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新时代农业革命

我们如果仅看主要作物（粮食、棉花、油料）亩产量，改革30年以来虽然有一定的提高，但在30年中只翻了一番。这不过是每年增长2%—3%的幅度，和改革30年前基本一样，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相似。但是，我们如果从“大农业”（农、林、牧、渔）的总产值来考虑，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图景：总产值在同期中增加了近6倍（5.9倍），虽然和全国民经济的增长还有一定差距，但远远超过我们一般根据历史经验所理解的“农业革命”。本章的目的是说明这个新时代的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动力，并把其置于全球和历史的视野来理解。

一、新时代的农业革命

表6.1列出三种主要农产品——谷物、棉花、油菜籽——历年的亩产量。显然，在改革以来的30年中，谷物、棉花和油菜籽的亩产量都不过增加了一倍多一点，年增长率在3%以下（3%的话，每24年翻一番），增长幅度和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差不多（参照表4.1）。

但是，从产值来看，就会清楚看到，这30年间“大农业”（农、林、牧、渔）的总产值增加了587%（按可比价格计算）（表6.2）。其中，种植业（“农业”）产值增加了407%，而“牧业”——主要是养殖业——则增加了1043%，渔业更增加了1904%。

显然，这30年来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提高的来源主要不在种植业的单位亩产量的增长（亦即传统意义的农业革命），而在于农业结构的重组，主要是高值农产品在农业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上一章已经详细统计和说明，中国食物消费正从传统的8∶1∶1比例，即八成粮食、一成肉（—禽—鱼）食、一成蔬菜（—水果）快速转化，当前的比例可能约为5∶2∶3，而中、低收入者的消费水平如果能够进一步提高，转化的终点可能将是4∶3∶3。本书之所谓“新农业”（区别于传统的粮食、棉花、油料作物）包含的是菜—果、肉—禽—鱼、蛋—奶等高值农产品的生产。

这个转化背后的动力主要是国民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尤其是非农部门收入的提高。农民进入城镇打工，凭非农就业的收入来辅助其农业收入，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伴之而来的是食物消费需求上的转化，特别体现于对肉鱼和菜果的需求。出于如此的市场上的消费需求的转化，导致了农业结构的转化，引起了大规模的从传统的以粮食为“主食”的种植业向菜果种植以及种养结合的饲养业的转化。

由此而来的是菜—果种植和畜—禽—鱼养殖的快速扩增。如表6.3所示，前者可以见于蔬菜的播种面积的加大，从1980年的0.47亿亩到2010年的2.85亿亩，达到之前的606%，以及同时期水果播种面积的扩增，从0.27亿亩剧增到1.73亿亩，是之前的641%。1980年，蔬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2.2%，水果1.2%，菜果共3.4%。2010年，蔬菜占到总播种面积的11.8%，水果7.1%，两者合并起来达到18.9%。这是个非常激剧的变化。

肉类（猪、牛、羊肉）的增长同样。可以见于肉类的产量，从1980年的1.2千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7.9千万吨，约等于1980年的660%（《中国统计年鉴》，1983：178；2010：表13－19）。

在产值上，菜果每亩产值要比粮食等高出将近五倍。从表6.4我们可以看到，2010年谷物所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例只有其所占总播种面积比例的28.4%，而菜果在产值上所占比例则比其所占播种面积比例高出41%。至于肉类，我们不能计算其所占播种面积的比例，但其所占农林牧渔业的总产值比例在2010年已经达到30%。加上渔业所占的9.3%，达到农林牧渔总产值的39.3%（《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99，表6－13）。1978年，肉—鱼才占总产值的17%。显然，菜—果和肉—鱼乃中国新时代的农业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

当然，“大田”种植的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的“旧农业”也不容忽视。上文已经看到，30年来它们的增长幅度约一倍（而且，谷物最近10年基本年年丰收）。同时，我们在第八章中将会看到，即便是“旧农业”也在最近15年中经历了比较显著的“现代化”（“资本化”），在机械、化肥、农药、种子等方面的投入都有不容忽视的提高，已经变成比较高度现代化的“旧农业”。但是，和“新农业”相比，其增长幅度要相对小得多，其在农林牧渔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小，2010年只有15.9%。

