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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有两位社会学家呼吁，希望社会学对于人类社会的解释能够更加谦逊、更加有雄心壮志，同时也要更加有趣怡人。 [1] 他们坚称，尽管社会学不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它可以通过其理论、概念和隐喻等，给人们提供一些理解世界的新颖方式。在本书中，我们详尽研究了一个现已获得大量关注的社会学隐喻——性资本。除了社会学家、性别研究学者和性研究人员之外，这一术语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使用。在日常谈话中，性资本已成为一个常用比喻，用来表达如何应对“我们这个被性感化的世界”（our world made sexy）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一些现实影响，以及人们应如何“设法累积”（make do）性资本。 [2]
将资本一词用于像性（sexuality）
这样一个领域，可能会使大众产生疑虑：毕竟，通俗而言，性不就是一个充满快乐、自我弃置、即兴发挥和嬉闹玩乐的领域吗？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与资本这一经济社会学隐喻联系起来呢？这是因为，性总是处在“社会之中”，并会受到不断变化的社会力量的制约和影响。例如，三大一神论宗教
都曾对性有过严苛的规范，使其成为代表纯洁的意识形态、家庭和政治权力的核心。概言之，在关于自我的理想中，性的出现方式总是具有社会性的。如果说性在传统世界中是由宗教塑形的，那么，在现代晚期，它主要是与经济领域交织在一起的。
性资本之隐喻认为，性是一种可用于未来获益的资源，其运作方式远不止性活动这一种。与那些（至少在理论上）被广泛认同和接受的“概念”有所不同，“隐喻”更加开放，也不那么精准。但它们具有某种工具载体性质，而且，有时候，正是由于概念上的不精准，它们才能够更好地契合社会学家的想象。 [3] 目前，尽管性资本这一隐喻已经十分流行，但总体而言，对它的理论研究仍有所欠缺。
在常见的社会学用法中，性资本指的是人们在投入金钱、时间、知识和情感能量来构建和增强他们的性自我（sexual self）——他们与性有关的身份——后可能得到的回报。有些人会选择去做外科整形手术来美化他们的面部或身体，另一些人则会去购买流行的性指南，或者加入一些“勾引社群”（seduction communities）
，来将他们的性主体性训练得更为自信。这些不同类型的、在性自我方面的投资，都可能会为“投资人”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使其在对他人身体的性接近（sexual access）方面更具竞争优势。而这种性竞争所导向的，可以是最大化的性享乐，也可以是那种因被他人所欲求而产生的纯粹精神享受。
在本书中，我们将介绍四种不同类型的性资本，以及它们兴起、繁盛，有时又减弱衰退的时期的各种历史状况。我们还将进一步提出，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下，这些类型的性资本发生了变化，从而催生了各种社会现象。例如，代表了创意、趣味与合作的高科技精英人士理想的硅谷性派对，以及盛行于中上阶层的生殖器整形手术；这些转变甚至影响了一些性工作者的观念，让他们相信，通过提供性服务，他们能够收获自尊并培养情绪适应能力和其他的就业技能。 [4] 透过资本的视角，我们详尽分析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对性和性态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是我们所命名的，它指的是，人们能够从性接触（sexual encounter）中获得自我认同与自我赏识，并且能够利用这种自我价值来提升就业竞争力。
可以肯定，性能够增加个人的自我价值这一想法，也并不新颖。毕竟，《唐璜》
中的同名主人公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男性气质的范式：性征服本身就是其行动的目的，它们独立于婚姻和社会制度之外，因为它们本身就能够赋予自我以价值。唐璜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越来越独立于教会权力的男性气质特性，它只被一种能力所定义，即激起女性的欲望并满足主体自身欲望的能力。这类男性气质似乎是作为一种对女性的统治形式而出现的，也就是说，像唐璜这样的男人会毁掉女性的名誉，并让她们在婚姻市场中失去唯一可仰赖的资源——童贞（virginity）。然而，至少在莫里哀的戏剧和莫扎特的歌剧中，唐璜这个角色受到了上帝本人所施加的惩罚，这表明，要想让系列持存的性（serial sexuality）为自我带来一种社会认可的价值，它就必须在社会的、规范性的秩序中发挥效用。事实上，在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里，女性被默认地定义为一种性资本，即贞操（chastity）。在传统的婚姻市场中，女性（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男性）的名声，取决于其童贞之身。因此，贞操——尚未发生性活动——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作为该名女性遵从基督教理想的标志，增加了她在婚姻市场中的价值。在默认的情况下，性在择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在传统社会的婚姻市场中，名誉和经济资产是对准配偶的两大考量标准。在许多方面，唐璜所挑战的，正是这种保护女性免受掠夺者侵害的规范性秩序。因此，唐璜的性也一直受到基督教父权制规范的高度限制。要想让某种发展完备的性资本出现，性就需要独立于宗教之外，并实现其自主自治。
