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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此时离《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已过去41年，离巴黎公社的陷落已过去18年，离马克思的去世已过去6年。作为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的精神传承，第二国际的成立再一次在欧洲大陆树立起平等、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旗帜。
长期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历史叙事和研究，深受各种政治立场的影响。这一情况在第二国际的叙事与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显明，这不仅因为第二国际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政治、经济矛盾频繁出现的历史转折时期，它的解体本身见证了帝国主义的兴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因为在国际共运史的连续叙事中，第二国际处于连接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和列宁所开创的共产国际的桥梁位置，深受来自两个方向上理论权威的影响；此外，还因为第二国际所开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传统，历经一个世纪依然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实践中延续，并在现实政治中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对于这一传统，历来众说不一，毁誉参半，致使以政治立场为据的各种观点，充斥于第二国际的文献研究史中，并在历史叙事及人物评价中，都存有不小的论争。在国内外已有的对第二国际的研究之中，至少存在以下四种不同的观点和立场
。
第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学家的官方史观。他们普遍将第二国际界定为改良性质的国际组织，将改良主义的历史逻辑看作对时代的顺应和对抽象“普世价值”的维护。在看待第二国际内的革命派时，这一立场不仅不积极肯定其革命性，反而将其界定为颠覆社会良序的政治激进分子。这种观点倾向于强调第二国际在社会进步方面的领导作用，但是，他们对后来由列宁发起和领导的共产国际则非常贬抑。
第二种是列宁关于第二国际的史观。列宁充分肯定第二国际的历史功绩，认为第二国际成立时期是“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完成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阶段的过渡时代”
，也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更是“给了无产阶级许多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一门艺术方面，这门艺术就是广泛而又广泛地进行缓慢的、坚持不懈的、有系统的组织工作”的阶段。
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仍在组织上归属于第二国际，甚至列宁本人也直接参与了第二国际的工作，他出席过1907和1910年两次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在反战和革命动员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只是自“一战”爆发后，列宁希冀以欧战为契机，为发动革命、推翻沙皇、重新集结欧洲工人运动的力量，才与第二国际“割席”，开辟出一条革命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分庭抗礼。此外，列宁从未将第二国际完全等同于机会主义，他始终支持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这既根植于国际主义的理论立场，也出于革命的现实需要。
第三种是苏联官方的教条史观。这一史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列宁的一些结论，但主要是受斯大林的影响，并在苏联史学界以一种颇为教条的方式固定下来。1924年，斯大林曾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做出“在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和列宁之间隔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独占统治的整个时代”
的论断。他认为，第二国际的基本工作完全是按照机会主义路线进行的，其最终覆亡恰恰佐证了机会主义路线的腐朽。这种观点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略微有所松动，苏联历史学界开始提出应重新审视第二国际的历史的观点，但总体上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第四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的哲学批判。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第二国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偏离了伟大导师的思想，最终沦为庸俗的假马克思主义者，究其原因，应归咎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将马克思的学说简单地阐发为经济决定论。在这种立场看来，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正统派对马克思的诠释过于强调经济决定论的面向，在哲学上僵化为教条主义，政治上变得被动消极；另一方面，第二国际的改良派又以批判经济决定论的方式，毁损了马克思学说的声誉，抹杀了马克思学说的思辨性，抛弃了马克思学说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具批判性的辩证法，致使第二国际背离了革命。这也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来的发展中“复活”黑格尔主义的根由，即通过重新确立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精神地位，甚至制造“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对立论，以贬低马克思晚年著作《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的哲学批判，是以看似玄妙、实则既主观又空洞的抽象哲学思辨代替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科学实证精神。就连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卢卡奇本人
