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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为研究线索，贯穿第二国际三场重要的理论论争。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著名的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者。她一生著作丰富，参与了多次第二国际内重要的理论论战，她的思想也在和理论对手的碰撞中不断完善、发展。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三场理论论争的对象分别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和列宁。这三场论争既关系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也涉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更直接见证了欧洲工人运动中心从第二国际向第三国际的转移。今天看来，百年以前发生的论争似乎已为陈迹，但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历史选择及价值评判、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内涵、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联与张力，始终是东、西方思想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思想史渊源，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二国际被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称为马克思主义的“黄金年代”。19世纪末，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成立工人政党。当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扩张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秩序已成历史大势，马克思学说在历经与“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等思想流派的竞争后，终于脱颖而出，并被新成立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确立为指导思想。当一种学说被确立为理论正统，就会不断遭遇现实中的各种挑战，这也是马克思学说的特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学说既是理论学说，也是一种实践哲学，其第一个理论特质即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在德语中对应的是Wissenschaft，其意义并不同于Science，即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并非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研究使用的“证伪”。康德的批判哲学体系以逻辑严密和系统性著称，在体系性学说的意义上，亦可称为Wissenschaft，但其研究方法与Science相去甚远。马克思基于实证数据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进而推导出价值规律，将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本任务交付给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这一判断并非仅出于对工人阶级历史境遇的同情式理解，也并非简单来自抽象的个体价值或道德立场，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性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随着平均利润率逐渐下降，资本主义社会必将呈现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工人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促使社会两大阶级日趋对立，无产阶级自发走向社会革命，进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历史性替代。
爱德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学说的重要修正就在于，他放弃了科学（Wissenschaft）在系统论意义上的解释。后世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批判——他从社会科学的不精确、定量研究的不完备和历史与社会实验的不可能出发，进而认定马克思学说为一种历史决定论，且认为它因先验地含有一种思辨的理想主义原则，并包含一部分在科学（Science）上未被证实且无法被证伪的东西，因而是不够科学（Science）的。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为例，马克思主义逐渐被塑造为一种封闭的、总体性的“神学教义”。在进入第二国际历史与理论研究之前，这些对马克思学说“非科学性”的误解，首先需要被澄清。
如果说马克思的学说只具有科学性，那他不过是书斋里的学者，这难以解释他的学说为何会引发如此激烈甚至残酷的政治派别论争，这就涉及马克思学说的第二个特质——实践性。“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学说基于科学论证，在促成历史向着更加符合客观方向发展的同时，使主客体实现了统一。黑格尔有言：“密涅瓦的猫头鹰，黄昏时分才会起飞。”但是对于颠覆黑格尔学说的马克思学说而言，如果希求以新思想改造旧现实，就必须以“清晨之鹰”的姿态起飞，致力于使群众掌握理论并将其转化为物质力量。实践的规定性不仅适用于马克思学说本身，也适用于那些发展和革新其学说的“二代”“三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即真正的问题不仅包括“是什么”，更包括“怎么办”，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后者的迫切性甚至会压倒前者，并重置问题的提出方式。
马克思学说的第三个特质是革命性。这一特质在真实的国际共运史中极易被利用，演化为一场谁更“革命”的政治角逐，即通过对革命正当性的垄断从而确立革命的领导权。事实上，马克思绝不是一个不讲条件、一味宣扬革命的冒险家。他认为革命的行动是基于科学分析而自然推导出来的结论，否则革命就将倒退为“布朗基主义”（Blanquism），亦即变成伯恩施坦们口中的“不切实际的暴动”。相应地，马克思的学说体系和总体范畴也必将同革命原则一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危机持续的产物，也是促使资本主义危机进一步升级的意识主体和历史的执行者。无产阶级意识的产生与发展并不是简单依循一种规律，而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依赖于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成熟。“只有当历史的过程迫切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发生作用，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阶级意识上升为行动时，这种阶级意识的实践的、积极的方面，它的真正本质才能显示出它的真实形态。”