[5]
性资本的形成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管控性的社会规范和禁忌的松懈，以及性被越来越多地纳入经济领域之中。当性被经济策略所构建、能够产生经济优势，并成为经济领域本身的关键所在时，我们便说，这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中组织起来的性资本，或者称其为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
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的理解，应该与以下三种在讨论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常被提到的主要观点区分开来。这三者分别是：一、性是对性别失衡状况的补救矫正；二、性身份（sexual identities）是性公民身份（sexual citizenship）的一个政治宣传阵地；三、对于性的商品化或者说性的货币化现象的批评。下面就让我们对它们一一进行简要介绍，并说明我们对新自由主义性资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与这三者有何不同，又是如何对它们进行完善或补充的。
首先，我们反对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
提出的关于性资本的一种广为人知且颇有争议的概念——情欲资本（erotic capital）。哈基姆将其定义为一种女性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和亲密关系中加以利用的（明显女性化的）个人资产。在她看来，情欲资本包括“美丽、性感、活泼开朗、衣品好、魅力迷人、有社交技能以及性竞争力。它是身体吸引力和社会吸引力的一种综合体”——而这些，她坚称，都可以被当作筹码来获取更好的工作岗位或是在亲密关系中达成“更好的交易”。
[6]
凯瑟琳·哈基姆对情欲资本的理解，指向了一种真实存在且影响巨大的社会现实：作为人的一种属性的性（sexuality），正越来越被转化为一种经济资产。而使用、剥削和暴露（女性）身体的各种产业则凸显了这一现实。然而，在许多方面，哈基姆对性资本的定义仍然是较为粗糙且有限的。首先，哈基姆忽略了能够将性转化为资本的历史和文化进程。例如，在编纂美貌的标准并在社会领域中将美貌转化为资本方面，媒体行业一直是主力军，而这一过程也是由强大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在将性资本视为“迷人有魅力的”女性的一种明显且不言而喻的属性时，哈基姆并没有问自己，为什么性吸引力能够在各种社会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社会领域可以将其变为一种资本。其次，当哈基姆将性资本视为女性的一种属性时，她所接受和强化的，就不仅仅是一些性别刻板印象，还有女性遭到支配的方式——经由她们的身体。换句话来说，哈基姆所未能理解的一点是，如果说性是资本的一种类型，那也是因为，它所使用的属性同样维护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正如凯瑟琳·麦金农
有力论证的那样，性之于异性恋关系，就好比是工作之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者：性是男性剥削女性的特权场所。
[7]
或许，更令人惊讶的是，哈基姆对性资本的理解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也即，存在一种天然的、生物学上的男性欲望，而女性可以利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哈基姆似乎没有注意到，利用女性来达到性目的，以及女性对自己的性的利用，一直以来都是最为压迫的父权制形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对它的颠覆。父权制的典型特征恰恰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贫穷和没有地位的女性而言，性几乎是她们用以获得地位及社会流动性的唯一手段——这一事实所反映的，正是女性被褫夺了应得的法律和经济权利。
我们没有轻率地将性资本视为一种赋予女性权力的方式，而是认为性资本并没有扭转那些在有关性的社会脚本中贯穿始终的性别压迫本质和关于性的臭名昭著的双重标准（尽管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年轻女性的性正在变得更加具有能动性和更加受人欢迎）。同样，性资本也没有改变社会性别和性态在组织家庭劳动分工、工作场所的动态机制和社会的整体性别结构（sex-gender structure）中的关键作用。 [8]
我们也偏离了第二种非常广泛的系列主张，即通过性公民身份这一解释性概念，以及将性少数群体纳入政治和社会斗争中的相关学术研究，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9] 这一研究领域极其丰富，囊括了酷儿理论、政治思想和新自由主义社会学等内容，而在本书这短短的篇幅之中，我们显然不能对它进行详尽公正的研究。因此，我们将重点关注性权利主张与市场参与之间的关联。
一般而言，“性公民身份指的是，对性权利（包括自由表达、身体自主、制度纳入）和性责任（不剥削和不压迫他人）方面带有性别化和空间化的、具身的一些要求主张”。
一旦以这种方式来定义性公民身份，有一点就变得十分清楚了：与性公民身份相关的一些议题——例如性暴力、性同意或者性工作者的权利等——就会与整个群体相关。
然而，关于公民身份和性的广泛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性少数群体所提出的法律平等的诉求之上——一开始就是如此，目前也在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从理论上而言，性公民身份研究这一领域会比以前更加多样化，也会包含一些更广泛的议题，经由各种批判性角度提出（在下文中，我们就将对其中一种重要观点进行详细阐述）。尽管性公民身份的研究已经超越了性少数群体的正式权利议题，