[1]
，后来都曾承认自己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错误，认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写作直接受俄国革命的现实影响，检讨自己对列宁主义哲学化的努力有过度拔高主观主义之嫌。
由此可以看出，即便是哲学批判，也难以摆脱政治性与时代性的底色。
上述几种史观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有着各自的政治立场，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在真正开展第二国际研究的过程之中，需对这些因素进行仔细地辨析。但事实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关于第二国际研究的观点曾深受已经教条化了的苏联观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又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的塑造。前者因时代所限，和政治风气相关，后者则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兴建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强有关，甚至这二者之间还有相互合流、彼此强化的趋势，共同指向对第二国际的简单否定，致使对第二国际在历史叙事、事件研究和人物评价方面的独立研究，久受彼此交叠的观点的禁锢，长期无法深入开展。这种现状亟待革新。
第二国际和此前第一国际成立的历史条件有所不同。在第一国际时期，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还远没有组织起来，工人政党的议会斗争在绝大多数国家也还不存在。从第一国际解散到整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使大批无产者进入城市，涌现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各政治党派和组织都试图将这一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工人自发组织工会，以期更好地实行劳动保护，改善自身的基本权益。许多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马克思学说的传播和影响下纷纷成立。
时代的特点和工人运动的新情况为第二国际提出了新的历史性任务，那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将工人群众在地域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起来，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逐步引导他们投入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主义斗争中。
第二国际成立之初，正逢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快速的发展轨道。这种相对和平的社会条件也决定了工人运动和斗争形式的和平特质。大多数国家公开、合法的工人政党，通常不会以过激的、不合于当时法律的行动而使自己陷入非法地位；而对于那些没有取得合法地位的工人政党，也可以通过领导罢工或者利用其他合法的群众组织来争取和教育群众。第二国际所处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工人运动和斗争的条件相对宽松，因而，不宜简单以是否“革命”或是否支持“修正主义”对其贴上政治上的标签，因为历史真实的发展走向远比基于价值、立场所做的裁决更具优先性。
合法斗争渠道的拓宽和实际物质利益的扩大，一点一滴地改善着普通工人的日常生活。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的发展使行政的、部门的逻辑逐渐超越了政治的、革命的逻辑。革命的话语变得越来越不接地气。毕竟，工会可以为工人解决大部分和日常经济生活直接相关的问题。这也在自下而上地推动着从普通工人、车间工长，到工会领袖、党的理论家的思想变化：贴合工人实际需求的“改良”开始取代作为口号的“革命”。工人政党之前用来进行群众动员的马克思学说以及由此制定的政党纲领，面临着来自现实的严峻挑战。第二国际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秩序内存在谋求社会主义的可能。在英国，合法的工人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法国，“米勒兰入阁事件”于第二国际内引发了激烈的论争及思想混乱；在德国，则表现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自1898年以来围绕伯恩施坦展开的旷日持久的理论论争。
若要考察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这场论争，不得不首先进入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19世纪末的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显著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德国经济卷入世界市场，参与激烈的海外竞争，推行扩张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这种干预性的国家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带来经济上的活跃的同时，也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工业领域以工资为生的劳动群体而言，他们不得不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面对传统与现代、社群与个人的巨大动荡，这种令人压抑的绝望气氛，从社会心理层面而言有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崛起。
德意志帝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稳定成果，往往是以保守的政治特征实现的。从德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真正受益的是那些前工业社会精英、大庄园主和重工业领域的封建士绅。
