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我就要离开突尼斯了,这里是我一年多来的家,本书到目前为止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在这里撰写的。我的即将离开让我陷入了一种内省的情绪,我思考着下一步该去哪里。翻看前面的篇章,我思忖着写这本书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生活在这里,在地中海南岸,靠近迦太基遗址,无疑影响了我选择深入探究的移民故事,也粉饰了我对遥远的过去的看法。我们所有写作的人都有自己的背景、动机、困惑。有些人试图把它们隐藏起来,或者审慎地声称已经把它们搁置一旁,害怕如果将困惑和选择公之于众可能会导致自己失去威信。但我更喜欢将自己的一切摊开,让读者去了解和判断,而且我并不会因此羞愧。所以,这样一来,关于迦太基和地中海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东西。对于那些读过我其他作品的读者来说,关于印度的东西就要比他们期盼的少得多——而印度曾是我十多年的家。
我现在面临着新的选择,不仅仅是选择住在哪里。当我加速穿越千年,接近当下之时,我也在处理一系列的难题。让我来解释一下。这本书并不旨在全面记录历史上人们对移民的态度,但它确实力图用一种略微不同的方式讲述我认为重要的关于过去的故事;讲述透过一个棱镜,在其中迁移是一种正常的活动,甚至可能成为更好地理解人类状况的关键。现在,当我准备投身于后罗马时代的讲述的时候,“重要的故事”这几个字就变得有点不精确了。原因很简单,有很多故事可以说是重要的,而且至少有一些文学和考古的佐证资料。然而,我将不得不舍弃其中的许多。
这样的舍弃是应该的吗?其实我已经舍弃了一些可能应该包含在内的故事,比如来自日本、东南亚、埃及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故事。但在我开始考虑中世纪移民时,迫切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出于这个原因,我觉得有必要更清楚地阐释我的目的,说明我想要达到的目标。
这是一个巨大的简化,但是核心的困境大体是这样的。
我要选择那些被低估或被忽视的移民事件吗?这些事件鲜为人知、值得关注,且在很大程度上被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宏大历史叙事排除在外,或较之黯然失色。
或者:
我要正面对抗那些主流的叙事吗?就是西方人和其他许多人在学校学到的,那些更广为人知的移民故事?
我选择了后者作为叙述重心。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务之急——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它通过隐晦和暗示,有时甚至是更直接的方式,挑战了许多关于移民的现代假设,而恰好关于移民的相关讨论已变得令人非常不快。
这种选择也让我的任务变得更加清晰。当我进入被称作“中世纪”(主要是在欧洲)的阶段时,我将抵制全球化的诱惑。因此,至少在这本书中,我会忽略900年中美洲玛雅帝国崩塌后的大迁徙,忽略富拉尼人(Fulani)分散在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领域,忽略蒙古人的游牧帝国,忽略13世纪第一批人类踏上新西兰,也忽略土著阿伊努人(Ainu)从日本大部分地区被迫迁徙。同时,我会关注来自欧洲外围的移民——先是穆斯林,然后是维京人,在最短暂的交集后,将出现在历史舞台的中央。我将跳过欧洲和中东的边缘地带,以中世纪最具流动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背景。这两种宗教的教义总是交织在一起,它们的帝国、征服、胜利和失败也持续主导着很多的政治和历史叙事——我认为,这也影响着我们对移民的看法,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
至于我,我不知道我接下来会住在哪里。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日常工作已几乎全部完成,我在突尼斯的时光已经渐近尾声。我会想念这个城市和这里的朋友们。有时,这里对我来说是个完美的所在:它温暖、靠海、宽容、引人入胜,有时令食物和午休,平静得让人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确实想过要留下来,在地中海南海岸抛下船锚。但另一些事在催促着我离开。我需要不停移动的感觉,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这样才能感觉自己在作为一个人活着。所以,我会短暂地回到伦敦——那座我童年的城市,待在我出生的房子里——我的母亲仍住在那里,拜访老友、爱人和家人——先喘口气,再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