而在其他时候，这一意识需要在日常的政治经济斗争中经过不断强化、完善，以至于工人具备了自觉的阶级意识，这样当重大危机来临之际，就能成为影响革命过程的主体。
与将马克思学说的体系性特征理解为“神圣教义”类似，其革命性原则也经常被涂抹上“末世拯救”的色彩。这种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不仅源自自由主义的偏见，也是马克思学说“继承者们”仅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道德批判所造成的结果。一个广为人知的类比是由罗素（Bertr and Russell）提出的，即“救世主＝马克思”“选民＝无产阶级”“耶稣再临＝革命”“地狱＝对资本家的惩罚”“基督作王一千年＝共产主义联邦”。与此相似，卡斯培（Walter Kasper）也曾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中评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时也曾直言不讳：“《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历史程序，反映了犹太教—基督教解释历史的普遍图示，即历史是朝着一段有意义的终极目标的、由天意规定的救赎历史。”进而得出结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发展中，亦可看到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人对马克思学说之为一种历史哲学的类似诠释。如上假说，在指责马克思主义之时，似乎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即马克思学说内含一套凝固未来图景的历史哲学。若要接受这一前提，则预示着马克思学说是一种历史目的论，其革命性也被解读为必然降临的“弥赛亚时刻”。这是一种恢复先验唯心主义传统、重新解读马克思学说的方式，这种做法无异于把好不容易在马克思手上才纠正过来的脚踏实地的历史观，重新拖回到“头足倒置”的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学说是一种社会经济学理论，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和现实的考察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其科学性、实践性与革命性在马克思时代是高度融贯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工会在经济斗争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工人贵族崛起，社会民主党派及相关政治组织在议会的合法斗争中取得累累硕果，使革命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在相当程度上被延宕甚至取消。因而，改良渐进式的道路越来越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逐渐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出自身协调机制，将早期出现的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逐渐转化为不断完善的动力。伴随选举权的普及，经济斗争的成就和党员与议席数量的不断增加，无产阶级的力量在事实上壮大起来，但日常斗争的工人们的头脑中并没有自然而然地产生革命的阶级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模型所依赖的关键社会条件发生了改变，致使马克思思想体系原本的圆融和自洽被打破，如继续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或遵循马克思的一些具体推断，就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结论。
与之相对的，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相比于西欧更为薄弱，无产阶级客观上尚未拥有推动历史进一步发展的实力，更难以形成俄国的革命的阶级意识。但是走在时代之前，率先觉醒并接受新思想洗礼而成长起来的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布尔什维克，看到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临近，以及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转变为无产阶级拯救人类的行动的有利可能，强调立刻发动世界性革命的必要性。在布尔什维克看来，党应该严格挑选党员，形成具备无产阶级最优意识的集中组织，对尚未足具条件的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灌输，全面联合资本主义社会内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形成革命的联盟。在列宁看来，工人难以从日常的经济生活中产生果敢的革命意识，因而只能在缺少无产阶级自觉意识的土地上，人为地塑造一支服务于革命的、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革命家队伍。当革命迫近于眼前，无产阶级如想要赢得这场决战，就必须鼓动和支持一切有益于打碎资产阶级社会的力量，并尽最大努力将这些力量争取到整个革命进程之中。对布尔什维克而言，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压倒性的实践要求，这必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重置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前提。
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卢森堡对列宁的组织路线提出了不同看法，她认为，“列宁所主张的极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过程主要是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
。她反对列宁的极端集中制，认为工人阶级应该是自我集中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只能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自发地组成阶级。党既不能引发革命，也不能避免革命，而要在过程中担当历史使命、发挥支柱作用，扮演着领导和启蒙群众的角色。关于如何推进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需工人阶级自我教育，自我学习，并在运动中锻炼先进的政治觉悟。革命本身不可以由党来代劳，革命之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绝不是一小撮人的专政，而是“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
