尼日利亚、突尼斯、阿富汗、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印度尼西亚（少则三个月，有时更长些），其间只短暂地返回英国几次，且通常只是回到伦敦那所我出生的房子里。现在，我已习惯了没有一个被自己称之为家的地方。在此，我也必须承认自己是幸运的，与大多数移民相比，我的人生确实容易得多。我的护照、工作、背景、肤色和性别等综合因素都使我可以轻而易举地住在任何我想住的地方，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均可，而大多数移民都没有我这样的运气。我绝对不是个典型的移民，尽管大多数人都很难确定究竟谁才是典型移民。
关于移民，并没有一个简单明了又被普遍认同的定义。许多对移民的定义都不免流于偏狭，或只针对现代社会中的移民。它们通常指向国家、边界或公民身份。在此，我特意选取了一个宽泛的定义，它出自心理学家格雷格·麦迪逊（Greg Madison）的著作。据他所言：
移民是从一种文化迁移到另一种文化的人，且两种文化有显著的不同，并且在足够长的时间里，这个人在从事日常活动的过程中将面临适应新环境的挑战。
我更喜欢这个定义，因为它没有提及国籍、种族或边界，因此，它可以用来描述现代和古代的移民者；它还强调移民者的经历，而不是迁移的距离或跨越的边界；而且它的范围十分宽泛，既囊括了那些自愿选择迁移的人，也有被迫迁移的人，以及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每一个人。
实际上，这个定义说明“移民”一词聚合了移民经历极其多样化的各类人等：奴隶和配偶移民、难民和退休人士、游牧民族和旅居者、征服者和求职者。这是一个上位词、一个概括性的总称，既涵盖了那些打算移民的人、那些移居到别处并短期逗留的人（像我这样的），也涵盖了那些被迫迁移的人，即被驱赶或流放的人。它也适用于那些仅跨越国际边境线几千米的人，以及那些在国内长途迁徙的人。
围绕移民问题的措辞往往相当丰富，却又令人费解，且近来越来越与单一民族国家及其边界、种族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移入者”和“移出者”，“到达者”和“离开者”，这些词显然是对同一群体的称呼，却被臆想出截然不同的意思。对许多人而言，两个词具有迥然相异的内涵。在富裕国家，“移出者”通常被视为具备冒险精神的人，而“移入者”往往被视作寄生虫。人们对移民的态度也可能大相径庭：既期望他们能被同化，又鼓励他们保持独特性；既希望他们能捍卫自身文化遗产，又让他们吸纳接受新的文化。他们既被认为低人一等，又被认为不同凡响；他们的经历既浪漫传奇，又饱受指摘；他们既受到艳羡，又遭到厌恶。
在现代，许多国家的定居人群都对移民存在特有的关切，且分歧巨大，甚至经常跨越传统的政党政治路线。政治家们在反对移民方面往往不敢后人，尤其是在时事艰难的时候。另外，人们对许多移民的态度往往受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增长期有外来劳动力需求，雇主和政府会不遗余力地吸引移民；而当经济衰退不可避免之时，他们又希望移民“回家”。正如瑞士剧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在谈及他所在国家的移民政策时所说：“我们召唤劳力，于是人类来了。移民经常是被去人性化和另眼相待的，他们的诉求往往被淹没在对他们的争议和刻薄中。”
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移民的挑战可能远大于既往。富裕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移民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我们的世界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移民人数将急剧增加，移民意愿会持续增强。沿海居住区将消失，田野会变成沙漠，远离热带的冻土或将成为农业用地。一些人认为，移民届时将是人类最严峻的考验。这也是另一个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对移民的看法，并认识到迁徙一直并将持续在人类历史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原因。
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应对移民问题太过焦虑。它有时的确会引起混乱，往往还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很多实例说明移民远非温良贤德之辈。早期的欧洲移民将疾病和死亡带到了美洲，而在斯里兰卡、美国、日本、古巴和新西兰等地，最早的原住民则因移民的到来而沦为少数群体。但人们通常会忘记，这些所谓的“土著”也曾是异地迁移而来的，只不过他们是第一批而已。移民经常会对当地的动物实施灭绝政策，如此下去，我们可以沿着反向螺旋推导直至地球生命的起源。
关于人类迁徙，我们很难界定其起源，因为它没有自然的起点。简单来说，我认为应该追溯到最远古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以史为镜能让我们获益匪浅，还因为迁徙是我们这个星球历史的基本组成部分——不仅人类会迁徙，我们史前人类的祖先和他们的动物表亲也会。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我们能够把迁徙追溯至很久远的时期，甚至是史前。
这个千年伊始，古生物学家在探索加拿大金斯敦市附近的一个废弃砂岩采石场时，在岩石中发现了一系列神秘的标记，或者说凹痕。进一步研究显示，这些凹痕是足印化石。这是有史以来发现的最早的足印，属于一群早已灭绝的动物。科学家判断其为介于龙虾和蜈蚣之间的杂交物种，个体长约18英寸（约46厘米）。足印非常多，以至于连科学家们都无法确定这种动物个体究竟长了多少条腿——但估计在16到22条之间。科学家们可以从其他化石痕迹中看出，这一物种在沙地中急行时身后还拖着尾巴。当时所有其他动物都生活在海洋里，而这一物种刚刚从海洋踏上陆地。这至少说明了，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虾蜈蚣”是约5.3亿年前的第一批移民，它们迁徙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栖息地。
