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物浦

2002年的一个雨夜，我们三人——飞行教官、我还有另一位学员——从牛津以北的小型训练机场起飞，右转，向利物浦飞去。

2001年秋天，我和其他学员在亚利桑那州进行目视飞行训练，也就是9·11事件发生几周后。几个月前，也就是2002年年初我们完成了训练。我们回到英国，学习如何在无法看到地面、无法借助地面提供的导航线索的情况下，在云层中依靠仪表飞行，在这个阴沉的夜晚完成这个任务再适合不过了。飞机从基德灵顿湿漉漉的跑道起飞后不久，整个世界就被无边的黑暗所取代。当飞机的灯光刺破黑暗时，天空就变成了棉灰色。

坐在我旁边的教官是一位早已退休的波音747飞行员。他总是双臂交叉，除非在飞行任务中。有一次，我试图跟他搭话，问他在波音747的驾驶舱里待了这么多年后，重新驾驶这样简单的轻型飞机是否会不开心，他皱着眉头，叹了口气。最后，他向坐在后座的学员打了个手势，对我们说：“好吧，马克，我可以在新加坡的游泳池边和那些听我讲笑话的人一起说笑，也可以在这个寒冷的夜晚跟像你和你的同伴一样的飞行新人一起飞行。”

另一个晚上，我绞尽脑汁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希望你不要对我大喊大叫，这样我才能做到最好。”他哼了一声，用杰克·尼科尔森说“你不愿面对事实” 的语气吼道：“做到最好？做到最好？也许你所谓的最好根本就不够好！”

但是，我和其他学员都怀疑，教官极可能就是装装样子，因为他每次都让我们顺利通过了考试。在最后一次考试结束后，也就是几个月后，母亲会从皮茨菲尔德寄一封信到牛津。她经常给我寄卡片、信件，或者她喜欢的文章、布道的剪报。（当最后一封信到达牛津时，我已经离开了飞行学校，所以一个朋友帮我从我的信箱里取了它，但她忘记把信转交给我了，而这封信最终会和她的飞行日志一起被装在一个盒子里，直到十多年后，在我母亲去世很久之后，她才发现这封信。然后，我这个朋友把这封未拆开的信给我，而我把它放在我随身带着的飞行包里，一放就是好几年。每次我期待母亲的来信时就看看它，从中找些安慰——我偶尔会想，历史上没有哪封信能像这封信这样跨越万里吧——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决定拆开它，然后我读到了母亲对我成为一名有执照的飞行员的祝贺。）

那段时间，母亲被卡尔·荣格所吸引，于是她在远方，一直试图通过写信让我对荣格的著作和他对原型和梦的解释产生兴趣。如果她以前就告诉我，理想城市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原型出现在许多人、社会和环境中——就是原型的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她以前就告诉我，荣格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他从未去过的城市，我可能会对这些内容更感兴趣些。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天很黑，下着雨。我当时在利物浦。我和一些瑞士人——哦，6个——走过黑暗的街道。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们是从港口来的，而真正的城市实际就在上面，在悬崖上……当我们走到高处时，发现一个宽阔的广场，昏暗的路灯照亮了这个广场，许多街道都通向这个广场。这座城市的各个区域都呈放射状排列在广场周围。广场中央是一个圆形的水池，水池中间有一个小岛。

现在我坐在驾驶舱里，这是我第一次飞利物浦，黑夜里，在教官犀利的目光的注视下，飞机沿着一连串圆点组成的线飞行，这些线仿佛是长长的、几乎看不见的电线，从一座信标台延伸到另一座信标台，穿过英国黑暗的夜晚。很快，我们就准备降落了，飞机展开襟翼，放下起落架，在一座不久前以约翰·列侬的名字重新命名的机场的西部降落。机场内有一座列侬的雕像，和一块写着“在我们上面只有天空”的牌子——这是他的歌曲《想象》中的一句歌词。

但今晚我没时间去找这些歌词，也没时间去航站楼边上有时会停放黄色潜水艇的地方，更没时间去欣赏这座城市的其他景致——除了飞机最后冲破最低的云层时所置身的那片闪烁着琥珀色灯光的区域。当飞机穿破云层时，教练提醒我，这是个随时可能发生危险的时刻。我操纵着小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进入了机场的唯一跑道。还没来得及开始减速，我就打开了油门。发动机发出轰鸣声，螺旋桨再次旋转，飞机猛烈地摇晃起来。于是，我把操纵杆向后一拉。跑道上的灯光消失了，我收回了起落架。当飞机爬进雾中时，世界再次变黑了。 L2yK4nvLa/dGavHF0tOUES9mM3Rg5qy0S+G5lOHqziRHMbsEzqkvgAWsCIXLRt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