二、“隐性农业革命”

笔者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一书中，把上述的变迁称作“隐性农业革命”（黄宗智，2010e）。之所以说是“隐性”是因为一般的观察都没有突出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的转化。传统的农业革命主要见于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变化，而这里讨论的变化幅度在种植业的产量里并不那么显著。同时，种植业的数据反映不出饲养业的大规模发展。因此，仅从一般意义的“农业革命”视野来看，以上的变化很容易被研究者忽视。

能够凸显上述变化的不是产量，而是产值。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统计局在种植业产值数据上，偏偏没有区分粮食与蔬菜，没有凸显蔬菜在种植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部分原因是蔬菜的众多特点。首先，可储藏期较短、腐烂率较高，又有相当部分被种植户自己消费，进入市场的比例较低。此外，蔬菜水分较多，或者去皮、叶子等之后，实际食用部分占产量比例较低——整体上说，比较难精确统计。至于肉—鱼，统计局把饲养纳入了不甚对称的“牧业”范畴，容易引起是在草原地带放牧（对西方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和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无关的错觉。诸如此类的因素，使这里所讨论的农业转化容易被人们忽视。

在话语层面上，这个转化体现于之前人们常用的“主食”与“副食”两词以及其所代表的传统食物消费结构的逐渐消失，但是，至今尚未形成新的替代性概念。这个结构性的转化主要体现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改变，比过去更多地使用肉、鱼、蛋、奶、蔬菜、水果等具体词汇，总的作用是替代了原来的“副食”范畴。但是，在这个话语习惯的变化中，并没有把这些具体用词综合出一个总体性概括，来表达菜—果和肉—禽—鱼等非粮食食品的整体，也因此并没有能够突出我们这里讨论的转化。目前，中国农业和涉农话语中仍然看不到对这个基本转型的表述。为此，除了一些公式化的词汇（诸如农业“现代化”“产业化”“转型”等），缺乏更精确的概念和表述。

此外，传统意义的农业革命的动力一般都来自农业本身，例如英国农业革命中的牲畜放牧与使用、现代西方农业革命中的机械和化肥使用，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中的科学选种与化肥使用。中国的这个“隐性农业革命”的动力则主要先来自农业之外，来自消费需求转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化以及其所附带的产值变化，而后导致农业本身的一系列变化，与传统的农业革命很不一样。因此更容易被忽视。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经济（史）的综述，诸如国内吴敬琏的（2005：第三章）和美国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的（2007：第十、十一章），都完全忽视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精明如全球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他最新的关于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农业的相当详细的论述（Maddison，2007：71—76）中，同样完全忽视了这个变化。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看不到有关“农业革命”或“食品消费转化”主题的研究。这也是笔者把这些变化称作“隐性农业革命”的重要原因。

三、新农业与旧农业

我们需要区别新兴的高值农产品生产和以往的相对低值农产品生产。世纪之交（2003年），“旧农业”的粮食生产仍然主要是以口粮地模型进行的，一半以上仍然为生产者本人所直接消费。 而在（同年）人均只有2.4播种亩，劳均7.3播种亩的现实下，粮食种植基本仍是一种过密化／内卷化（或“就业不足”或“隐性失业”）型的生产——耕地严重不足，距离耕作者劳力所能耕种的“适度规模”很远，故称之为“过密”型的耕作。 粮农平均每亩粮食投入11天，以劳均7.3播种亩计算，每粮农每年劳均投入约80天（《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261，表10－3），显然距充分就业较远。如果没有其他就业机会，他们显然处于“隐性失业”或“就业不足”状态。