但是，“LGBTQ+”
群体的解放性政治仍然是这一分支学科的关注点。
[10]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们将简要讨论关于性公民身份的一种批判性观点。 [11] 该观点认为，性权利的扩大化和性多样性的主流化，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大体上是齐头并进的。我们对这一观点的考察，也将为随后讨论我们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的概念奠定基础。我们认为，这一概念为关于性公民身份的重要批判性观点补充了一个此前有所欠缺的层面。
那么，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性公民权的扩张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根据上文提到的批判性观点，被重新定义的酷儿性别身份会推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并起到维持及巩固其地位的作用。
[12]
这种观点认为，性的民主化过程（sexual democratization）在接纳了某些人的同时，也排斥了其他一些人。
而这反过来又会决定哪些人会被视为值得国家为其制定各项规定并对其进行保护，哪些人会被排除在外。
[13]
如此划分之后，个体是否是应得权利的性公民这一界限就变得一目了然了，而这一界限也决定了不同个体与资本的不同关系。
[14]
性公民身份明确决定主体与资本之间关系的一个领域是就业，另一个领域则是消费文化。在工作场所，一些“得体”的同性恋与酷儿表征似乎已经变得可以接受了。然而，跨性别和性别酷儿群体仍然很难进入中产阶级所从事的行业并拥有稳定的工作。
[15]
同样，在消费和生活方式相关商品的领域中，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仅“创造了一种被驯化的、消费主义的同性恋身份”，
[16]
而且，正如罗斯玛丽·亨尼西
所说，它也增加了“商品文化中的酷儿可视性”。
[17]
酷儿激进主义的公开展示、在流行文化中对酷儿身份和其生活世界更加积极的呈现，以及将更广泛的酷儿存在进行“生活方式化”（lifestylization）塑造，
[18]
都导致了酷儿的身份、具身风格和其他文化符码及艺术制品的商品化。
消费文化与各种性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也在跨国层面上运作着。有关性公民身份的一些项目，往往会落入克莱尔·海明斯
所说的“现代的诱惑”之中，而性宽容度（sexual tolerance）则标志着现代国家的民主水平和对全球商业的开放程度。
[19]
贾斯比尔·普尔
创造了著名的“同性恋民族主义”（homonationalism）一词，“以便理解对于同性恋主体的‘接纳’和‘宽容’，是如何成为评估国家主权权力及能力的晴雨表的”。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对性少数群体的宽容，可能会被利用以谋取利益——例如同性恋旅游。特拉维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座城市被视为同性恋之都，而它恰位于一个施行暴力军事占领的国家之中。
[20]
总而言之，我们刚刚所概述的性公民身份的关键前提似乎在表明，改良主义者和包容并蓄的性政治，除了大肆宣传“进步的新自由主义”等流行语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性多样性”和“赋权”等概念，只是资本逐利性的遮羞布。
[21]
南茜·弗雷泽
认为，这些性斗争实际上有助于“从市场角度重新定义性解放”，可谓简明扼要。
这并不是说，对主流性权利运动、性多样性政策和性现代化冲动所做的所有批评都是一致的。我们已经指出，这些批评普遍认为，性公民身份“对资本和社会权力采取了一种过分迁就的立场”；但是，在探讨由市场影响的性解放运动是否有政治作用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
虽然我们倾向于认同弗雷泽的观点，因而也就不赞成将性自由的前景视为必然要在政治上越界，
[22]
但我们也认为，对性公民身份的批评——例如我们所回顾的那些——作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性学理论过于笼统了。这是因为它们未能准确表明，性别身份，无论是边缘的还是霸权的，是
如何
被收编到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下的。的确，一旦性公民身份得以确立，它就是主体在与国家和市场打交道时其公民身份的一部分。但正如我们所做的那样，有必要去解释在新自由主义环境下，人们可以利用，并真正去利用这些权利来做些什么。
换句话来说，性接纳和性排斥的结构模式维护了资本主义体系——使它合法化，或者通过消费文化扩充了它的边界，但仅仅理解这一点是不够的。与此相反，一旦我们将性权利理解为种种资源，问题就出现了：真实具有性特征的（sexed）公民，无论酷儿与否，是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甚至将它们变现的？
我们提出的一个替代概念是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该概念建立在一个抽象观念之上，即资本主义利用了被解放并被重新定义的集体性身份（collective sexual identities），但也超越了这一观念。性资本的概念之所以有用，正是因为它同时承认（可感知的）性自由的可能性和如下这一事实：用温迪·布朗