在如何采取革命实践的问题上，德国的历史条件则完全不同。在改良道路上取得长足进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官僚主义倾向愈益明显，卢森堡相信，自发的群众运动中孕育着历史进步力量，能够克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保守化倾向。在和考茨基进行的有关是否要以政治性群众罢工作为阶级斗争手段的论争中，她反对将群众罢工人为地区分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满于将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仅仅局限在选举权的斗争上，否定只在有希望获得确定成果的情况下才应该采取大规模群众罢工的观点。在她看来，德国工会所有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成就无不是在哪怕仅有微小希望下积极争取的产物，而考茨基的原则无异于“唯议会主义”。按照考茨基的原则，非但不会产生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就连日常的工会活动也会被取缔。局部的、地方性的冲突每时每刻都在自行扩大，并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政治革命。相对滞后的政党应该积极配合工人、群众的行动，做好宣传和组织工作，既不能阻止、限制工人阶级的运动，也不能如列宁等革命家所说的替代工人。
由上可以看到，卢森堡的观点在当时东西方社会主义的两条发展道路之间是极其特殊的。卢森堡与同时代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论争，究其原因首先在于马克思学说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的特性，正因为这一学说致力于促进现实世界的改变，所以从理论到现实之间的缺口，需要卢森堡及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去弥合。理论家们基于自身的认识和各自的政治目标，对理论重新进行阐释，呈现千差万别的样态。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论争需要一种特殊的书写方式。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一个分支，成为领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官方意识形态”。然而，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分裂出诸多支流：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分野，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左、中、右派的争议，再到波兰在独立问题上存在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两条路线斗争。以上论争和分歧，罗莎·卢森堡都参与了其中，并用她的理论著述和政治行动自觉影响着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书写卢森堡奋斗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书写这一时期与她互动、受她影响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
本书将罗莎·卢森堡还原到她生前所处的历史时空之中，通过重现她与同时代社会主义者的论争，力图理解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大分裂的理论缘由和历史背景。卢森堡在论战过程中发展、完善了她的理论体系，标定了她的理论边界。在某种意义上，她的理论著述是对马克思学说作为思想方法和革命结论的同时承继。她一方面坚持科学性，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发掘资本主义生命力的限度；另一方面又坚持革命性，坚定相信世界革命必将来临。然而，她的立场和观点在东西方两条日渐分裂的社会主义实践道路上都遭到冷遇。历史的发展虽导致她在现实政治论争中失败，却赋予了她超越历史的价值。如果不能浸淫其中，再出乎其外，就无法客观评估罗莎·卢森堡时至今日的思想遗产。
本书中所论及的理论人物，都将被置于真实历史进程的互动之中。这也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基础假定，即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阐述，是基于特定政治资源和政治目标，通过在特定政治情境中对马克思学说进行应用性解释，以服务于各自的政治利益。由于参与论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现实政治形势不同，以马克思的原典作为教条式评判依据，证明谁更符合或更违背马克思的原意，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本书的重点是，展现参与论争的各方在特定境况下的政治选择，考察他们各自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取用的思想资源，分析其言说与行动之间相互塑造的关系，进而评析其后果。需要特意说明的是，这种研究方式并非暗含“原教旨主义”的价值取向，因为马克思学说的原创观点和应用发展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维度，本书将关注点放在后者，尽力用叙事本身呈现参与政治论争的各方在理论上的自洽性和在实现其政治目标上的合理性，理解不同人和团体在认知方式、利益诉求和互动关系中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特定面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东西方的分野。列宁此前在第二国际中一直身处边缘，甚至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组织问题的调停都并未被纳入第二国际的重要议程。然而，这一境况在1914年“一战”打响之时全然改变。列宁将发达国家工人各自为战和对国际主义的背叛，归罪于第二国际改良主义的发展。他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第二国际的“理论教皇”考茨基，甚至不惜以“叛徒”之名为其“盖棺”。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则将主要精力放在成立共产国际、夺取第二国际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上，并力图以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为样本，推进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爆发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大的震动，第二国际的老社会民主党人在不同程度上，从经济基础、政策问题、组织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危险对俄国革命提出告诫。在这场列宁与整个第二国际相对抗的政治论争中，罗莎·卢森堡作为与列宁一样主张革命的“左派”，也加入了对列宁的批判队伍之中。与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普列汉诺夫（G.V.Plekhanov）等人相比，她的批判性反思多是从理论原则出发，而缺少革命实践的检验。她的态度和观点也在1918年11月德国革命到来之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因此，思考和评析罗莎·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论争，需放在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从德国向俄国转移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