“新农业”的高值畜—禽—鱼和菜—果生产则很不一样，其中显示的是越来越多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适度规模生产。首先，其每亩地用工较多，也就是说每劳动力所需土地面积较低。根据统计局同一年（2003年）的数据，每亩苹果需工38天，3.5倍于粮食。如果按照劳均7.3亩计算，每年工作277天，已处于充分就业和适度规模状态。用塑胶拱棚种植蔬菜，一个劳动力只需要一亩地，是露地蔬菜的四分之一（尚庆茂、张志刚，2005），比较容易达到适度规模和充分就业。规模养猪则为每头猪需工4天，一个“种养结合”劳动力如果养上35头猪（5头1亩），需工140天，另加80天种粮食，也已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如果饲养蛋鸡、肉鸡、奶牛、水产品等，需工更多，用地也更少。（《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261，274，276—277，278—279，280—281）

同时，这些新农业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如种植蔬菜用的塑料拱棚、“秸秆养殖”所用的生物剂、规模养殖的畜舍、淡水养殖的鱼塘。本书第八章将详细统计新农业所用的固定和流动资本投资。

这种新型小农场的劳动收益高出粮食甚多。根据200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数据，苹果（水果生产中，统计局只有关于苹果的系统数据）种植每劳动日净报酬要比粮食高出40%。规模养猪的净收入则要高出粮食种植50%；同时，也比农户散养猪要高出80%。肉鸡、淡水鱼和奶牛的饲养则更要高出粮食种植260%（同上）。这样的变化正符合笔者称作“发展”（即附带劳动生产率[每工作日报酬]上升的变化，区别于“增长”，即没有发展的总产量上升）的关键条件。今天，新、旧两种农业活动已经形成比较鲜明的对照。

2010年，中国的农业从业人员的劳均播种面积已经从2003年的7.3亩上升到9.3亩。上面已经说明，新农业播种面积所占比例以及其产值所占比例也都已显著增加。在下面两章中，我们将详细检视小规模新农业在今天的农业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其在农业固定和流动资本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同时，也将检视旧农业近15年来在资本投入方面的增加。毋庸置疑，中国今天的农业已经完完全全地走上了上面所说的“新时代的农业革命”的道路，与我们过去的思维中所考虑的农业革命十分不同。

四、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英国、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历史相比

为了更明确、清晰地说明中国新时代的农业革命的特征，下面我们转入中国与其他国家农业经济史的比较。中国农业所走的道路一直都和其他国家很不一样，不仅和英国不同，也和一般所谓的“东亚模式”不同。

（一）与英国的不同

本书从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和英格兰之间的比较开始，说明中国农业变迁与西方典型农业发展的不同（第二章）。前现代时期，中国是高度劳动密集的单一种植业农业制度，平均每个农场规模仅为1.25英亩，英国的则是低劳动密集的混合种植业和牧业的农业制度，其农场平均规模达125英亩。在长江三角洲，牲畜放牧和饲养由于人口压力而基本被排除。正如农业经济学家卜凯（1937a：12）多年前所指出的，供养肉食人口所需要的土地是供养粮食人口所需土地的六七倍。英格兰则具有足够的土地来支撑一个肉食＋农作物的农业制度。如此不同的土地／人口“要素禀赋”严重抑制了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18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农业变迁主要体现在单位面积土地劳动投入的增加。例如，从水稻转入棉花，其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18倍（包括纺纱和织布），其收益则远远不到那样的比例；又例如，从水稻转入蚕桑，所需要的劳动投入是水稻的9倍，其收益却只有三四倍。如此的变化是“内卷型商品化”，因为从粮食转入棉花／蚕丝生产意味着进一步的商品化。其结果是总产值的上升，但是以单位劳动力或劳动日产出／产值的显著递减为代价来实现的。