的话来说，即“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理性（neoliberal rationality）成为我们无处不在的常识”，
[23]
个体的自由不仅已与市场自由相兼容，实际上也成了它的一种延伸。
[24]
简单来说，如果仅仅指出市场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可互换，就忽略了新自由主义的理性已经改变了自由的含义这一事实。再次借用温迪·布朗的话：“相反，自由已经成为追求私人目的的同义词，理所当然地免受监管，此外，对自由的运用主要是为了提高个人或公司的价值、竞争地位或市场份额。”因此，我们需要阐述的，就不仅仅是性和性态的商品化过程（当然，我们仍会在稍后详述这一部分），还有性自由本身是如何提高某些主体的经济价值的。
[25]
最后，我们提出的 新自由主义的资本 的概念，也与另一套批评性和性态的商品化的论点大为不同。在前述关于性公民身份的讨论中，我们重点讲述了有关基于市场的性接纳和权利主张的政治辩论。现在，我们将转而去解释，为什么对消费文化的批评并不足以说明性和性态对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堡垒所做出的贡献。
根据性的商品化的观点，当代性态类型的主要问题是，性并没有解放人类，而是成了另一个被资本主义征服的领域。简而言之，批判理论家认为，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向消费方向转变的一部分，一个“欲望着的主体”业已形成；此外，在这个释放性欲力量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的持续性过程中，性既成了一种商品，也成了出售其他商品的手段。
[26]
那些在各种生活方式市场中被出售给消费者的性玩具、色情小说或浪漫野游等繁多的商品便是明证。
[27]
正如肯·普卢默
所指出的那样，有五个主要的“消费性态的连锁市场”。
[28]
它们分别是：性化“肉体”市场（例如性旅游/买春团）、
[29]
性爱表征市场（例如色情书刊和音像制品）、性化技术市场（例如药物“伟哥”）、性化物品市场（例如性玩具），以及性关系市场（例如密宗性爱工作坊以及“勾引社群”等）。
性产业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它创造了数以十亿计的利润，提振了公司收入和国民经济发展（色情产业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并已经融入了数字资本主义之中）。性意象渗透到了公共领域之中，而且这一文化的性化（sexualization）过程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 [30] 然而，我们认为，尽管性的商品化和文化的性化这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具有中心地位，我们仍应该对性在社会中所起的经济作用进行扩展研究。我们对性商品化的不断扩张和可见化过程持批评态度，但让我们更为感兴趣的，是性主体性以及实际的性体验与性互动，而不是性化的物品和商品，尽管它们在这些性互动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性如此普遍和可见、充足和易得，与个人本真性（personal authenticity）和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难舍难分，同时又具有极度商品化的特征，我们才可以说，性资本标志着一个囊括了不同能力的复杂系统，它能够提升个体的价值。因此，我们要问：在一个看似性充足（sexual abundance）的世界里，所有人都理应享有很多美好而愉快的性，那么一些人是否可以利用性来为他们自己增加更多的市场价值？如果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的，其原因何在？在此，通过 性资本和情欲资本 的棱镜，我们将会完善对性的社会学分析。我们认为，性是一种不平等的形式，它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下以种种方式被制度化。我们没有问及资本主义是如何复制生产异性恋和性别化的性脚本和性叙事的，而是故意颠倒了这一问题；我们问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性及其可能产生的性资本，是以何种方式有助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
分析当代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结构原则的一种方法，是以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为代表所提出的，它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与之前普遍性的现代社会逻辑截然不同的“独异性社会逻辑”正在不断兴起。
[31]
我们不再处于量产商品的浪潮之中。与此相反，消费者会更青睐独特的、手工艺的、量身定制的商品。独异性的经济力量，还体现在资本主义进入“生活本身”的方式。资本主义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它吞噬了所有的独异性。其结果就是，生活本身变成了工作（例如，在优兔［YouTube］平台上更新作品）。可以论证的是，无论是在主体性上还是在市场中，性都是制定和复制新的独异性社会逻辑的关键场所。人们通常认为，性是日常生活中的独特插曲。作为一种独特的体验，性一般被认为在本质上是非功利的：无论是为了生殖、使快乐最大化，还是维系亲密关系，性本身就是其目的。最后，由于其内在价值和独特性，性通常也与强烈的情感——如“迷恋、性唤醒、热情四溢和静谧的满足”——联系在一起。