罗莎·卢森堡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她的思考与行动深深地嵌于她所处的时代之中，用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对攸关历史发展走向的每一个问题进行思考，并试图给出相应的行动方案。她对改良还是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独立等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都服务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和世界革命必然到来的宏图愿景。遗憾的是，她的方案经常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她所期待的愿景被现实一再证实是一个遥远如地平线的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她的思想理论就是一种无意义的乌托邦似的假想。卢森堡并不认同社会主义必然降临的“宿命论”，在她看来，“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Socialism or Barbarism）的历史发展走向掌握在拥有自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手中。
本书之所以选择罗莎·卢森堡作为见证这一段历史的人物，也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切入这个时代的努力。但是这个时代绝非只有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运动。虽然本书将主要内容聚焦于卢森堡与和她同时代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上，但是对历史背景的考察绝不仅局限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如果只考察正统派与改良派的论争而不顾德国工会发展的轨迹和成就，就无法讲出论争的背景和意义；如果只讲卢森堡和布尔什维克的论争，或只讲她对孟什维克的态度和对俄国革命性质的评估，而罔顾俄国民粹派的传统、沙皇专制下的国情和俄国革命的特殊形势，就难免过度夸大卢森堡的批判效力；如果只关注左派与中派、右派的博弈，而不去思考“一战”德国战败后以容克地主阶级和普鲁士军官团构成的统治阶层为了维持其主导地位，不得不策略性地让威廉二世退位而将政权交付于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的事实，就难以真正理解1918年德国革命的偃旗息鼓，难以理解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缘何被秘密迫害；如果不了解欧洲思想界出现的“反犹”与现代性浪潮，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作为一个改变现状的激进派别，在青年一代中曾具有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并影响了此后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的人生选择。唯有关注以上种种，方能勾勒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呈现一位思想者兼行动者的高远与局限、努力和遗憾。
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和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在其生前身后，国际学界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围绕卢森堡的生平与思想，作出的众多研究和评论富于争议性。罗莎·卢森堡研究在历史上曾深受斯大林主义、“冷战”等政治因素影响，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对她的评价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因素相关联。
已有的对罗莎·卢森堡研究大致可分成三种类型：一类是传记类作品，倾向于对卢森堡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全貌给出整体性的叙事和解释；一类是对卢森堡书信文章的编著，这些著作的序言、前言也十分值得重视；还有一类是散见于诸多研究领域的专著和期刊文章。在经济学领域，她的“资本积累论”被当作一种看待帝国主义的视角以及一种“消费不足”的理论加以考察；在历史学领域，罗莎·卢森堡被当作见证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历史人物来加以对待；在政治学领域，罗莎·卢森堡关于群众自发性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讨论颇受重视。各种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似乎对卢森堡的研究越来越热了。
事实上，在此之前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卢森堡进行客观中立的学术研究始终是一个禁区，研究逐渐解禁的过程始终受到各种政治因素的左右，这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表现得尤其明显。与之相对的，在一段时间里西方对卢森堡的研究受到“冷战”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组织原则的批判一直被西方用来当作反对苏联的工具。对卢森堡的持续兴趣，主要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在摒弃列宁的政党理论之后，试图寻找马克思正统理论的替代模型，以对抗西方日盛的改良主义，使革命精神在无产阶级身上复活。 [1] 这种对卢森堡思想的重新“政治化”，可以说是西方左派的一种斗争策略。此外，随着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和高度评价，卢森堡作为马克思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思想也被当作对马克思“人道主义面孔”的最佳诠释。将马克思人道主义化并将卢森堡作为其继承人，也是西方左派为了挽救马克思学说的声誉所做的努力。但是这种对卢森堡思想的解读，忽略了其思想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底色。世殊事异，而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沧桑巨变，罗莎·卢森堡逝世已逾百年，对其研究历史进行回顾和评述，既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
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去世，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德国共产党将革命的失败归罪于“卢森堡主义”。德国共产党的卢茨·费舍尔（Ruth Fischer）甚至公开将卢森堡主义说成“梅毒病菌”。1924年第五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对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论和民族问题的论述展开了集中讨论。曼努伊尔斯基（Dmitry Manuilsky）使用了“民族虚无主义”这种贬抑性的话语评价卢森堡在波兰独立问题上的观点。同年，列宁委托历史学家出版卢森堡的著作。但列宁去世后，自20世纪30年代起，斯大林出于强调一国社会主义和反对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需要，将卢森堡定为“半孟什维克”和“自发论者”。这使得列宁生前交代的对卢森堡全集的出版工作被延宕，相关的学术研究也在此后中断了很长时间。这之后，托洛茨基发表题为《别动卢森堡》 [2] 的文章，表达了对卢森堡的同情和支持，此举更是恶化了卢森堡在苏联的崇拜者们的现实处境。1938年，斯大林宣布波兰共产党是波兰的资产阶级，并下令镇压。此后，有关卢森堡的研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长期沉寂。
