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期间呈现了三大历史性变迁：（1）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10%的高速持续发展、乡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镇打工和就业；（2）人民食品消费逐步从过去的8分粮食∶1分肉∶1分蔬菜的结构向新型的4分粮食∶3分肉∶3分蔬菜转化；（3）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减缓并导致就业人员总数逐渐趋向水平线。三者的交汇导致农业结构的转化，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比重越来越高。同时，伴随城镇和农村非农就业的扩张，世纪之交以后，农业就业人员显著递减。本章试图对这三大历史性变迁作出比较精确的量化估算。

首先，需要对当前的一些仍然具有很大影响的意见略作梳理。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土地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对于农业本身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中国农业的低收入问题唯有在更高度城镇化之后，减轻人口压力，建立规模农业，才有可能解决。在这个基本共识下，一方要求的是维持当前均分土地使用权的制度，赋予农村人民基本生活保障，防止贫富分化，借以稳定农村，避免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另一方则要求土地私有化，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让小部分能干农民实现规模经营，领先致富，期待进一步城镇化之后，走向西方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模式。双方的共识是小规模农业潜力十分有限，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农村劳动力继续过剩，大部分农业从业人员只可能仍旧贫穷。

这种意见今天也是许许多多农民自己的想法；正因为如此，农村人民普遍把一切希望寄托于子女的教育，为的是让下一代跳出农业和农村的绝境，争得一份城市的富裕。这种意见显然也为决策者所接受。上上下下虽然都在提倡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但总的想法仍然是寄长远希望于城镇化，眼前则提倡由工业来反哺农业，较少考虑到农业本身的发展潜力。 一言以蔽之，决策者同样认为，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农业本身只可能是个待哺的弱势产业。

笔者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黄宗智，2006a），从历史角度回顾了这种现状的经济和制度性来源。该文认为在承包制下，务农人口普遍处于土地过少而引起的“不充分就业”或“隐性失业”，基本仍处于长时期以来人多地少的“过密”状态，因此大规模向城市就业。而他们的低农业收入又使其在城市所能得到的工资被压到远低于城市的水平，迫使许许多多农户同时依赖低收入农业和低收入临时工作，以部分家庭成员出外打工的“半工半耕”方式来维持生活需要。这是“三农”问题形成在经济上的基本原因。

在同年另一篇论文中（黄宗智，2006b：118—129），笔者则从前瞻性角度探讨了农业的可能出路，认为改革以来的大规模非农就业（先是乡村工业，而后是进入城市打工）以及近年来人们的食品消费转型两大趋势的交汇，正赋予小规模农业以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使中国农业有可能走出笔者自己多年来所强调的“过密化”／内卷化困境。适当提倡推广新时代粮食兼肉—鱼、菜—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场，可以在二三十年中即迈向充分就业的适度规模（即全就业而不是隐性失业的规模）、多种经营农业，改善隐性失业问题，提高务农人员收入，缓解长期以来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和低收入问题。笔者当时建议：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本章理解为充分就业而不是带有隐性失业的农场）比例，所有权问题则可以暂时置于一旁。

该文发表后，遭到双方同仁的质难。首先是大家直觉地认为，农业充其量只能让务农人员勉强维持生活，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高收入的机会。其中一种主要意见认为，今日肉—鱼、菜—果的市场已经基本饱和，发展余地十分有限。由如此众多的务农人口来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只可能是低报酬的农业。因此，唯有在更高度城市化的大经济环境之下，才有可能解决农村贫穷问题。

为此，我们（黄宗智和彭玉生）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里决定就农业近、中期的前景问题作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首先，根据近年的人口与就业变化趋势，估计之后10年、25年的农业就业人口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大大降低，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经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惯性高峰，已经显著减缓。与此同时，非农就业的高速增长使农业从业人员数扭转上升趋势，于新世纪之交开始明显下降（黄宗智、彭玉胜，2007）。

文章然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食品消费的分县按户抽样调查，明确近年的消费转化趋势。假定我们指出的趋势在2005年后的10年到25年将延续而进一步转化，人均食用粮食需求将会减半，对肉—鱼、菜—果、蛋、奶等“副食”的需求则将大规模扩增（并且附带饲料需求的扩增）。肉食中的牛、羊肉和禽肉上升空间尤其宽阔。奶、蛋、水果亦然。蔬菜的发展空间则主要在于提高销售比例以及向多品种和高档产品转化，而不在于总消费量或产量。面对这样的食品消费前景，农业生产应会伴随需求而进一步转型，扩大劳动相对密集和相对高收入的肉—鱼、菜—果、蛋、奶生产。