对此，我们仍然抱持怀疑态度。在处理新自由主义的性（neoliberal sexuality）这一颇有争议的领域时，我们不太倾向于像其他理论一样，对性的独异性持有一种“快乐的”社会学解释。
[32]
与之相反，我们认为，尽管性领域仍然是施行带有性别化的性脚本以及能够复制或超越它们自身的一个关键场所（这与
哈基姆
的观点有所不同），性资本也可能与阶级相互关联，而关于两者间的交互运作方式，社会学家目前尚未完全把握。性资本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中发挥着作用，而新自由主义是万金油式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在日益放松管控的市场中与日俱增的个人责任。为了在市场上发挥最大作用，这样一个高度负责的个体就必须调动她/他的心理装置（psychic apparatus），其中就包括性资源。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社会学家坚称，我们如果要充分考虑新自由主义化的种种危险，就必须重拾阶级分析的方法。许多分析家都认为，阶级不仅仅是来自上层的结构性和客观性力量；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阶级也是心理层面的，因为阶级是通过主观性本身，通过存在于肉身之中并能够体验各种情绪来发挥效用的。但是，主观性在阶级形成和阶级再生产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尽管如此，针对那些艺术创意领域和具有文化“热情”的、有着大量心理层面投入的职业，人们正开展着有前景的研究工作。近来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中产阶级的创意工作者看不到其工作的外在意义。因此，随着现今的工作变得极为动荡和不稳定，它要求工人拥有极高的热忱和极大的适应性，工作也进而成了工人真实自我的一种深刻表达。
[33]
因此，就业竞争力（employability）恰恰取决于个人职业忠诚度及其心理上的热情投入水平。米谢勒·拉蒙特
近来提出，培养自我价值、主观幸福感、良好的情绪适应能力可能是对抗日益严重的结构和物质不平等的一种方式；由此提出了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间的联系。
[34]
虽然我们强烈反对这种关于不平等的心理学解释，但我们坚定地认为，性确实已经成为人们培养自我价值感、情绪韧性和适应能力的一个重要场所。这种转变表明，新自由主义自我被要求利用它全部的技能和手段，以便进入到市场并在其中拥有竞争力。也就是说，性资本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了解主观经验和心理状态对（中产阶级）就业竞争力和阶级再生产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情绪倾向和性倾向（sexual dispositions）不仅在社会流动策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们于工作场所中的自我定义方面也同样重要。
布瑞娜·法斯
和萨拉·麦克-克利兰
近来呼吁，要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批判性性学研究领域中廓清基本概念。作为响应，在这本薄薄的书中，我们不仅会解释清楚性资本隐喻的内涵，同时还会进一步对它进行扩充。
[35]
以资本的视角来思考有关性的感受、反应、情感、身体、身份、话语、关系和商品，有可能会阐明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下，性生活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微妙联系和矛盾所在。为了好好利用这种可能，我们将对性资本隐喻中一些较为常见且公认片面的用法提出质疑，并且，针对这种目前仍十分有效的思考性和性态的方法，进行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修正。在这项研究任务中，我们将争取做到既有雄心壮志，又保持谦逊克制。
一方面，说保持 谦逊克制 是因为，与关于性资本这一概念的一些更为著名的学术研究不同，我们对性资本隐喻的表述要更加现实。另一方面，我们的 雄心壮志 在于，我们试图通过研究性资本分配不均背后的阶级机制，来更好地理解“性与权力之间的碰撞”。 [36] 因此我们认为，性资本已经成为阶级制度再生产中的一大因素，并将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对此进行论述。
性和性态的形成，经历了从现代到现代晚期的历史转变，而我们的研究就将从概述这一历史转变开始。在这次历史转变中，“好的性”与“坏的性”——前者指隶属于再生产/生育繁殖领域
（the sphere of reproduction）的性，后者指商业买卖的性——之间的现代划分被削弱了。另外，这一转变也为人们解释性如何生产经济资本奠定了历史基础。性生产经济资本主要有两种方式：通过性商品和性服务的直接方式，以及通过择偶实践或是通过创造主体及其主体性（creating subjects and subjectivities）的间接方式。此番在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回顾，使我们得以提出新自由主义的性资本的概念，即工人能够通过个人的性体验提高就业竞争力。
[1] 此处指的是社会学家阿兰·卡耶（Alain Caillé）和弗雷德里克·范登堡（Frédéric Vandenberghe）在他们以下著作第一部分中的论点，参见 For a New Classic Sociology: A Proposition, Followed by a Debate , New York 2021。
[2] Paul Rutherford, A World Made Sexy: Freud to Madonna , Toronto 2007.