直至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发声，这片研究领域的沉寂才得以被打破。作为东德政府的总统，皮克在1951年出版的三卷本《卢森堡选集》的序言中，冒着极大风险表达他的看法，意在说明新的工农联合政府的理念并非苏联的强行植入，而是深植于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传统，而罗莎·卢森堡正是这一传统的杰出代表。 [3] 但在卢森堡的故乡波兰，则是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之后，才开始将卢森堡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加以正视。波兰犹太历史学家菲利克斯·梯希（Feliks Tych）从华沙、柏林和莫斯科的文献中，为我们还原出了卢森堡生前的现实生活和处境。1970年，民主德国开始出版她的一些著作和书信（但都不是全集），也涌现出一批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历史学家。但是，卢森堡始终是官方历史学家不能碰触的烫手山芋。直到1988年苏联剧作家沙特罗夫（Mikhail Shatrov）做出关于苏联公开选举中改革问题的讨论，这种情形才得以改变。
与社会主义阵营相对，西方学界第一部对卢森堡生平做出科学研究的著作是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两卷本《罗莎·卢森堡传》
[4]
。该书的作者约翰·内特尔（J.P.Nettl）在书中指出了卢森堡生平中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虽然今天看来这套书在事实层面存在一些虚假成分，且一直以来招致叙事过于细碎的批评，但是，在史料的丰富程度和篇幅规制上鲜有真正与之匹敌的著作。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还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对其的长篇书评《革命的女英雄》
，她将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纳入对共和主义的阐释传统之中。而后，莱利奥·巴索（Lelio Basso）为了重振意大利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也对卢森堡进行引介，再次掀起了卢森堡研究的热潮。
[5]
随着1968年学生革命浪潮退去，旷日持久的女性解放运动倾向于把对卢森堡的解读引领到另一个方向：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指出，卢森堡是当今女性解放运动的先驱 [6] 。但是这种说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主要因为女性主义者不得不棘手地处理罗莎·卢森堡对资产阶级女性的敌视态度。毕竟在罗莎·卢森堡眼里，性别问题原是从属于阶级问题的二级问题。另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埃尔贝塔·埃廷格（Elzbieta Ettinger）则由于反感马克思主义，而对卢森堡的理论著作缺乏严肃的考察，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她的传记将更多笔触着眼于卢森堡的私人生活和情感世界。 [7]
以上这一简要的回顾仍不足以使我们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研究有更为深入细致的认识。现针对如下几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择要述评卢森堡思想的研究情况，以期尽力呈现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的全貌。
罗莎·卢森堡用资本积累论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认为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阶级意识的兴起，社会主义革命必将到来，否则，资本主义世界就将堕入野蛮状态。有关资本主义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马格里（L.Magri）将卢森堡贴上“自发经济主义”的标签，即相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会导致资本主义自发地崩溃。 [8] 保罗·弗洛里奇（Paul Frölich）认为，卢森堡是宿命论、客观主义和自发论者，按照卢森堡的观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资本主义崩溃后唯一可能出现的情况”，“人们的政治行为只是或多或少加速历史发展铁律的实现” [9] 。类似地，霍华德（Dick Howard）也认为，对卢森堡而言，社会主义是一种必然性，它是资本主义作为自我矛盾体系最终解体并必然导向的革命形态 [10] 。此外，托尼·克里夫（Tony Cliff）也论及了这一争议性问题，不同的是，他认为卢森堡“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的提法并不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断言，相反，这更像是一种疑问 [11] ，即历史的开放答案取决于自发的无产阶级意识能否上升为自为的革命行动。
但是，在内特尔看来，“资本积累论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论证，与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的暗示，二者存在矛盾，它们二者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重在理论贡献，而后者重在政治策略，只是一种为了防止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的话语” [12] 。诺曼·格拉斯（Norman Geras）则不同意内特尔的这一看法，首先他认为，简单地给卢森堡贴以“自发论者”的标签是不恰当的 [13] ；其次，他找到论据，证明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并非松散的，而是紧密关联的，即卢森堡之所以这样言说，其目的是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保守派企图通过采取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态度，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荒谬主张，卢森堡认为，这种策略无异于痴心妄想。最后，他强调正是建立在对帝国主义的理论阐释基础之上，卢森堡才提出，一定要进行根本的生产关系的革命。 [14] 与内特尔相对照的是迈克尔·罗伊（Michael Loewy）的观点。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必然到来，历史发展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向，在政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不是在历史必然性的轨道上加速社会主义的来到，而是能够决定这一进程。有意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是决定性的，而非辅助性的、不重要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是非决定论者、非经济主义者，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15]