而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农业生产的18世纪英格兰则很不一样，每劳动力的产出上升了几乎一倍，主要得助于畜力的使用。这是在圈地运动之下，混合种植业与畜牧业（此前在共有土地上放牧）的结果，其典型是所谓诺福克的小麦—芜菁—大麦—三叶草轮作制度，小麦和大麦供人食用，芜菁和三叶草用来喂牲畜和恢复地力。如此的劳动生产率上升意味着到了18世纪末，仅占总人口1/3的农业人口，能够为其余的2/3的人口提供足够的食品。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英国后来的经济变迁作出了一系列的贡献：它为非农部门释放了劳动力，首先是城镇的“早期工业化”的手工业，继之是后来的制造工业。同时，农业收入的上升也为当时（包括农村在内的）“消费革命”提供了条件。城镇化与蓬勃的城乡交换，催生了亚当·斯密所展望和抽象化的分工、竞争、规模经济效益以及螺旋式经济发展。此外，城镇早期（手）工业发展（主要是纺织业）为人们提供了在家庭农场之外的可能生活来源，因此而导致了“人口行为转型”，主要是较早结婚和较高的结婚率。另外，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工业制造业提供了条件，其能源则来自英格兰早先发展的煤炭业（毋庸说，后来不列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掠夺和榨取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特殊条件）。以上众多半独立半关联的变迁的交汇构成了不列颠工业革命的起源。

在英格兰，早期手工业发展很快便变成一个城镇的现象，其劳动者由此得到了独立于家庭农场的生计，而那样的独立能力允许他们较早结婚和更高比例地结婚；在中国，棉纺织则和家庭农场紧密缠结、相互依赖，不能分别为人们提供生计。棉花种植与纺纱和织布形成了所谓花—纱—布“三位一体”的农场生产组织，分别为一个农户提供其部分生计。属于上层阶级消费品的丝绸生产则稍有不同：其植桑、养蚕和缫丝被整合在一个家庭农场之内，但需要较昂贵织机和较高技术的丝织这一环节则多被分离开来，并能为其工作人员在城镇提供生计，高档丝绸产品尤其如此。虽然如此，中国农家的手工业（贴切地被称作农家的“副业”）与18世纪英格兰的早期工业化以及伴之而来的城镇化的差别仍然是非常鲜明的。

中国的经历之所以与英格兰不同，关键在于其人口和劳动力相对过剩。这是笔者在第九章中与农业发展理论家舒尔茨对话的中心论点。舒尔茨的论点来自一种原教旨市场主义视角，他认为，即便是在印度（和中国）那样的传统农业经济中，由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人口过剩不可能存在。他从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劳动力必然和其他的生产要素一样，是个稀缺资源。为此，他拟造了一个“零价值”劳动力的稻草人，来论证理性经济人不可能为零报酬而劳动。但是，我们对中国18世纪到20世纪50—80年代的现代农业投入（化肥、科学选种与机械化）的中国农业的详细回顾，则说明与此十分不同的历史实际。事实是，市场经济必须和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予以理解，而不是像舒尔茨那样将两者隔离开来，无视人口压力。符合实际的概念是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和报酬递减，不是零报酬的绝对过剩。第二章中提到的“内卷型商品化”便是很好的例子（亦见黄宗智，2008a）。

（二）与“东亚模式”的不同

在英格兰之外，另一个能说明问题的比较对象是日本。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是“东亚模式”的典型，与中国相似，其土地／人口比例远低于英格兰。但进一步的检视说明，日本和中国十分不同。首先，它得助于较早的人口转型，早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一个半世纪中便已进入低人口增长状态（Smith，1977；Hanley和Yamamura，1977）。其后，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现代投入（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进入的时期，因为工业蓬勃发展并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其农业人口总数基本没有增加（Hayami，Ruttan和Southworth，1979：11—12）。结果是现代投入所带来的效益几乎完全呈现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达到每年2%的幅度，也就是说，每36年便翻一番。（Yamada和Hayami，1979）（当然，在日本的模式中，农业革命不一定起到了像英格兰那样的引擎作用；更显著的是工农业的相互推进。）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已经详细说明的，与此十分不同，中国在其现代投入进入农业的时期，即1950年到1980年间，人口每年增加约2%，而农业产出则每年只提高了2.3%（Perkins和Yusuf，1984：第二章）。结果农业变迁的型式主要是单位面积劳动投入进一步密集化，而不是借助现代投入来节省劳动力或提高劳均产出，最后是农业劳均产出／收入几乎停滞（以每劳动日计算，则完全停滞）。工业则在同时期中每年平均增长11%。结果是国民经济中非常显著的城乡差别。这段时期的中国经验可以描述为没有农业发展的工业发展（参见Perkins和Yusuf，1984：第四、六章）。