[3] Ranji Devadason, “Metaphor, Social Capital and Sociological Imaginaries,” Sociological Review 59:3 (2011), 633–54; Richard Swedberg, “Using Metaphors in Sociology: Pitfalls and Potentials,” American Sociologist 51 (2020), 240–57.
[4] Elizabeth Bernstein, “Sex Work for the Middle Classes,” Sexualities 10:4 (2007), 473–88; Emily Chang, Brotopia : Breaking Up the Boys' Club of Silicon Valley , New York 2018; Yu Ding and Petula Sik Ying Ho, “Sex Work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ccumulating Sexual Capital as a Life Advancement Strategy,” Sexualities 16:1–2 (2013), 43–60; Amin Kalaaji et al., “Female Cosmetic Genital Surgery: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Motivation, and Satisfaction,” Aesthetic Surgery Journal 39:12 (2019), 1455–66.
[5] 参见达戈玛·赫索格（Dagmar Herzog）对欧洲性史的评论，特别是她对卡勒姆·布朗（Callum Brown）的著作 The Death of Christian Britain （2001年）的评论，在这本书中，布朗认为，在1800年左右，发生了一种“虔诚的女性化过程。妇女代表她们的家庭成了宗教信仰的仲裁者和维护者，伴随妇女这一角色职责的是对女性在性方面谦逊和体面的强调。因此，女性身份就以对宗教与体面的双重拥护为基础建立起来”（Dagmar Herzog, “Sexuality in the Postwar West,”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8:1 (2006), 144–71，here 152–153）。
[6] Catherine Hakim, Erotic Capital: The Power of Attraction in the Boardroom and the Bedroom , New York 2011, 6.
[7]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Toward Feminist Jurisprudenc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8:4 (1983), 635–58.
[8] Pantéa Farvid, Virginia Braun, and Casey Rowney, “‘No Girl Wants to Be Called a Slut!': Women, Heterosexual Casual Sex and the Sexual Double Standard,”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6:5 (2017), 544–60; Sabino Kornrich, Julie Brines, and Katrina Leupp, “Egalitarianism, Housework, and Sexual Frequency in Marria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1 (2013), 26–50; Göran Therborn, Between Sex and Power: Family in the World, 1900–2000 , New York 2004.
[9] Surya Monro and Diane Richardson, “Citizenship, Gender and Sexuality,”in H. A. van der Heijde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Movements , Cheltenham 2014, 65–80; Diane Richardson,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Sexualities 21:8 (2018), 1256–60.