内特尔和罗伊都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宿命论和无产阶级的行动主义看成两个东西，前者认为二者存在矛盾，后者试图协调这种矛盾。而格拉斯则指出，这二者本就没有事实上的分别，即在资本主义逐渐通往野蛮状态的道路上，无产阶级有意识的政治干预能够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大灾变，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运动扬弃资本主义内在不可超度的矛盾，并将其引领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进而深化历史的发展进程。 [16] 所谓“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的说法，在格拉斯看来，首先是一种革命话语，它反映了卢森堡对于无产阶级必然取得胜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句革命话语本身不能完全等同于严谨的理论论证。格拉斯通过将其处理成政治口号，很好地融合了二者之间的逻辑空缺，完美地解决了二者之间相对割裂的问题。巴索也持类似观点：“当卢森堡谈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的时候，她并非将其看作宿命论”，“罗莎·卢森堡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有很强的信念，但是她一直不辞辛劳地说这一胜利不是因为命运，而是群众坚强而有意识的战斗。” [17]
但是，科拉科夫斯基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解释。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不能改良和工人阶级一定会用革命摧毁它，这两个假设是完全不一样的，任何一个都需要单独进行证明，且需证明后者必须在逻辑上“跟随”前者。卢森堡虽然通过“资本积累论”证明了第一个假设，但是，单纯经济原因引发的资本主义解体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只有一条出路。实际上，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工人的贫困化得不到根本改善，以及资产阶级将放弃打破生产方式垄断的任何尝试，这三个额外假设只有最后一个能够成立。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卢森堡相信工人阶级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种“相信”意味着她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更多地建立在理论信仰上，而非客观观察上。 [18] 由此，在科拉科夫斯基的笔下，卢森堡变成了一个只知维护正统教条，而对现实冷漠无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唯物主义在卢森堡的诠释下变成了现象极度贫瘠、只剩下抽象推理的宏伟框架。 [19]
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卢森堡还仅仅是苍白地为马克思“背书”的好学生形象，而在斯蒂芬·布朗纳（Stephen Bronner）看来，卢森堡却也同时开创了另一个传统。布朗纳在1981年出版的专著《罗莎·卢森堡：我们时代的革命者》中提出，需重新界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为此，应援引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来构筑一个更可欲的马克思的政治传统，从而作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的某种替代。 [20] 正因为罗莎·卢森堡对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彻底信仰，她可以被视作自由社会主义者（libertarian socialist）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布朗纳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不能将政治实践和某种唯一正确的结果——一个解放了的社会相连；在今天，社会主义须被理解为一种实践意图，即借由国家的力量来调节市场，同时摒弃政府的专断力量。 [21] 布朗纳于新世纪之始在《新政治学》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表述他的观点：“罗莎·卢森堡的‘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的说法是错误的。历史已一再证明这二者并非绝然互斥，而是在二者之间存有广泛地带。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的废弃，或是社会主义在未来的兴建，对于新自由主义精英们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在市场命令的名义下，如何对工人运动的成果紧迫地做出压制和回应。卢森堡并非仅仅依靠历史决定论或是辩证法，来做出政治判断，而是坚持主张要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建立有效的联结。”布朗纳总结说：“罗莎·卢森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但她从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者……她在改良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和考茨基、列宁或大部分的社会主义左翼都无甚差别，只是在如何带来革命，如何做才是必须的，以及在革命所服务的激进民主的目的方面才和众人有所不同。” [22]
布朗纳同样否弃了卢森堡“不是……就是……”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他认为这消解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之间质的差别。布朗纳借卢森堡观点的“外衣”，阐发自己对社会主义之为一种全新政治实践的理解。这种以卢森堡思想为自己的思想作注的做法，引发了其他人的非议：大卫·卡姆菲尔德（David Camfield）指出，布朗纳对卢森堡的当代诠释无异于过时了的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卢森堡的遗产从来不在于在改良意义上对国家理论的贡献，而恰恰是对资产阶级民主有限性的强调。 [23]
