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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卢森堡1898年5月12日来到柏林，这一年她27岁，普列汉诺夫42岁，考茨基44岁，倍倍尔58岁，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同为48岁。卢森堡以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状态来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而在此之前，她已经参加革命工作近十年了。
卢森堡早在十六七岁时，就参加了波兰的地下组织，为了避免被逮捕的危险，她流亡瑞士并顺利就读于苏黎世大学，以博士论文《波兰工业的发展》于1897年获得国民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瑞士期间，她结识了很多当时著名的流亡革命者，包括普列汉诺夫、帕尔乌斯、马尔赫列夫斯基（Julian Marchlewski）
等，以及对她生命有着重要意义的革命伴侣列奥·约吉希斯（Leo Jogiches）。她在读期间和约吉希斯共同创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及其机关刊物《工人事业》（
Рабочее Дело
），逐渐成为活跃于国际工人运动舞台上的冉冉新星。毕业后的卢森堡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是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回到波兰狭窄的革命活动空间中，还是去当时欧洲最大、组织最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施展一番拳脚？在德国，上西里西亚地区有很多来自波兰的煤矿工人，“非常法”解禁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宣传方面的人才稀缺，而且此时帕尔乌斯和马尔赫列夫斯基也在德国，也极力劝说她前去。
卢森堡来到德国后被派往上西里西亚帮助文克尔（August Winkel）
开展选举工作，她所有的工作都得在文克尔的手下开展，没有机会独立负责工作。卢森堡也注意到，在德国，没有人真正关心波兰事务，而她急切地渴望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施展才能，而不是待在“西里西亚荒凉的洞穴”里无人问津。
[1]
但她也清楚，如果她拒绝去做波兰选民的宣传，那就意味着和执委会作对。此外，摆脱文克尔的掣肘，独立负责柏林、波兹南或上西里西亚的工作，对当时的卢森堡来说仍是不现实的，毕竟她还没有任何进身之阶。她虽然抱怨，但也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并充满自信和希望，她在给约吉希斯的信中说：
你一定对我到现在为止的工作很不满意，而我自己却充满了最美好的希望。我并不是一时冲动，感情用事，恰恰相反，我十分镇静。对未来满怀信心。你难以想象，以前像我在大会上露面的尝试对我有多好的影响，但我没有丝毫把握，如履薄冰。现在我确信，半年之后我就会成为党内最好的演说家。嗓音、从容不迫的风度、语言，所有这些我都占有优势，最重要的是，我登上讲坛时就像至少有20年演讲经验那样镇静，没有一点儿怯场。 [2]
卢森堡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约吉希斯建议她应该首先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从事一份妇女杂志的编辑工作，因为她曾经参加过苏黎世普拉特公园举行的女权主义集会，但卢森堡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她并不想如克拉拉·蔡特金一样，仅仅因为性别的缘故，就将自己局限于女性方面的工作。因为在她看来，所谓女性的解放从属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卢森堡不满足于偏安一隅，当一个政治正确的点缀，而希望从一开始就以一种鲜明的姿态被全党注意到。
1898年6月1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西里西亚区域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超过了25 000张，而在8年以前，这个数字还不超过5000，其中当然有罗莎·卢森堡的功劳。在颠簸劳碌的旅途中，卢森堡还在火车上结识了肖恩朗克（Bruno Schönlank） [3] ，此人是《莱比锡人民报》（ Lepzig Volkszeitung ）的主编，曾将该报从一个地方性期刊打造为全德范围内政治和文学评论类水平最高的出版物之一。肖恩朗克惜才，希望卢森堡能够成为《莱比锡人民报》的固定撰稿人。同样向卢森堡伸出橄榄枝的还有帕尔乌斯，他此时是《萨克森工人报》（ Sächsischer Arbeiter-Zeitung ）的主编。帕尔乌斯本人精力充沛，自由洒脱，但缺乏耐心。他敏锐地捕捉到伯恩施坦发表改良文章的有利时机，打算发动一场革命。他于1898年1月28日发表的《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的抛弃》系列文章，打响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批判伯恩施坦的第一枪。帕尔乌斯本人也和他的报纸声名鹊起。但是他是那种一旦达成目标便很快失去兴趣的人。对伯恩施坦进行系统性批判并非他所长，再加上他此时和马尔赫列夫斯基正遭到萨克森的驱逐，所以他顺势将交接棒移送给卢森堡。而这对于卢森堡来说，则是天赐良机。因为除却考茨基和梅林两位公认的党内理论权威之外，还没有人能像她那样写出文采斐然且理论性强的文章，她在《萨克森工人报》和《莱比锡人民报》上的每一篇文章都使她越来越接近党内的核心政治舞台。
1898年10月，即将召开党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由于卢森堡是新人，需要在大会召开之前，发表有分量的文章以获得一份委托书。她在写给约吉希斯的信中说：“如果我关于伯恩施坦的文章获得成功，那就是我最好的委托书，那时我就可以大胆地前往斯图加特。” [4] 为此，卢森堡对这篇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高度重视，她在写作中苦思冥想，用尽心力：