[10] Jyl Josephs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LGBTQ Movements,”in William R. Thompson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 Oxford, 2020, https://doi.org/10.1093/acrefore/9780190228637.013.1303; Monro and Richardson, “Citizenship, Gender and Sexuality,”68–71. 对于“LGBTQ+”以外的、涉及非西方地区的各地状况和历史，并且更符合全球南方理论中的一些术语等，请参见 Surya Monro, “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ies: Implications for LGBTQ Studie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67:3 (2020), 315–24。关于欧洲语境中这方面的研究, 可参见Herzog, “Sexuality in the Postwar West”。
[11] 我们虽然这样论证，但也并不否认，重要的细微差别更加普遍地存在于酷儿理论之中。参见Jasbir Puar,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5:2 (2013), 336–9；Leticia Sabsay, “The Subject of Performativity: Between the Force of Signifiers and the Desire for the Real,” The Undecidable Unconscious: A Journal of Deconstruction and Psychoanalysis 5:1 (2018), 155–91；Carter Vance, “Unwilling Consumers: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Compulsory Sexuality,” Studies in Social Justice 12:1 (2018), 133–51。
[12] Stephen Valocchi, “Capitalisms and Gay Identities: Towards a Capitalist Theory of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Problems 64:2 (2017), 315–31, here 316.重要的一点是，“同性恋身份”只是被我们当作一系列其他新兴的性身份（包括性别与性向）的理想类型。BDSM、泛性恋（pan-sexuality）或无性恋(asexuality)——仅举几例，它们都是些新兴的、流动的、定义不那么明确的性认同形式——正在逐渐固化为能够被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性身份和性类别。此类无所不包的性-政治项目实际上会带来事与愿违的结果，有关这方面的深刻分析，还请参见Sabsay, “The Subject of Performativity”。无性恋深嵌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中，有关这一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可参见Vance, “Unwilling Consumers”。将酷儿流动性融入当代商品文化之中的研究，请参见Rosemary 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Sexual Identities in Late Capitalism , New York 2000, 68–9 (in ch.4)。
[13] Puar, “Rethinking Homonationalism,”337; 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
[14] Richardson, “Sexuality and Citizenship”; Valocchi, “Capitalisms and Gay Identities”; Vance, “Unwilling Consumers.”用罗斯玛丽·亨尼西的话来说，“由于压榨剥削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一些人的利益获取，往往只能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所以，资本主义总是需要一些压迫性的文化方式来解释、证明这种差异或是使其变得合法化”。（参见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 90；另可参见本书第103-104页，以及K. Duplan, “The Sexual Politics of Nation Branding in Creative Luxembourg,” 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20:3 (2021), 272–93。）
[15] Lauren Mizock, Julie Riley, Nelly Yuen, T. Dawson Woodrum, Erica A. Sotilleo, and Alayne J. Ormerod, “Transphobia in the Workplac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Employment Stigma,” Stigma and Health 3:3 (2018), 275–82.
[16] Valocchi, “Capitalisms and Gay Identities,”316. 在战后男女同性恋模式中纳入制度的不断变化，以及它们与不断变化的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关系方面，瓦洛奇（Valocchi）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研究论述。关于现代同性恋身份的起源以及它是如何与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相交织的相关方面的历史论述，可参见John D'Emilio,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 Chicago 1983。罗斯玛丽·亨尼西从消费主义和商品文化的视角探讨了这段历史。参见亨尼西的著作 Profit and Pleasure, 97–105。
[17] 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18] “生活方式化”过程一方面涉及非异性恋身份的可视性，另一方面，它也能促进特定的消费主义实践和与此实践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流行。有关性政治的生活方式化方面的内容，请参阅D. Bell and J. Binnie, The Sexual Citizen: Queer Politics and Beyond , London 2000 ，以及T. M. Milani, “Sexual Cityzenship: Discourses, Spaces and Bodies at Joburg Pride 2012,”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14:3 (2015), 431–54。这一过程也会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方面。
[19] 根据这种批评视角，丽莎·达甘（Lisa Duggan）首先提出：“那种声称特定国家或主体是现代的观点，越来越依赖于即将到来或是业已到来的社会性别平等或性平等的论点主张。”（Clare Hemmings, “Resisting Popular Feminisms: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Lure of the Modern,” Gender, Place & Culture 25:7 (2018), 963–77, 964；也可参见Lisa Duggan, The Twilight of Equality? Neolibe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Attack on Democracy , Boston 2003；Tony H. Zhang and Robert Brym, “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in 88 Countries: Education, Political Freedom, and Liberalism,” Sociological Forum 34:2 (2019), 501–21。）
[20] Gilly Hartal, “Gay Tourism to Tel-Aviv: Producing Urban Value?” Urban Studies 56:6 (2019), 1148–64. 贾斯比尔·普尔揭示了来自北半球的酷儿旅游是如何帮助创造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酷儿精英”，他们从而借由这点巩固了全世界的同性恋身份。普尔还继续声称，男女同性恋游客想要让他们所在国家的性公民身份走向世界，不仅如此，这些游客身上还体现了性别酷儿群体在全球流动性和可见度上的种种表现形式，而它们都是以他者化南半球国家人民及其性现代化愿景为支撑依凭的。参见Jasbir Puar, “Circuits of Queer Mobility: Tourism, Travel and Globalization,”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8:1–2 (2002), 101–38。
[21] Nancy Fraser, “Crisis of Care? On the Social–Reproductive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in Tithi Bhattacharya (ed.),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 London 2017, 21–36, here 33; Hemmings, “Resisting Popular Feminisms,”967–8.