德意志帝国的宪法于1871年生效，虽然各个邦联在“统一屋顶”下都被平等地赋予了主权国家地位，但在事实上，普鲁士却在联邦议会中享有特殊权力；虽然由各邦成年男子普遍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拥有400个议席，但是由于议会的解散权仍掌握在皇帝和联邦议会手中，帝国议会除了拥有预算权，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这种政治制度使得民主徒具形式上的意义，实质上它仍是为了维护容克地主和保守的统治精英的利益。
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屈从于这种封建主义。他们一方面模仿着贵族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将土地贵族的统治方式与军事等级的思想移植到工业生产中。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开始感到下层工人运动的威胁，由于害怕社会革命，转而向旧势力妥协，放弃了行使独立权力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斯·韦伯会对德国的资产阶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呼吁德国资产阶级不要将本可以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去买官鬻爵，不要畏惧工人运动的威胁，而要发展出独立的政治意识。只有这样，德国才能走出一条现代化的新路，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新兴社会力量政治能力的孱弱、经济的繁荣、德意志帝国宪法的设计和国家机器的强大，都为俾斯麦铺就了施展其卓越政治才能的舞台。俾斯麦通过国内外的冒险政策与合纵连横的灵活外交，通过对普选权的操纵和对潜在革命力量的压制，维持着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使德国走上了一条富国强兵的独特道路（Sonderweg）。
1888年，威廉二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新君主，强迫“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随着强力人物的黯然退场，德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满脑子新观念的少主此时的政治权威并不稳固，德国的政治局面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威廉二世和俾斯麦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有巨大分歧，后者主张强力镇压，而威廉二世则采取怀柔政策。他在自传中写道：“这时我主张有采取妥协的必要（妥协是我内政外交上惯用的政策）。”
威廉二世反对镇压，抛出了很多笼络人心的改革宣言，等于在宣告与前朝旧臣的某种断裂，通过施行改革、创建机构、起用新人，希望能借此打破俾斯麦治下的权力格局，重新集聚起围绕自己的政治权威。
1890年1月25日，威廉二世命令议会取消旨在限制和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通过了一个新的《劳动法》。在回应和俾斯麦的分歧时，他写道：“他（俾斯麦）和我意见相抵触的地方在于，他确信用高压手段可以解决社会问题，遇到形势紧张的时候全仗武力，而不愿用博爱及人道主义作为缓和之计，又不愿放弃自己的主张而服从别人。”
新的总理大臣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于1891年2月27日上台，发表议会演说，陈述新的施政纲领：“不再延长实施业已满期的反社会主义者法律，只是由于预想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去削弱社会民主党的根基或从事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
但事实上，这只是在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鞭子加糖果”的政策：政府准允社会民主党人以合法身份，自由开展政治活动，比如兴办劳动疗养院等慈善机构，进行失业救济，颁布星期天为休息日的法令，禁止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做工，制定产妇休假法令等福利政策等；但又要求给下级军官发放津贴，对此，卡普里维的解释是：“我们在巷战中对付社会民主党，比之和敌人作战时，需要更好的下级军官。”
换言之，威廉二世并没有放弃暴力政策，只不过是将之前俾斯麦的“鞭子加糖果”政策系统化、法令化罢了。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席不多，力量薄弱。对于这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宣扬革命、采取投票形式反对一切的策略，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政治威慑力。在“非常法”未被废除的时间里，因政治活动被判刑的所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监禁时间总计达750年，苦役85年，罚金数为27.7万马克，政府努力利用一切手段限制社会民主党在建立协会方面的活动。
“非常法”被废除后，政治形势只是有所和缓，并未根本好转。即便如此，有了合法的准许，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空间也极大地扩大了：工会会员从1878年的50 000名，到1900年增至680 427人；报刊从1876年仅有的23种，到“非常法”废除后增长为104种；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的议席，从1884年的24个，到1898年上升为56个，再到1903年取得了选举的极大胜利，增至81个议席。
这些数字直接反映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且该党已经从口头上反对现存秩序的革命宣传，转为开始在合法轨道上稳健地开展实际的日常工作。
斗争的合法化意味着政治行动空间的拓宽，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无论在经济斗争还是政治斗争方面都有切实的、日益增长的成果。而在此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处于“政治孤岛”状态，这不仅由于它的理论学说——仅是当前社会中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未能代表历史的前进方向，即超越和推翻整个现存秩序，也由于外在条件的限制。当外在的约束条件发生变化后，限于客观现实，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否需要调整政治策略？是否需要重新调整原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主义兴起的背景。