如上对该问题的回顾有助于我们看到不同的学者在同一问题上的争鸣。综合以上观点，笔者比较同意格拉斯和巴索的解读，即“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状态”的说法并不具有严谨的理论意义，而是一种政治宣传话语。卢森堡的本意乃是，资本主义并不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随着帝国主义阶段矛盾的深化，极有可能逐渐走向世界大战和文明崩溃的混乱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唯有无产阶级有意识地革命，才能避免可能的大灾变，并将历史发展引向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卢森堡在具体表述中没能鲜明区分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差别，才使得后来者对她产生“宿命论”的错误认定。
卢森堡确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言，由衷相信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她无法如伯恩施坦那样，敏锐地捕捉到工会和议会斗争的新成就，也不能清楚地辨析资本主义自身协调能力的提升，并以此为据，随时更新、调整自己的判断和立场。但是如果仅仅从思想上认定她是一个理论上的教条主义者，认为她为了维护马克思学说内在一贯的面目，不惜忽视甚至牺牲现实，这种判断也并不会对我们真正理解卢森堡当时当地的选择有何助益。
卢森堡长期在党内从事宣传工作，代表政党直接向群众喊话，演讲和写作是她的工作方式。但因她未进入党内核心决策层，不能亲身参与政治组织内部的真实互动与博弈，很难依靠政治经验的持续增长，培养随机应变的政治能力。除了演讲时台下的欢呼，她也并不如工会领袖和工厂车间主任一样，拥有直接获悉工人真实处境的信息渠道或与工人之间建立利益纽带。在某种意义上，她以一个外来者（outsider）的身份区隔于党和工会的核心利益圈层之外，时不时地只能用写文章的方式批评党的官僚主义及保守倾向。
科拉科夫斯基认为卢森堡忽视现实，但事实上，俄国革命兴起的时候，她最先做出积极回应，歌而颂之。此外，她还关注波兰、比利时、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关切美洲、非洲的反殖民斗争。她不但不漠然，而且时刻保持着深刻的现实感。与其说她忽视现实，不如说她只是缺乏直接介入现实的渠道。这些维持马克思学说在思想上一致性的行动，仅仅用“教条主义”、知性真诚或书呆子气来描述，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存在党内的排挤与自我的疏离、如果不是为了时刻维持自己的发声阵地而斗争、如果不是除了在既有的思想道路上继续前行，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或许，卢森堡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就不会是这些内容，或许卢森堡的思想面貌会呈现出另一番模样。当然，这一切仍需更为详尽的史实加以论证。
卢森堡对于资本主义崩溃论有非常详尽的理论论证，这就是资本积累论。资本积累论主要探讨的是扩大再生产如何可能的问题，即资本主义无法在封闭的体系内部实现扩大再生产，只有将资本积累的剩余价值卖给非资本主义体系的消费者，才可能实现。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还是在经济学领域，有关资本积累论的讨论都已经足够充分了。尽管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相信社会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但是，除了梅林（Franz Mehring）、蔡特金（Clara Zetkin）等卢森堡的左翼战友之外，几乎没有人支持卢森堡的论断。包括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卡尔·考茨基、古斯塔夫·艾克斯坦（Gustav Eckstein）、奥托·鲍威尔、安东·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I.Tugan-Baranovsky）、列宁和布哈林统统反对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列宁认为，卢森堡的理论是在暗示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还有批评指出，她低估了军事扩张导致的复杂再生产的可能性。
1924年，布哈林在《帝国主义与资本积累》中引用了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中的话：“生产的提高在来年将更大数量的商品投入市场后，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更多商品的消费者呢？那不是资本主义积累即货币的积聚，而是相反：为生产而生产；对资本来说，这是十分荒谬的。如果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是全部商品的唯一顾客，除去他们必须拿出来维持工人生活的那一部分——如果他们总是必须用自己的钱购买商品，实现剩余价值，那么，利润的积聚，资本家阶级的积累就不可能发生。” [24] 对此，布哈林批判道：“她对资本主义积累有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她将社会总资本的积累完全等同于货币资本的积累！……她所持的观点是，资本家的最终追求归结为以自身为目的的货币。” [25] 实际上，布哈林的批判并不奏效，因为卢森堡曾明确说过，货币是两物之间的中介。布哈林的政治立场先行，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本身已经宣告了资本主义的灭亡，这就已足以证伪卢森堡理论。
布哈林反对卢森堡的根本点是，后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剥削问题转变为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不是机械意义上的不可避免，而是他所称的“矛盾的集合”，即资本主义矛盾持续地再生产着自己的矛盾，并最终导致解体，但到底这些矛盾如何导致最终解体，他并没有如卢森堡一样给出确切的答案。布哈林和列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希法亭组成了共同反对卢森堡的联盟，虽然他们每个人的论证各有差别，但这一联盟共享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危机是从单个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成比例开始的。
1929年，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在其著作中也激烈批判卢森堡：“她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推导不是基于积累过程的内在规律，而是基于缺乏非资本主义市场这一抽象的事实。卢森堡将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因此，她对资本主义经济局限性的论证就接近这样的论点：资本主义的终结是一个遥远的未来，因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化要经历数十世纪。” [26] 格罗斯曼的这种批判也反映出，他并没有理解资本积累论的实质。事实上卢森堡并没有将关注重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而是使生产问题本身包含了流通问题。此外，“非资本主义市场”并不是卢森堡的用语，而是格罗斯曼的用语。市场并不事先存在，而是通过破坏和侵入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域而建立，对于这一过程的最好描述出自列宁和卢森堡。