[22] David Harvey, “The Body as an Accumulation Strateg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6:4 (1998), 401–21.
[23] Wendy Brown, “Neoliberalism's Frankenstein: Authoritarian Freedom in Twenty-First Century ‘Democracies,'” Critical Times 1:1 (2018), 60–79, here 62.
[24] Eva Illouz, The End of Love: A Sociology of Negative Relations , Oxford 2019; Pierre Dardot and Christian Laval, The New Way of the World: On Neo-Liberal Society , London 2013; Martijn Konings, The Emotional Logic of Capitalism: What Progressives Have Missed , Stanford 2015.
[25] Brown, “Neoliberalism's Frankenstein,”62. 也可参见Paul Beatriz Preciado, Testo Junkie: Sex, Drugs, and Biopolitics in the Pharmacopornographic Era , New York 2013, 207。
[26] Steven Seidman, Romantic Longings: Love in America, 1830–1980 , New York 1991, 67.
[27] Eva Illouz, 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Love and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 Berkeley 1997; eadem, The End of Love ; Hennessy, Profit and Pleasure.
[28] Ken Plummer, “Sexual Markets, Commodification and Consumption,”in George Ritz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9, Oxford 2007, 4250–2, here 4250–1.
[29] 参见Dana Kaplan, “Porn Tourism and Urban Renewal: The Case of Eilat,” Porn Studies 7:4 (2020), 459–73。
[30] Feona Attwood, Mainstreaming Sex: The Sexualization of Western Culture, London 2009; Illouz, The End of Love ; Preciado, Testo Junkie.
[31] Andreas Reckwitz, “The Society of Singularities,”in Doris Bachmann-Medick, Jens Kugele, and Ansgar Nünning (eds.), Futures of the Study of Cultur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Global Challenges, Berlin 2020, 141–54, here 143.
[32] Stephen Maddison, “Beyond the Entrepreneurial Voyeur? Sex, Porn and Cultural Politics,” New Formations 80–1 (2013), 102–18; Alyssa N. Zucker and Laina Y. Bay-Cheng, “Me First: The Relation between Neoliberal Beliefs and Sexual Attitudes,”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18:7–8 (2020), 1–7.
[33] Dana Kaplan, “Sexual Liberation and the Creative Class in Israel,”in Nancy Fisher, Steven Seidman, and Chet Meeks (eds.), Introducing the New Sexuality Studies , Oxford 2016, 363–70; Stephen Shukaitis and Joanna Figiel, “Knows No Weeke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f Cultural Work in Precarious Time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13:3 (2020), 290–302.
[34] Michèle Lamont, “From ‘Having' to ‘Being': Self-Worth and the Current Crisis of American Societ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0:3 (2019), 660–707.
[35] Breanne Fahs and Sara I. McClelland, “When Sex and Power Collide: An Argument for Critical Sexuality Studi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3:4 (2016), 392–416.
[36] Breanne Fahs and Sara I. McClelland, “When Sex and Power Collide: An Argument for Critical Sexuality Studi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53:4 (2016), 392–416.，第408页。我们很想了解性与权力之间是如何交织碰撞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循着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在其关于市场与密切关系社会逻辑间的相互渗透的开创性研究中的路径。正如泽利泽所说，在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性领域和经济交易领域是共存的。性工作很显然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在更为持久和广泛的长期浪漫（和其他）关系中，也都是如此。正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这种经常性的交集，人们才会不断寻求泽利泽所称的“良配”：我们不断地努力使我们的经济能力和亲密关系相互匹配，以此来维持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努力地想要将人际关系与合宜的经济活动形式，以及与这些关系相应特征的明确标志相联系起来”（详见第307页）。择偶或人际关系中的匹配相当是一种持续性、交互性的日常实践。这种匹配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对匹配相称（appropriateness）一词文化上的理解——一般是基于亲密程度或亲密类型来划分的，它还取决于人们所处的阶级、种族和其他的社会地位（详见第307页）。具体请参见Zelizer, V. A. (2006). “Money, power, and sex,” Yale Journal of Law & Feminism, 18(1), 303–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