所谓改良派是针对正统派而言的，除了回顾改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有必要从理论上考察它是如何从正统中剥离出来的，这样才能充分理解它和正统派的理论主张之间的延续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有何发展与变化。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归属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社会主义学说有诸多流派，为何马克思主义一派被独尊为正统的意识形态而非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事实上，1898年正式爆发改良主义论争之时，相距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党内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十分久远。“非常法”的推行证伪了拉萨尔学说的合理性，也反证了马克思更为激进的理论符合时势；188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组织上逐渐清除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末确立了马克思学说的正统地位，这背后有着政治形势和组织变动等诸多原因。
马克思的学说被确立为正统意味着什么？首先，出于政治的需要，日渐强大的政党呼唤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既要求从叙述的层面给出政党目标与纲领，也要求从论证的层面给出这种目标与纲领的合理性。马克思理论作为一种历史理论，为政党提供了基于无产阶级发动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极具感召力和政治动员力的历史叙事。这也正契合工人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经济状况的现实斗争需要。
其次，论证严谨、文字艰深的《资本论》很难给普通的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思辨性的研究语言转变为宣传性的话语，马克思理论势必需要被简化，以服务于宣传的效果，马克思学说将不可避免地遭遇被庸俗化的命运。这是由马克思学说的特性决定的。马克思学说从认识世界的哲学论述到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政治力量，不得不经历使理论不断适应于现实的过程，而这个转译的工作需要依靠第二代马克思理论家完成。
最后，正统一经形成，理论的不变和现实的变化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张力，话语不是僵死的，概念内涵需具备一定程度的伸缩性。话语的内涵需适于各种不同集团及个人利益的需要，但这些不同的需要却被嵌套在同一套术语内部。利益与观念千差万别，但术语和政治权威却要统一于政党。因而，当个人与集团，或者个人与个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或竞争时，就会出现对同一话语的不同使用方式，这也就是理论论争产生的原因。更何况，党内诸多负责宣传的知识分子之间所发生的对理论阐释权的争夺，其解释力令人信服的程度，与他们在党内或在群众中的个人政治影响力是息息相关的。
确立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文件是《爱尔福特纲领》，用来取代过时了的拉萨尔主义的《哥达纲领》
。《爱尔福特纲领》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是理论，由考茨基撰写；后一部分是实践，由伯恩施坦起草。前一部分重申了垄断的趋势、中产阶级的衰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然性等传统学说；后一部分在策略方面则界定了政党近期的目标，包括实行含妇女在内的普选权、秘密投票和比例代表制、言论自由、免费教育、为议员付薪、公职官员由民众直接选举等激进的宪法改革要求。这两个并不统一且充满张力的部分就这样被嫁接在了一起，埋下了日后党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分裂的种子。
应恩格斯对草案的建议
，该纲领在修改后加入了“社会民主党还必须长期为加强人民代议机关而斗争”“应当铲除的东西首先是旧的封建国家和专制制度的残余”“任何机关都不得凌驾于人民主权机关之上”
等内容，但是鉴于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并未直接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写入党纲。此外，有关国家的阶级性以及国家必须用武力推翻之类的问题，纲领也语焉不详，即最后的革命是否必须采取武装暴力的形式，还是可以将帝国议会当作某种工具，通过占据议会多数、利用群众运动施加舆论压力和改良政策的成果等，使社会从资本主义移至社会主义的土壤之上，从而达至革命的实质内容，这些问题在该纲领中均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
正统一经确立，就需有人去做维护正统的工作。有关改良主义的论战爆发后，形成了正统派和改良派两个相对立的集团。分别领衔两派的理论家，恰是一直以来在党内享誉最高的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而这两个派别的形成本身，也可以看作正统的延续。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长期以来被称为党内理论权威的“双星座”，二人曾并肩战斗，共同反对曾经存在于党内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法社会主义的残余，以及用马克思主义的口号文饰这种偏向产生的思想混乱。二人还曾合力完成了马克思反对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论战性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版的翻译。在共同战斗的那些日子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二人也曾被恩格斯美誉为德社党内马克思主义的两颗“真珠子”，这也是《爱尔福特纲领》会由这两个人一起撰写的原因。