文章总的结论是人口增长减慢与非农就业的交汇，将会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显著下降，而这样的下降正好与食物消费转型所导致的农业向相对高价值和高劳动需求产品转型同步，结果将是农业劳动人员人均劳动收入的提高。小规模农场的农业从业人员将有可能从当时的半隐性失业达到近乎全就业的状态，并在收入上获得显著提高。

与主张均分土地使用权派的意见一致，我们在文章里论证，土地承包的基本制度应该坚持，以避免大批农民失地流离，农业发展则应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避免两极分化。我们与该派意见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倡允许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流转，让不愿意种地的农民把土地经营权以市场价格有限期地转租、出典给愿意种地的人，借此提高适度小规模农场所占比例。此外，与主张土地私有化派的意见一致，文章提倡，农产品亟须进一步市场化，突破粮食、鱼肉、菜果的低比例销售局面，让农民能够充分顺应市场需求谋利。我们与该派意见的不同之处在于反对采用少数人经营大农场、多数人无产化的传统资本主义模式。文章提出，兼种植—养殖的小家庭农场更符合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状况。另外，我们认为，在农业生产迈向与消费需求平衡的同时，应有计划地迈向高质量、高价值的可持续发展绿色农业。在蔬菜方面，发展绿色农业已经是急不可待的需要。伴随人们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市场需求将会越来越趋向高档和绿色产品，那是中国农业发展长时期的方向与前景。面对上述前景，国家应向农业作出相应的积极投资和扶持，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小规模农场的发展，借以提高全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同时为工业产品提供广阔的农村市场，以此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

本章从我们2007年的论文出发，把该文的数据更新到2010年，保留了今天可以再次确定的论证，同时也对一些不符合我们原来的估计和预期进行了说明和修正。最主要的修改来自国家统计局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新发现而对之前数据所作的调整，特别是对之前低估的城镇非农就业增长速度的改正，以及对农村就业人员和农业就业人员减低的速度的改正。读者将会看到，真实变迁比我们原来的预测还要快速。同时，本章也对之前对食物消费变化的预测作了一定的修改，但总体趋势，即粮食消费减低、高值农产品（尤其是肉食）消费的提高，以及伴之而来的农民收入的提高，是符合我们原先的预测的。

二、人口与劳动就业

我们原先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基本估计是它将会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但是，即便不能维持2007年前30年的高速增长，也应该能够继续减速增长，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企业、科技人才仍然相对丰富，也不缺乏资金，而整个国民经济已积累了一定的动力，带动了连锁效应。这仍然是我们的基本估计。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而不是经济增长。我们对未来近、中期的就业、消费和收入的预测是从这个基本估计出发的。

如图5.1所示，改革的前20年中国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劳动力同时高速增长。劳动力的增长主要反映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入劳动力市场。1978年至1990年间，农村劳动力总数从3亿猛增到近5亿。20世纪90年代，劳动力自然增长减缓，在国际资本涌入和城市化进度加快的大环境下，劳动力总量基本平稳，虽未突破5亿关口，但居高不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户蓬勃发展，就地容纳了大部分农村新增劳动力，避免了务农人数的大幅度膨胀。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改革，大量国企职工下岗，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锐减，从1980年至1996年的平均每年1500万，下降到1997年至2000年的平均每年650万，仅仅勉强消化了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仍然徘徊于3亿线上（图5.1）。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学者悲观地认为，中国农村将长期陷入人多地少的轮回，无以解脱。这是“三农”问题讨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案的部分背景。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经过几年的痛苦适应，城乡整体非农就业增长速度又回升到每年1000多万的数量。务农人数也在2000年以后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递减，即每年递增约600万左右。

我们2007年的文章还指出，农业劳动力的下降趋势应该会持续下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速的城镇化，因为进城打工的农民大部分在若干年之后会返回农村居住，继之以新的打工群体。我们考虑的只是从业趋势）。人口的自然增长趋势业已减缓，从1980年到1995年的1.37%下降到2005年的0.6%左右。因此，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亦将随之减缓。即使非农就业人数增长减缓，务农人数应能仍然以每年五六百万的速度下降，并于25年后减半。