最要紧的事情是伯恩施坦。尽管我对整篇文章有了很好的想法，但是存在许许多多的困难，我感觉并不好。我写完了出色的大纲，但是有两个难题，第一是有关灾变的问题；第二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必将解体，这是必需要去证明的，但这也意味着要写就一篇出色而精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文。看在上帝的份上，帮帮我吧！速度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是，如果任何人抢在我之先，那所有的工作都白费力气了；二是，润色文章还需要大量的时间……一旦我知道我要写什么，它就必然会在彼时彼地成形，我能在我的骨子里感知到它，我太渴求它了，我愿意为这篇文章交上半条性命。 [5]
终于，卢森堡完成了这篇《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于1898年9月21日—28日连载于《莱比锡人民报》上。这篇文章被主编肖恩朗克称作“辩证法的杰作”，帕尔乌斯也发电报给她表达他的祝贺，蔡特金更是写信给肖恩朗克热情地称赞说：“勇敢的罗莎，她狠狠地敲了面口袋伯恩施坦一顿，敲得厚厚的粉末满天飞，伯恩施坦学派的假发都一根根从头上竖了起来，因为他们没粉可敷了。” [6]
卢森堡在大会召开之前，写了一篇《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她在文章中说：“有一些人害怕在党代表大会上就原则问题展开论争，认为论争有害，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论争是必要的和有利的。重新探讨党的纲领基础将使我们党的队伍在坚持目标、加强胜利信心、提高战斗乐趣方面获得新鲜的、强大的动力。”
她的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为了敦促党的领导将伯恩施坦问题端到会上辩论，不如说是为了她首次在党代会上的亮相而预热。
最终，从上西里西亚两个选区获得委托书的卢森堡来到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她做了两次公开发言。针对伯恩施坦那句被公式化了的“最终的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她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恰恰相反：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
卢森堡用标准的辩证法思维论证道：如果眼前的实际斗争——工会斗争、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和争取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不是服务于夺取政权的最终目标的话，那将无从厘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属性和阶级属性。
福尔马尔在会上特别讽刺道：“卢森堡小姐看来是表面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装备起来并借此给人以科学的印象。”
着眼于开展实际工作的福尔马尔，将卢森堡所说的当前行动应服务于未来目标的话，看作主张暴力行动的布朗基主义，并调侃卢森堡是“新兵竟想教训老兵”。与福尔马尔一道维护伯恩施坦观点的还有爱德华·大卫（Eduard David）
[7]
，他说卢森堡谈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却给自己蒙上了一种新的真理的灵光”
。
对此，卢森堡回应道：“福尔马尔说我这个运动中的新兵教训老兵。不是那么回事。本来用不着我这样做，因为我坚信，老兵和我都站在一个立场上。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要教训某一个人，而在于要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表述一种确定的策略。我在德国的运动中还必须先获得一副肩章，这我知道。但是，我愿意站在同敌人作斗争的左翼，而不愿意站在同敌人做妥协的右翼。”
这是罗莎·卢森堡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从1898年10月底到11月初，考茨基主张暂停在《新时代》上刊登有关伯恩施坦的论争文章，考虑到文章的篇幅没有办法令伯恩施坦全面地阐释其全部想法，而提出让伯恩施坦写一部系统阐释其观点的著作。此外，在党报上反复就语词进行争执，不仅无法深入，而且这种党内论争的公开化和延续性产生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在阶级敌人面前暴露了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卢森堡得知此事后，开始做准备工作，一俟伯恩施坦的书问世，届时就可立即发表她的反驳主张。1899年3月，伯恩施坦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卢森堡神速地完成了她的第二轮批判——《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并分节刊登在4月4日至4月8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而后，该文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对于这本小册子，梅林写信称赞道：“在反击伯恩施坦的人中，您站在最前列。”1899年10月的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比前一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时更为激烈。倍倍尔为了遏制党内的改良主义倾向，前期做了充分准备，并在会上发表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报告。他将伯恩施坦问题列为专门的议程并起草相关决议，试图对改良主义给出一个官方的裁决和定见。从1898年5月到1899年底，卢森堡的冲锋陷阵也帮助党的执委会在相当程度上达成了其政治目的。