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海洋生物会登陆，它们可能想在陆地寻找食物，或逃避捕食者，或为气候变化或物种数量过剩所迫，抑或它们只是迷路了。我倒想将这一行为归因于它们的冒险精神或好奇心，但苦于没有证据。这一壮举之所以如此惊世骇俗，是因为陆地上在这之前从未有过其他动物——没有恐龙，没有蚂蚁，没有老鼠，没有蟑螂，就连植物也屈指可数。
因此，这些古生物的壮举真不亚于人类登月。就像登月一样，跟大多数迁徙不同的是，那里没有其他生物，因此没人因为“虾蜈蚣”的到来而感觉受到冒犯，或者担心这些“新来的”会惹麻烦。这是真正的处女地。甚至“新来的”自己可能都不怎么待见这个地方：没有食物，也没有遮阳之处（虽然当时也可能一直下雨），它们一定很快就感觉自己要脱水了。
这是个几乎难以想象的、非常久远的时代，远到甚至在哺乳动物或鸟类出现之前，那时我们的祖先是没有腿的、像鱼一样的生物，它们还在海里漂游。我们不知道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可能“虾蜈蚣”就像宇航员一样，回到了它们来的地方，因为此时距动物开始在陆地上建立永久殖民地至少还有1.5亿年的时间。最早期的陆地移民中也有我们人类的远祖，它们登陆后进化成了小型鱼龙，四个鳍变成了四条非常短的腿，我们现今每个人（以及所有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都是其后代。大约在2.5亿年前，一些鱼龙的祖先进化成了一种被称为“犬齿兽”的动物，这种动物看起来像蜥蜴和狗的杂交物种，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由它进化而来的。犬齿兽的化石在包括南极洲在内的每个大陆都有发现，这表明它们作为移民是多么的成功——可以说是现代人类到来之前最成功的。
灵长类动物在距今约8000万年前才出现。早期的一些灵长动物作为迁徙者也相当令人瞩目，但跟我们最亲的类人猿表亲却没那么有冒险精神。黑猩猩是人类最近的亲戚（它们与人类的近亲程度甚至大过它们与大猩猩——它们的第二近亲），但它们从未离开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直到现代为人类所迫。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进化线在大约距今500万年前分裂，一些最早期的人类骨骼在南非和埃塞俄比亚被发现，而那都是黑猩猩从未生活过的地方。黑猩猩就是人类留守在家中的远亲，一直待在它们祖先的栖息地。
早期的人类历史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特别是关于移民的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都发源于非洲——盲目的民族主义者和进化论反对者们则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一些人类群体（通常是他们自己的群体）从古至今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但这些讨论的细节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和古代生物的DNA测序）彻底改变了对人类早期迁徙的研究。过去十年的研究结果复杂得超乎所有人预期——几乎所有人的来历都比自己想象得更加复杂。那些曾被用在世界地图上简单指示人类千万年来在地球上的定居情况的方向性箭头都是过度简化的，且常常是错误的。更具体地说，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大陆，我们现在已知的有层叠交互的人口流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特大城市的交通地图，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或家谱就能概括完全的。
直到最近，人们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共识：非洲曾有过两次大规模的人类外迁。第一次是在50多万年前发生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欧洲和亚洲发现了类似人类的尼安德特人的头骨。人们认为这一次迁移是失败的，因为尼安德特人灭绝了。第二次迁徙始于距今不到10万年前，主角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这一次的迁移是成功的，因为这些移民逐渐定居在世界各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之外的所有人都是他们的后裔。但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关于人类进化历史的旧观点具有误导性，而且在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一个关键点上是完全错误的。
现在，从对古代和现代人类基因组的研究上来看，实际上有两次以上来自非洲的大迁出，而且至少有一次非洲大陆回迁。在欧洲和亚洲，有多层、多向的层叠交互的迁移。打开遗传学家的研究资料，并根据他们的发现制定历史时间表，就会显示一个独一无二的不断迁移的物种。当然，这些迁徙行为历时相当久，我们很难知晓是否有人有生之年都在长途跋涉。但很明显，尽管地理和气候会造成巨大阻碍，但人类在历经数代后逐渐坚定了探究除南极洲以外的世界的每个角落的决心。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得知是什么让人类如此执着，可能背后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诱因，其中不少都是今天为世人所熟知的，例如想远离其他人类、气候变化和寻找食物的需要。此外，冒险精神、好奇心或不安分也同样重要。事实上，一些科学家提到已为人们所知的“好奇心基因”的存在，在约20%的人类中发现了这种突变基因。
但是，遗传学家们最令人吃惊的发现可能是关于尼安德特人的，他们被认为是人类的远亲，野蛮而愚蠢，在距今约4万年前时销声匿迹。然而，他们毕竟并没有“灭绝”——理论上，他们现在还和我们在一起，因为绝大多数现代人类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