在今天看来，我们2007年的文章低估了之后几年中的非农就业增长和农业就业人员的缩减。从图5.1可以看到，从2004—2005年开始，农村就业人员数（比我们原先的2%/年估计）更快地下降，每年达到不止1000万人员之数，要比我们原先预测的年600万左右高出颇多。到2010年，农村就业人员总数已经减到接近4亿，农业就业人员数则已经降到低于2亿。

其中有多种原因。离土离乡的打工浪潮非但没有减缓，而且有所加大，到2010年已经达到1.59亿之数，比2006年要高出30%（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在这些人口之中，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是，只要是城镇的“常住”人口——每年六个月以上在城镇居住——便被纳入城镇人口计算）。此外，近年来不少农民在新建制镇置房，变成城镇常住人口，这也是个因素，由此导致农村就业人数的快速下降。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近年来农业收入上涨，部分反映于本书后面要讨论的高收入“新农业”的扩增，也反映于旧大田农业近年来的连年丰收。这里，国家2004年开始的减免农业税费（2006年1月1日正式完全废除）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本书后面要详细分析的因素。此外，我们的预测基本没有考虑到，农村本身的非农就业也有一定规模的扩增：2010年农村私营企业人员数比2006年要高出27%，个体户人员数也高出18%（虽然还没有达到1995年的3000万人员数顶峰）。即便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人员数也比2006年要高出8%。因此，农业就业人员数（这里定义为每年从事农业生产六个月以上的人员）大规模下降。这方面要比我们原来的预测高出不少。

总之，正如我们2007年的文章所指出的，由于农民的大规模非农就业和人口生育率的降低（及随后劳动力自然增长的减慢）两大趋势的交汇，导致长时期以来务农人数的第一次持续下降。这是个划时代的变迁。它所指向的是比我们原来预测还要快速的农业去过密化。

农业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的减少会有两个结果：一是分享农业收入的人数减少，农业劳均收入因此提高；二是工商从业人口增加，而这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也会提高农产品的消费水平。食品消费需求的提高又会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收入。下面我们先分析食品消费的历史趋势和增长空间。

三、食品消费趋势

图5.2、图5.3、图5.4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资料绘制，显示各类食品人均消费量的历史趋势。总的来说，粮食消费显著下降，反映的是动物类副食品的替代作用。粮食消费年消费量已经从1980年的人均约240公斤递减到2010年的约130公斤。对长期以粮食为“主食”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个划时代的变化。与此同时，城镇的人均肉—禽—鱼消费已从1980年的27公斤增加到2010年的50公斤，农村则从约11公斤增加到25公斤。总体来说，中国人的食品结构正在经历由植物纤维为主向兼重动物脂肪及高蛋白的基本转变。

毋庸赘言，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反映于2010年肉—禽—鱼消费的城镇人均50公斤和农村25公斤之间的差别。但是，同样无可置疑的是，农村的肉—禽—鱼消费也有显著的增加，从1980年的11公斤到2010年的25公斤。

此外，在2007年的文章里，我们预测，中国人的蛋奶消费也将与肉—禽—鱼同步增长。2005年前的几年中，城市的奶消费增加量尤其显著，从2000年的人均8公斤增加到2004年的将近19公斤。但是，部分由于饮食习惯，部分由于一定比例的中国人对乳糖消化有困难，2004年之后牛奶消费量趋向平衡。加上2008年的“三鹿事件”（2008年，三鹿集团公司生产的婴儿奶粉发现带有三聚氰胺污染，会导致肾结石），牛奶消费急剧下降。今后虽然有可能再次攀升，但显然有一定限制。

至于鸡蛋消费，城市也于2004年、2005年后趋向平衡，农村则略有增加，但2010年已经和城市同样呈现饱和状态。今后可能会主要是产品质量方面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更大量的消费。

蔬菜消费可能更是如此。如果简单从重量来考虑，改革以来蔬菜消费并没有显著的上升，甚或有所减少，如图5.2所示。但是，众所周知，改革时期城镇蔬菜供应比之前要多得多、质量好得多、品种也多得多。这具体反映于近年来蔬菜播种面积的增加，到2010年已经是1980年的足足六倍（见本书表6.3）。同时，我们知道，高值和跨（反）季节的温室、拱棚蔬菜生产大量兴起（详见第七章），既提高了蔬菜的供应量，也提高了其质量。但是，从目前可能获得的数据来看，人均消费重量并没有上升，甚至有所下降。