与伯恩施坦的论争恰逢其时地为卢森堡铺就了从党的边缘迅速走向台前的快车道。她在批判伯恩施坦最猛烈的形势之中，适时地为党的执委会贡献了最有力的武器。虽然她在所有反对伯恩施坦的人之中政治资历最浅、年纪最轻，但她逻辑自洽、分析力强、文采卓著的文章足以使她跻身党内第一流的理论家之列，从此卢森堡也找到了她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
卢森堡作为一个外来者，想要分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政治资源，不依靠褫夺既有的资源，而依靠新价值的创设，这似乎是一条无可指摘的成长之路。但即便如此，她以一个新来者（newcomer），一个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特别是一个女性的身份直接涉入男性主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在第一时间还是理所当然地招致了堵截。
1898年9月25日，帕尔乌斯和马尔赫列夫斯基被萨克森当局驱逐，卢森堡接任了《萨克森工人报》的主编位置。她试图仿效帕尔乌斯的行事风格，对编辑部进行严格管理，用一致的政策统筹调度各个部门。但是她政治资历不足，政治权威尚有待建立，之前所有对帕尔乌斯的不满统统向她涌来，并集中体现在格拉德瑙尔（Georg Gradnauer）事件上。
1898年10月16日，格拉德瑙尔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为改良派辩护，他又将该文投给了《萨克森工人报》。该文发表后，卢森堡继续在报上回复并批判了他。二人论争了几个回合之后，卢森堡认为继续论争已没有新内容了。她仿效考茨基暂停刊登伯恩施坦文章的做法，也拒不发表格拉德瑙尔的文章。对此，格拉德瑙尔在《前进报》上批判道，卢森堡本来是主张党内言论自由的，可是如今却不发表他的文章，试图在德累斯顿封锁他的声音。要知道，格拉德瑙尔本来在德累斯顿颇有影响力，他还是该选区的帝国议会议员。《萨克森工人报》的另外三个编辑为了推卸责任，立即在《前进报》上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对卢森堡不接受格拉德瑙尔文章一事毫不知情，提出让卢森堡为此承担责任。最后，卢森堡在压力之下，于11月2日发表辞职声明，结束了她在《萨克森工人报》短暂的主编任期。卢森堡本来希望将《萨克森工人报》打造为自己的阵地，借此实现其政治理想，但这一愿望很快就破灭了。这之后，卢森堡回到柏林，只能在《新时代》和《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文章。卢森堡这次辞职平息了不少人对她的愤懑，她也因此感受到了来自党内官僚的某种抵制。
这一事件给走在成名快车道的卢森堡泼了一盆冷水。她在此后没有继续追求政党官僚体系内的政治前途——与其说她不追求，不如说她追求不到。尽管她后来获得愈来愈大的政治影响力，但她始终未能真正成为核心权力阶层的一员，而是一个孤独的外来者，只能尽力寻求其他途径获致政治影响，且将矛头一直指向党内的官僚主义。她所面对的结构性的障碍和她政治立场上的愈加激进不能说毫无干系。她自己对于这一遭遇和命运也十分清醒，在给约吉希斯的信中，她如是说：
他们为什么要去相信一个仅靠几篇文章立足的人，尽管文章是一流的，又能怎样，一个并不属于统治阶层的人，不依靠任何人的帮助仅靠她自己的人，一个不仅担忧未来，不仅担忧像奥艾尔一样的明显的敌人，更加担心自己同盟的倍倍尔、考茨基、辛格尔的人……我非常冷静。 [8]
以上是对卢森堡这一阶段人生履历的简要回顾。卢森堡文章中的锋芒毕露既有背后党内大佬的支持和政治考量，也与她自己求胜心切息息相关。之所以用“首演”这一词，是考虑到她渴望“一战成名天下知”的事业进取心。
[1] Comrade and Lover: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to Leo Jogiches , edited by Elzbieta Ettinger, MIT Press, 1981, p. 37.
[2] Comrade and Lover: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to Leo Jogiches , edited by Elzbieta Ettinger, p. 44.
[3] 布鲁诺·肖恩朗克从1894至1901年去世前，一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前进报》（ Vorwärts ）的联合编辑，同时他也是《莱比锡人民报》的主编。
[4] The Letters of Rosa Luxemburg , edited by Gerog Adler, Peter Hudis, and Annelies Laschitza, Verso, 2011, p. 83.
[5] Comrade and Lover: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to Leo Jogiches , edited by Elzbieta Ettinger, p. 53-54.
[6] Comrade and Lover: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to Leo Jogiches , edited by Elzbieta Ettinger, p. 66.
[7] 爱德华·海因里希·鲁道夫·大卫，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经济学家，德国机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创办人之一；修正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否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在1919年6月21日至1919年10月3日担任过魏玛共和国的内务部长。
[8] Comrade and Lover: Rosa Luxemburg's Letters to Leo Jogiches , edited by Elzbieta Ettinger, p. 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