前面已经提到，拖拉机在长江三角洲所起作用是导致了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拖拉机使此地农业在水稻和冬小麦之外再加上一茬成为可能，变成早稻＋晚稻＋冬小麦的一年三茬制度。但第三茬的种植意味着每劳动日报酬的递减。化肥和高产品种的介入因此并没有导致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第四章；亦见Perkins和Yusuf，1984）当然，国家为了保证城镇供应而在计划经济下强制压低农产品价格（也是为了增加从农村提取的剩余，用来发展城镇和城镇工业化），也是农业生产劳均产值偏低的重要原因，结果是更加严重的城乡差别。

另一能说明问题的是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比较，它们也属于所谓“东亚模式”，是在日本之后的农业现代化例子。它们与中国大陆农业的不同主要来自在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下那段历史。殖民政府的目的虽然是维护日本本国的利益，但是在农业方面确实带来了一些重要的现代化措施，包括灌溉面积的扩大以及化肥和科学选种的供应。

在中国台湾地区，农业人口虽然和后来中国大陆一样，每年增长了约2%，但是，其农业产出增长得更快，在1917年到1937年达到每年3.6%的增长幅度（Teng-hui Lee[李登辉]和Yueh-eh Chen，1979：78）。Samuel Ho证实，在1910年到1940年间，化肥投入提高了7.3倍，此外则是科学选种，都主要由殖民政府提供（Ho，1968：318）。Alice Amsden在她的总体回顾论文中，估计农业劳均生产率在日本殖民统治的50年中，大约增加了一倍（Amsden，1979）。也就是说，相当于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幅度，而且是在约一半的时间之内做到的。 这为后来中国台湾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作了铺垫。

韩国农业的现代发展（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历史则界于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之间，其人均产出要高于中国大陆，但低于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台湾地区相似，其农业现代化始于日本统治时期。Kenneth Kang和Vijiaya Ramachandran证实，日本殖民政府实施了两大政策：一是扩大灌溉面积16倍，从1万公顷到16万公顷；二是提高化肥使用率，从1920年的1.5公斤／公顷到1940年的208公斤／公顷（Kang和Ramachandran，1999：792，表6）。在此期间，韩国农业人口每年增长了0.87%，但是农业产出则增长得多得多。韩国学者Song Hwan Ban说明，农业产出增长率虽然在1920—1930年间只达到0.5%的幅度，但到了1930—1939年间，提高到年2.9%，主要来自高产的水稻科学选种和与之相应的化肥投入（Ban，1979：92—93）。Ban论证，在1918—1971年间，韩国农业劳均生产率平均每年上升了1.4%，也就是说，总共翻了一番还多。（Ban，1979：105）这就为韩国比中国大陆更早进入农业现代发展作了铺垫。

毋庸说，正如许多分析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此的发展背后还有众多其他的因素，尤其是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后来大量（相对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规模而言的）美援所起作用，它不仅援助了农业发展，也促使非农发展达到能够吸收足够劳动力的程度，使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能够避免出现像中国大陆那样的内卷型变迁。正如Ban指出，美国政府在提供化肥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这是所谓“绿色革命”的根本条件（Ban，1979：112）。农业劳均产出因此能够达到比农业人口增长要高出一定比例的幅度，结果是比中国大陆要高得多的人均产出和收入。而那样的发展则使相似于英国经验的城乡交易（以及农产品出口）成为可能，促使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便在人均GDP上达到了“发达国家／地区”的水平。

纵览中国大陆与东亚模式的不同，其中关键在于中国大陆的人口压力负担要远高于日本。而相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来说，其间差别虽然没有和日本那样显著，但是，也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能够在农业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绿色革命”阶段），便已克服农村劳动力过剩（过密化）的问题，并因此能够把全人口人均收入提高到发达国家／地区的水平，而中国大陆则在同时期仍然处于欠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其真正的现代化革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尚需等待“绿色革命”之后的动力，即上述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食品消费和农业结构转型。