我们要问：这是什么道理？问题首先是蔬菜的统计材料。蔬菜显然很不好统计。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多靠自留地的生产来供应自家蔬菜消费所需。进入改革时期，农家宅基地房前屋后的蔬菜生产仍然起到一定作用，但其具体产量与之前自留地生产的蔬菜同样不好统计。其次，新鲜蔬菜含水量高达65%—95%，各种不同产品差异也较大。同时，蔬菜的实际消费量和总产量间的差距颇大。不同产品的废弃根茎比例不同，包装运输中的损耗也不同。即便是就地消费，也有一定程度的损耗，但损耗量不好统计。再则是根类蔬菜较重也较好保存，如马铃薯、胡萝卜、芋头、洋葱，大白菜亦然，而叶菜如菠菜、青菜、生菜、香菜、油麦菜、韭菜、卷心菜等相对较轻，也较快腐烂。改革之前前者消费较多，后者在改革后期消费较多，城镇和高收入人群尤其如此。因此，仅凭消费重量，看不出改革期间出现的蔬菜消费变迁。

食物结构的转型一定程度上是横跨不同收入群体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家计调查收入分组资料，鱼、肉、蛋、奶人均消费量随收入水平递增。纵向比较1995年和2005年的收入分组资料说明，动物蛋白消费量的提高不仅体现在高收入人群，也体现在低收入人群。比如，1995年城镇收入最高和最低的10%人口的肉类（猪、牛、羊、禽）消费量分别是人均30.2公斤和17.5公斤（国家统计局，1996：表9－10）；到2005年，这两个极端收入组的肉类消费量分别增长为37.5公斤和23.7公斤（国家统计局，2006：表10－13）。只要中下层人群收入继续提高，高能量的动物蛋白消费量将继续提高。

四、食品消费的上升空间

在2007年的文章里，我们根据城镇平均和城镇中上层40%收入组的消费量，来估算全国食品消费量的上升空间（表5.1）。这样的估算可能比较保守，低估增长潜力，但可信度高，又避免了出现国际间比较统计口径不一和消费习惯不同的困惑。2005年城镇中上层40%的人均肉类、水产消费量分别为37公斤和15.6公斤，即每日约3两鱼、肉的水平。在我们看来，这虽未达到，但已逼近鱼肉消费量的饱和水平。量的饱和并不意味着消费的停滞。随着收入水平的继续提高，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会更多地反映在品质要求上，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在2007年的文章里，我们根据2005年之前的变化趋势估算肉类消费可能于10年间，即到2015年，便会达到饱和水平。水产则可能还要20年，到大约2023—2025年，才会达到如此的水平。在2012年的今天看来，城镇人均肉类消费已经基本达到我们当时估计的人均37公斤水平，而水产到2007年（之后便没有这样的数据）也已接近人均15.6公斤水平，今天也已接近饱和。

这样看来，今后肉—鱼消费的进一步提高将主要源自农村，而农村在这方面的变化则将主要与其收入水平挂钩。如果农村人均收入进一步上升到当前的城镇40%的中高层水平，农村肉食消费也应会接近饱和。

表5.1列举各种食品的全国人均量（公斤），再区分城镇和农村，然后给出城镇中上层40%的人均量（以2005年数据为主，因为2010年已经没有这样的数据）。据此，我们推测各类食品的上升空间。与我们2007年文章的推测相比，上升空间明显缩小：肉类从44%减到31%，其中绝大部分将来自农村。水产则因为欠缺2010年城镇消费数据，不好精确估计，但根据农村的数据（2010年5.15公斤，相对于2005年城镇40%中上层的15.62公斤），同样明显将来自农村。粮食的下降幅度则已从之前估计的51%下降到44%，下降速度显然比肉类的上升速度缓慢。

这是因为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减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粮食的总需求会下降，相反，粮食消费的减少意味着肉食消费的增加。而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饲料，新增人口也需要粮食。