考茨基自1883年于斯图加特创立《新时代——精神和公共生活评论》杂志（ Die Neue Zeit ，以下简称《新时代》）以来，担任该杂志主编长达35年。该刊物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最高理论刊物，代表着德社党官方意识形态的动向，也是上演诸多思想论争的舞台。考茨基在1887年出版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该书旨在解释马克思，并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批判或研究。它作为《资本论》的某种通俗类、普及性读物，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该书涵盖了剩余价值学说、危机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奠定了考茨基在党内的学术地位。这之后，他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也受到欢迎，成为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的指南。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包括《资本论》第四卷在内等诸多马克思的著作。
在有关改良主义的论争中，考茨基和他的《新时代》杂志以马克思遗产正统继承人的身份，对改良派持批判立场。考茨基相信，资本主义最终将因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对立而自我葬送，他深信根植于历史中的规律的支配作用。他和伯恩施坦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认为，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在党的策略上表现为阶级斗争；而对后者来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政党需放弃的恰恰是阶级斗争的属性。抛开二人之间的差别，从思想方法上看，无论是考茨基还是伯恩施坦，都没能针对世纪之交出现的新的社会现实，从辩证法的立场上给出融贯的理论解释。这使得他们各自在或修正或维护马克思理论的不同进路中，都面临着哲学基础的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有关这一点，后文将详加论述。这也是马克思学说在第二国际时期面临的挑战。
除了考茨基，正统派中还值得提及的是弗兰茨·梅林。他是党内公认的博学鸿儒，不仅是出色的历史学家，在文学批评方面还有很深的造诣，这从他的代表著作就可见一斑。其于1893年出版的《莱辛传奇》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撰写的莱辛的个人传记，1897—1898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两卷）和1910年出版的《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都是极有分量的历史著作。由于梅林是一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宏观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在进入具体的文学批评时常常使他受到限制。譬如他对莱辛的评价是，莱辛反映出腓特烈大帝时期德国资产阶级逐渐兴起的志业和抱负，这种评价显得过于表面。此外，他还将整个德国古典文学的历史看作资产阶级不断追求解放的历史。梅林将审美的基础建立在进步主义历史叙事和阶级分析法之上，从对无产阶级的同情和道德理想出发，试图建立某种对艺术作品进行科学评价的标准。虽然他对于伟大作品与平庸作品之间的差别有极敏锐的鉴赏力，但是将一切艺术作品无一例外地、用阶级分析法加以看待，难免会毁损其“超历史”和纯粹的审美意义，这样的文学批评离艺术更远，离政治更近。
考茨基和梅林都是正统派的代表人物，二人之后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考茨基一直在党内处于调和的居中位置，梅林则在时势的推动下“左转”，成为斯巴达克团中的一员。此时，虽然党内的激进派还没有显现，但一些人在针对改良主义的论战中言辞辛辣，冲锋陷阵，包括一些新来者和外乡人，很快崛起为党内知识分子中的明星。其中表现最为突出并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考茨基站在一起，成为维护马克思学说正统性的得力干将及理论领袖的就是罗莎·卢森堡。
同样属于正统派，并在党内极有影响力的人物还有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是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虽然不是党内的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领袖，在这场改良主义论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特别是倍倍尔，作为帝国议会的议员，是一个拥有实践智慧和组织奇才的政治家，兼具灵活性和原则性。和倍倍尔相比，老迈的李卜克内西则是一个道德论调浓重的人。倍倍尔会超越个人好恶，从政治目的出发与人结盟，而李卜克内西则很难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共事。从1875年以来，倍倍尔就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党的组织风格也是倍倍尔个人特性的某种体现。他倡导民主的党内氛围，即任何人都享有自由批评的权利。但对于一个新近合并的政党而言，在并不乐观的政治环境下孤立地谋求发展，维护党的统一和强调组织性、纪律性，不能不说是其首要的政治考量。如果对于党内的知识分子来说，维护正统性和批判改良派还有观念层面的考虑的话，那么对于倍倍尔而言，则首要是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统一性在制度上的体现就是一年一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既是行政性的日常，也是各派论争发声的现场。会上会报告政党的组织状态、财政收支、党的官方报纸的发行状况和订阅人数的变化、议会党团的选举进展等。来自各级党组织的各项提案都会在会议上获得充分讨论和表决，并最终由倍倍尔宣读大会决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主要包括政党的领袖、党内有话语权的理论家，还有议会党团的代表。随着政党规模的扩张，参加党代表大会的人数也在增加，但无论如何，对于党内的新人来讲，都有一个准入的门槛。党代会的决议对党员有约束力，但没有剥夺党员资格的权力。在这场论争中，党代表大会从性质上可以说是维护党的正统性的执行机关。为了能够达成决议，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势必要对改良派有所妥协。
1896—1898年，伯恩施坦那一组“石破天惊”的文章发表以前，改良主义的潜流已经在事实上存在于党内多年。观念立场的差别主要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利益的不一致，这种差别首先鲜明地表现在地域的差异上。北德的产业类型以工业为主，南德如巴伐利亚则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民占据多数、由天主教掌控的邦联。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实际选举工作中遭遇的困境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农民选民进行选举宣传并和德国天主教中央党进行竞争，如何将农民争取到社会民主党的路线中来的同时又不丧失党的原则。
