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笔者在2010年年初完成《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以下简称《隐性》）一书的稿子，当时虽然觉得对自己特别想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农村发展的出路是什么？——只能提供局部的答案，但是因为深深感到“主流”意见已经越来越远离中国农村实际，自己受一种紧迫感的推动，还是把该书付印了。当时不能肯定自己是继续积极探讨农村问题还是会返回到法律研究中去，但是之后发现自己仍然在被一种来自心底的力量推动，很自然地继续探索了一系列《隐性》所没有探讨的问题：伴随农业“资本化”（即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加）的是什么样的农村社会变迁？推动中国新时代的“隐性”农业革命的资本投入到底有多少、是从哪里来的？农业户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相关问题该如何解决？这方面，农业合作社所能提供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显然十分必要，但它为什么一直发育不良？源自城乡差别的农民工问题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来源何在、到底该怎样将之置于国民经济整体中来认识？农民工和农业户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经济和家庭关系？一定程度上的城乡差别，作为社会不公问题的因素之一，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方案来解决？怎样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来理解？最后，以上的研究对经济史和（农业）经济学有什么样的含义？经过这些年来全力以赴的探索，本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回答。

与《隐性》一书相比，本书的十六章中，有两章基本来自原作，但也经过一定程度的更新和修改。另有三章有约一半是新加的内容，在这里和旧的一半合并起来形成新的章节和论点。还有一章根据《隐性》作了较大幅度的更新和改写。剩下来的十章都是《隐性》所没有的。全书前后贯穿的中心论点，虽然部分和《隐性》相同，但总体来说是和之前很不一样的，也是更全面、关乎国民经济整体的想法。

在过去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许多同仁和同学给了我帮助，他们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陈传波、陈锡文、程瑶瑶、崔之元、周锡瑞（Joseph Esherick）、顾莉萍、郝瑞（Stevan Harrell）、贺雪峰、黄家亮、艾仁民（Chris Isett）、李放春、林刚、罗威廉（William Rowe）、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苏成捷（Matthew Sommer）、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仝志辉、王海侠、汪晖、王绍光、温铁军、武广汉、夏明方、严瑞珍、尤陈俊、余盛锋、周其仁。这里要特别向本书中三章的两位合作者致谢：第五章的彭玉生、第七章的彭玉生和高原，以及第八章的高原。另外，特别感谢崔之元对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两章的内容给我的启发和帮助。在众多位为之前的文章和本书各章提供反馈的同仁、同学之中，特别感谢彭玉生和高原对部分书稿的阅读和建议，张家炎对全书非常仔细的阅读和建议，以及白凯（Kathryn Bernhardt）对我的想法无数次的质疑、讨论和建议。程瑶瑶和张译文两位同学为本书制作了详细的索引，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从2005年以来每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研修班（“社会、经济与法律研究：历史与理论”）的历届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那里学到很多，也从参与我们《近代中国》（ Modern China ）五轮《中西方学者对话》的约三十位学者，以及《中国乡村研究》（ Rural China ）的多位作者处学到很多，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再次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发表此作。相对问题的规模和重要性来说，深觉自己做得太少，知道得太少，对诸多问题考虑得不够仔细、深入、全面。仅凭一己之力和有限的研究而提出涉及面如此广阔的想法，确实有点不自量力。就此发表是因为觉得问题太过紧迫和重要了，而自己也许已面临精力行将衰退的人生阶段。这些话再不说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