至于奶及奶制品，如果按照2005年中上层的消费来计算，上升幅度仍然较大（176%），但上面已经指出，这方面在近几年受到中国人消费习惯和部分人口消化乳糖困难所抑制，也受到“三鹿事件”的影响（虽然可能是短期的），可能会比我们的估计要低。但鲜蛋的消费则可能不会受到同样的抑制，人均数量说不定迟早会达到城镇中上层40%的水平。如此一来，上升空间还有46%，同样主要源自目前消费量相对低的农村人口。

上升空间最大的是水果，约91%。水果价格相对昂贵，消费量和收入水平紧密挂钩。2010年，农村人均消费和城镇中上层40%人口的人均消费差距较大，前者人均20公斤，后者70公斤。毋庸说，上升空间主要在于低收入人群。实际上会不会达到我们这里模式化的推测关键在于农村人民的收入水平。

此外，发达国家的水果消费水平是100—150公斤。水果消费水平偏低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人还没有饮鲜果汁的习惯。随着冰箱的普及，水果和果汁的消费可能有较大上升空间。

简单、粗略地来概括，中国城镇中上层40%人口的食物消费模式已经近似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消费模式，比较接近英美和西欧的粮食∶肉食∶菜果的1∶1∶1模式。在重量上，根据我们上面所列数据，大约是1∶1∶2.5的比例，但鉴于菜—果含水量和废弃（譬如，叶菜根茎）比例较高，其实接近1∶1∶1的西方模式。同时，鉴于粮、肉、菜中粮食明显水分最低，也许最恰当的表述是粮食4∶肉鱼3∶菜果3的比例。据此，过去以粮食为主食的模式也许可以概括为8∶1∶1的比例。

五、前景

我们2007年的文章简单从上述三大历史性变迁的趋势以及假定生产技术没有显著的变化，来试图估计之后一二十年的劳均耕种面积、工作日数和收入。但是，根据笔者近几年来的研究，世纪之交后“旧农业”（即“大田”的粮食、棉花、油料）已经相当大规模地“资本化”——广泛采用机械和除草剂来节省劳动力（主要是因为非农就业报酬上升意味着农业劳动力“机会成本”上升）（详见本书第十章）。这是个大趋势，并且看来还有较大的扩增空间（譬如，从机耕扩增到更多的机耕、机播和机收）。今后，伴随农业就业人员数量的持续下降，劳均耕种面积无疑会逐步扩大，大田农业应该会达到15亩以上的适度规模。这本身也会加强农业资本化的激励。

此外则是生产高值产品的新农业种植业的扩增，主要是温室和拱棚蔬菜，也包括瓜果、蘑菇种植等。这种新农业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农业。与露地蔬菜相比，一个劳动力只能种植一亩地的拱棚蔬菜，而不是四亩地的露地蔬菜。因此，一对夫妇只要两三亩地（即“中棚”）便已达到全就业的适度规模，种植五亩的大棚便要雇工帮忙。如此的农业同时也是资本密集化的，因为拱棚需要资本投入，而高值、跨（反）季节蔬菜需要更多的化肥和良种投入。水果（例如苹果）种植同样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种植业。（详见本书第七、十章）

目前，达到以上规模的家庭农场仍在少数，2006年占比不到所有农场的10%（详见第十章）。2006年之后当然应该有所增加，但确切的数字尚有待2016年的农业普查。这样的农场收入较高，今后应该会有较大的扩增空间。

至于养殖业，目前依然以“种养结合”的小规模农场为主（例如，种植5—10亩玉米，养几十头猪）。但是，养殖业方面的规模化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目前，使用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一个劳动力可以管到240头猪。

本书后面几章将详细检视上述几种农业生产不同的趋势。至于今后一二十年的前景，因为不同的农业生产类型较多，而且不可测因素比较关键（国家将会主要支持哪种农业，龙头企业还是小农户？），我们这里就不再尝试2007年论文所作的预测。

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原先估计的几个主要趋势，即由于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人均粮食消费将大规模降低、肉—禽—鱼消费和生产大规模扩增、农业和消费结构完全转化，这些都已经显著呈现。伴之而来的是农业劳均面积的扩大、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的显著上升以及农业的相当程度的资本化（即单位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增加），但农业依然是以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农业雇工只占较低比例。下面几章将逐一检视这些新型的变化。 neSGxSmNHYRXy3QabOAl1pHw4eIzvX/6vLjTUVtQZTxIvzOaHFYrrt0jV33Kdog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