正统马克思学说处理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是：生产的社会化将最终消灭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工厂主，土地所有权将逐渐集中，社会将日益分立为两大阶层。从马克思的理论解释看，政党似乎能采取的策略就是安静等待，因为农民并非先进的阶级，且终将被历史淘汰。但是出于现实政治行动的需要，特别在斗争逐渐合法化，外部环境逐步让渡了更多的行动空间和可能性之后，如何动员农民的问题就变得更加迫切了。这时一个可能的策略呈现出来，那就是与天主教中央党结成选举联盟。然而，这在正统派看来是大逆不道的。
以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George von Vollmar）为首的巴伐利亚德社党人倡导这样一种理论：“比较贫困的农民依靠自己家庭的劳动力，即使是耕种自己的土地，无论如何在本质上应该算作无产者。社会党人绝对不能等待小农农业和其他小规模生产形式消亡之后才动手搞自己的事业。帮助小农，争取他们充当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非但不会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刻到来的时候反而会有极大的好处。它会减轻新社会秩序分娩时的阵痛。”
福尔马尔出生于慕尼黑一个贵族官僚家庭，他从1890年第二次入选帝国议会以来，在此后的历届选举中一直蝉联帝国议会议员，直到1918年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为止。自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福尔马尔积极为在巴伐利亚建立党组织进行活动，在1892年举办的巴伐利亚第一次邦联党代会上通过了由其起草的1893年议会选举纲领。在随后的那次选举中，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前所未有地一举获得了5个议席，福尔马尔本人也担任了邦联议会党团的主席，并在之后一直连任。
改良主义运动的第一枪就是由福尔马尔打响的。1891年6月1日，在慕尼黑的“黄金国大厅”举行的党员大会和同年7月6日在同一地点举办的选举协会答辩会上，福尔马尔先后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如今的政党不能再像“非常法”时期一样了，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策略都应该发生变化，应该把力量从面向未来的、一般性的理论，转移到眼前的、迫切的任务上，并且特别提到了“取消农业税”的建议，使改良的积极成果首先在工人中共享，并在此基础上超越这个范围，惠及全社会。
在后一篇演说中，他有力地回应了诸多批评他的改良主义的声音，他说道：
现在柏林有人斩钉截铁地断定：一切劳工保护法都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对工人毫无益处，只能危害和阻碍人民的解放。谁搞点滴的、眼前的改良，谁就“背离了革命”……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无疑认为这是特别忠于原则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不过是没有结果的和悲观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原则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一句话：人们的境况越糟越好！
福尔马尔从常识出发，否定新形势下革命的可能性：
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他恐怕才有力量凭一时的激愤参加一场街头骚乱、一场暴动，去砸碎窗户，或者去打破脑袋……因此，我们历来主张，要努力工作以求逐步地、不断地改善工人的境遇。
他指出，之前自我孤立、无所作为的策略是难以为继的，“我们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人民知道，他们的一切控诉是可以通过我们生效的。如果我们采取偏狭的党派政策，即我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原则性的要求，此外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我们将很少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并且把他们争取过来”。
对于这种现在和过去所造成的某种断裂以及实践工作和理论工作之间的区隔，福尔马尔说了如下一段话：
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不是由一连串翻筋斗式的跳跃组成，而是由各种力量对比的一系列变化不定的转移和一系列局部成功组成。我们党和其他任何政党一样，都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宗教派别或一个科学派别，我们当然不需要关心令人不快的现实，却可以心安理得地建造我们的空中楼阁。宗派和学院做事都是绝对化的，它们提出要求而不顾这些要求是否可行。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党却不能这么干。它不能用绝缘体把自己隔开，而必须根据日常生活来行动，执行实际的政策。社会主义过去曾经是一个宗派，一个学派。但是今天在德国，尤其是最近几次选举以来，社会主义成了一个大党，这个大党再也不能仅仅提些轻松的、一般的要求和只限于抱否定的态度。
这段话与伯恩施坦此后的文字可以说简直如出一辙。翌年，福尔马尔又发表了讨论“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文章，建议国家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扩大国家的公共活动范围，从所有制上进行社会改良。他的这些想法在1892年柏林党代会上提出时被威廉·李卜克内西猛烈抨击，说他从根本上无视国家的阶级性。在农业方面，福尔马尔的提议也类似，他主张国家接管农业保险事业，用国家权力组织农业合作社。该项提议被德国南方的符腾堡、黑森和巴登的社会民主党人采纳。在1894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党代会上，虽然有来自东德的大庄园主的党代表反对这样的议案，但是大会对此置之不理，仍然在帮助农业劳动者方面达成了决议。到了1895年布雷斯劳党代会上，李卜克内西改变之前的看法，赞成由国家成立农业委员会的提案，他说：“国家的权力会扩大，但是不会加强。这就像军队的情况一样，军队越扩大，参加到里面去的人民大众就越多，作为一种反人民的工具而言，军队的力量就越削弱。同样的道理，依靠国家过活的人越多，国家的责任就越重，容克地主主宰国家的力量也就越减少。”