为了给这里的讨论一个量的纬度和概念，我们不妨看一下比较经济史家麦迪森对以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的合理猜算。笔者说“合理”，是因为他没有受到新近来自意识形态时尚的影响，这一时尚试图论证18世纪中国没有人口压力，坚持18世纪英国并没有经历一个农业革命，借此来满足其所谓“去西方中心化”的愿望（愿望虽然可取，但其经验论述不符合实际）。 我说“猜算”，是因为关于传统经济的数据一般都来自轶事性的证据，而不是现代的系统统计。但麦迪森那样的猜算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因为它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一个大约的量的概念，可以视作数字化的叙述。关键问题仍然是这些数字经不经得起我们上面指出的质性逻辑的检验。表6.5汇集了麦迪森猜算中和我们话题有关的数据。

在以上的讨论中，已经说明了这些数字背后的动力：英格兰如何在18世纪便已走上现代人均产出发展的道路，远在中国之前；日本如何能够在1880年到1950年间便成为亚洲第一个进入这样的现代化发展的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如何在1950年之后，由于其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基础，进入了现代人均GDP发展。麦迪森的数据，如果谨慎看待，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上质性叙述的量化维度。正如麦迪森的数据所显示，中国大陆农业的历史经历最终与印度最为相似，迥异于英格兰所展示的西方经验，以及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所展示的“东亚模式”。下面我们转入中国和印度的比较。

五、中国新时代的农业革命与印度的比较

中、印两国农业相似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相对其人口而言的土地资源短缺，以及其土地／人口比例日益下降的共同特征。在这样的资源禀赋限制之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谓“绿色革命”只起了很有限的作用，两国每年2%的人口增长蚕食掉了由现代投入所可能带来的劳均生产率发展。正如表6.5显示，在1950年到1978年间，其人均GDP虽然有所提高，但更显著的发展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方能得见。

在两国这方面的基本共同之外，这里也应该注意到，麦迪森提供的中国与印度1978年的人均GDP几乎完全相同的数字，既说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也掩盖了不少差别。正如德雷兹（Jean Drèze）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详细论证的，当时中国虽然贫穷，但它在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指数上都远远超过印度：从相似的1960年的底线出发，中国把其婴儿死亡率从（每1000名诞生的婴儿中有）150降低到1981年的37，而印度则只从165降到110；同时期，中国把其人均寿命从47提高到68，而印度只从44提高到54；中国把男子识字率提高到68%，而印度只做到39%。Drèze和Sen强调，在健康和教育上的如此差别，是中国在1978年之后更加成功发展的重要成因（Drèze和Sen，1995：第四章；亦见Saith，2008）。他们所论证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是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世界银行的社会发展部（Social Development Department）和社会与劳动保护部（Social and Labor Protection Unit）等单位的主导思想。

麦迪森的数字所能说明的是另一重要事实：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要比印度成功。中国的人均GDP在1950年要比印度低，439（国际）美元相对于619美元，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战争的破坏。要在1978年达到和印度相等的人均GDP，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增长率显然要高于印度（根据麦迪森的数字，总量是223%，相对于印度的156%）。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人均GNP在1959年到1979年间年均增长2.7%，几乎相当于印度年均增长率（1.4%）的两倍（引自Drèze和Sen，1995：67）。毋庸说，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当时可观的工业发展，根据珀金斯和Yusuf（1984）的比较权威的研究，1952年到1980年间每年增长11%。

至于今天在中国进行的新时代农业革命，一定程度上也可见于印度。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中国现今的农业革命动力主要来自食品消费变化所导致的农业结构转型，而印度近年来的农业也显示了类似的变迁。正如Ashok Gulati指出，印度在1977年到1999年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从192公斤减少到152公斤（城市则从147公斤减到125公斤），而农村水果消费则上升了553%，蔬菜167%，牛奶和奶产品105%，肉—蛋—鱼85%（Gulati，2006：14）。这些变化显然和中国相似。