回顾李卜克内西立场的变化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可以看出，在伯恩施坦公开提出挑战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和之后被界定的改良派并没有发生非常激烈的冲突。相反，德国社会民主党恰是在渐进改良的道路上一点点推进着实践工作。
回顾改良派在“前伯恩施坦”阶段的历史是为了说明，伯恩施坦很多观点的提出，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而是一个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新的实践在挑战既有的理论，并呼唤理论的进一步更新，而伯恩施坦一系列文章的抛出则恰逢其时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
以上是对改良派论争前的背景回顾。书写这一章，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说明：
第一，在这场论争中，改良派和正统派看似相互对立，但是这一对立并不十分明显。倍倍尔作为正统派的维护者多次重申马克思主义信念，在对伯恩施坦等改良派的批评中坚定地表明立场，在党代会上正式否决改良派的说法，但在卢森堡和帕尔乌斯（Alexander Lvovich Parvus） [2] 激烈笔伐时，他也会注意照顾为数众多的党内改良派的情绪，党的执委会在政治调和与维护党内统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第二，该论争在时间上旷日持久。从1896年伯恩施坦发表系列文章开始，论争一直持续到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历届党代会决议都有相关的内容，这还不包括在此之前福尔马尔等人对改良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延续这么长时间，恰恰反映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处在相对宽松的国内政治环境中，从一个侧面佐证了他们并没有更新更紧迫的现实议题亟待讨论。政党在1903年获得了空前的选举胜利，改良实践在选举上的成功在事实上宣告了理论论争的完结。
第三，这场论争更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参与论争者多是党内的知识分子，工会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后者是天然的实践派，对理论问题缺乏关怀的动机和能力。虽然他们对于改良派提出的某些说法有亲近感，但是，工会方面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其中，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对论争施加过影响。这一点和之后有关群众罢工议题的论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
第四，关于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党内形成了一个暂时的联盟，成员包括考茨基、卢森堡、帕尔乌斯等。但是这个联盟内部的成员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虽然他们对改良主义都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批判的理由各不相同，批判的方式彼此相异，加入批判的时间也不一致，这和他们各自所希求达成的政治目标，各自在党内所处的位置，以及在这场批判中各自的政治利益都密切相关，这也是在进入对这场论争的考察之前需要明晰的事实。
[1] 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存在主义，还是60年代西方的新左派，都出于各自的意图解释和塑造卢卡奇的鼻祖形象。梅洛－庞蒂将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期的卢卡奇同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哲学并称西方马克思主义，并将列宁的形象凝固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著作上，制造出《历史与阶级意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以及卢卡奇反对列宁主义的“神话”。这是一种有意图的歪曲。齐泽克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十分准确的，他在《尾巴主义与辩证法》的刊后语中敏锐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观点实则和卢卡奇相去甚远，前者抛弃了卢卡奇政治与革命的实践维度，出于同时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民主主义改良倾向的政治需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工具理性、异化问题等更为抽象的文化批判，试图以此重新复活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效力。参见Georg Lukács， A Defense of “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Verso，2000，p.182.
[2] 亚历山大·洛夫维奇·帕尔乌斯，原姓格尔方德，俄国犹太人，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属于党内左翼。他鼓励卢森堡加入对修正主义的论战之中；曾预言日俄将爆发战争；于1900年在慕尼黑初见列宁，鼓励后者发行革命刊物《火星报》，并积极为其撰稿；之后他又参加了1905年俄国革命，并和托洛茨基一起提出了“不断革命论”；曾短暂担任过地下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一战”之后，他依靠粮食投机和军火生意大发其财。著有《世界市场与农业危机》《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等，是一个具有超然见解和敏锐头脑、能够看清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形势并安排自己活动的人，更是一个在国际共运史上作为社会组织的边缘人物的典型。见Z. A. B Zeman, W. B. Scharlau, The Merchant of Revolution: the Life of Alexander Israel Helphan ( Parvus ) ( 1867-1924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