上面已经说明，如此的变化很容易被忽视，因为研究者习惯主要从某些作物产出绝对量的上升来探寻农业革命，主要是两种类型：英国的古典模式，通过畜力使用来节省劳动力和提高劳均产出，其后则是（以马力计算的）机械化；此外则是所谓“东亚模式”或“绿色革命”，所依赖的主要是化肥和科学选种。两种革命都主要体现于单位土地面积上绝对产量的上升。但是，在近20年的印度和中国，其正在进行中的农业革命则主要体现于更多地生产高值产品，主要是产值的上升，而不是主要作物产量的上升。

中国和印度的不同之处在于伴随上述变迁而来的社会构成变化。印度的模型比较符合古典的“资本主义”，接近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56[1907]）中所试图论证的模型，即农村社会朝向资本主义农场主（富农）和农业无产工人两极分化。2000年，印度农业从业人员中已有45%是无产工人（1961年只有25%），其中一半处于贫困线以下，无疑已走上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途径（Dev，2006：17－18）。

中国则十分不同。在承包地制度下，土地使用权被一村一村地均分给村民，因此，中国的农民没有像印度那样“无产阶级化”。农业收入虽然很低，但即便是最贫穷的农民也占有承包地的使用权利，其所起作用相当于一个生存的安全网，防止了完全的无产化（此点将于下一章详细讨论）。此外，在青年农民外出打工的同时，部分中年以上的农民抑或妇女，可以继续耕种其家庭承包地，保有其使用权。因此，无产农业工人在中国仍然比较少见。在这点上，应该主要归功于土地承包制度。目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看来仍将坚持延续这个制度，即使已有众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倡将其废除，借以建立明晰的私有“产权”，以便达到高“效率”的“资源配置”，就如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预期的那样。

中国和印度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的不同是比较明显的。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报告，2005年印度人口足足有42%仍然生存于贫困线之下，即日用1.25美元以下（虽然已明显低于其1981年的60%）。其中，半数是无产农业工人（Dev，2006：19）。中国则只有全人口的15.9%生存在这个贫困线之下，相对于其1981年的85%（World Bank，2008；亦见本书第四章）。

当然，这里也要提到中国近30年比印度快速的全国民经济的增长，世纪之交人均GDP已经达到印度的两倍以上（见表6.5所列麦迪森的猜算）。如此快速的GDP增长无疑加大了隐性农业革命的效应，尤其是高值农产品的消费以及伴之而来的农业生产结构和收入的转化。它无疑是中国减少贫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然，改革时期的高速增长也是此前在计划经济下增长的延续。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中国1959—1979年的增长率将近达到印度增长率的两倍。

最后，我们也许应该指出，过去的研究常常被意识形态所左右。许多学术精力被花费在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影响的好坏论争中，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好坏论争中。这些论争多聚焦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优劣问题之上，而真正基本的土地相对人口问题，以及其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相对被忽视，甚或像在舒尔茨的理论中那样，被视作根本不存在。 本书强调，我们要从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返回到基本经济条件本身。一个相对优越的土地／人口比例允许借用畜力来节省劳动力，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现代则借用机械化来节省劳动力。在另一端的土地／人口比例的经济中，则排除了如此的可能。现代发展需要等待别的现代投入，主要是科学选种和化肥，通过提高土地生产率（而不是节省劳动力）来提高劳动生产率。那是日本的模型，其后则适用于中国台湾地区与韩国，但在中国大陆和印度，那样的增长则几乎全被人口增长所蚕食掉。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压力是如此沉重，要提高农村人民的收入，需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农业革命，即主要来自非农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转型和市场需求。其向高值农产品的转向赋予农业人员较高的人均GDP，主要不是体现于绝对产量的上升，而是体现于产值的上升。中国（和印度）农业当前所面临的机遇正是来自这样的去内卷化的劳均产值发展。 MBM5VGQTqm9W08do5oYM0WZSbjqlviZRL+t/TaAOV8QYJNTjAkfC/zndBQYCD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