1913年围绕资本积累论的第一次讨论热潮消退后，1934年潘涅库克再次掀起一轮讨论资本积累问题的风潮。他认为，“既然所有的产品都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售卖，卢森堡就是错误的。一切产品都在资本主义自身中被卖掉……这不是无意义的生产、相互售卖、消费、更多地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实质……这里没有任何被忽略的或不可解决的问题”。 [27] 潘涅库克的理解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一致的，他并没有提及阶级的问题，也忽视了卢森堡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是基于资本主义的阶级本性。
另一位卢森堡的批判者是马蒂克（Paul Mattick），他指出，卢森堡的重点“不在于对帝国主义的解释，而是更多地放在证明资本主义有其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局限性，资本主义体系越接近这一界限，社会震荡就越剧烈” [28] 。但是，他不能理解卢森堡所谓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了剩余价值的实现这一说法。马蒂克重申了格罗斯曼的观点，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剩余价值将不断减少。但是利润率下降引发的危机和剩余价值不能实现所引发的危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所以，他的批判并不能削弱卢森堡的论证。因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取决于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马克思在他的再生产图示中假定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因此卢森堡在理解马克思再生产图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从讨论中排除出去了。马蒂克还在《回顾罗莎·卢森堡》一文中继续贬抑卢森堡，认为卢森堡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无效的：“为了生产而生产这一概念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毫无察觉，她看不到在一个只有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中剩余价值如何实现。无论是卢森堡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末日的预言都服务于革命的意识形态，二者都首先假设了行动的可能性。” [29]
保罗·斯威齐（Paul M.Sweezy）对卢森堡也持批判态度。他认为，积累意味着雇用更多工人和增加更多不变资本，卢森堡犯了界限不分的错误，“在讨论扩大再生产的时候，她仍然沿用了简单再生产的假设。她不加怀疑地认为，工人的消费丝毫不能实现剩余价值，这意味着可变资本的总量，即工人的消费量必须如简单再生产的时候保持不变”。斯威齐接着说，“一旦因积累而增加的可变资本为工人所消费，以消费品形式存在的部分剩余价值就得到了实现，由于卢森堡不了解这一点，对她来说，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消费就不可能得到增长” [30] 。然而，斯威齐的批判忽视了卢森堡观点中这一重要前提。事实是，在马克思看来，工人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等于剩余价值得以实现。消费水平的提高，要么来自更多的工人被雇用，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要么来自每一个工人工资的提高。而工资的提高也并非资本家的馈赠，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卢森堡和马克思一道，看到了技术进步和工人消费品的日益廉价，并不有望提升工人的生活水平，因为“对资本家来说，工人不像其他人那样是他们的主顾，而仅仅是工资劳动力，要从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中拿出部分维持工人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幸，必须降低到社会所允许的最低限度” [31] 。
杜娜叶夫斯卡娅虽然对卢森堡很多观点给予高度的赞誉，但她却对资本积累论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其一，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马克思将自身理论限定在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孤立的国家，并不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以，卢森堡将《资本论》应用于世界范围并对其第二卷进行修正的做法本身就存在问题。杜娜叶夫斯卡娅实际上是在重复鲍威尔对卢森堡的批判。早在《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中，卢森堡就给出了回应：“马克思超前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发展。他假定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它的全体，这是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的最高发展，是资本和当前经济、政治事实上正在行进的方向。因此，马克思的研究是置于现实历史发展的轨迹之上的，只是他假定最终目标已经达到。科学地讲，这一方法是很正确的，对单个资本积累的考察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我相信，一旦运用于主要的问题，即总体社会资本的积累时，它就不那么正确了。” [32] 卢森堡当然知道马克思是出于叙事的便利，才进行抽象的、理想形式的探讨，她的《资本积累论》也有类似的特点；当然她也了解，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的生产方式，她只是重点讨论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对其自身存续的意义。所以，杜娜叶夫斯卡娅的第一重批判意义不大。
其二，杜娜叶夫斯卡娅也认为，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决定市场，卢森堡则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认为市场决定生产，一旦卢森堡抹去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暗含的阶级区别，就不得不去寻找资产阶级意义上的有效需求的市场”。 [33] 事实上，马克思早就规定了第二部类生产的消费品是同时供资本家和工人两大阶级消费的，所以，这里并不存在生产部类和社会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
其三，杜娜叶夫斯卡娅继续说，“卢森堡看来没有注意到‘不变资本被消费的部分’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生产性的消费……不变资本和新增投资的消费通过生产得以实现” [34] 。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观点可以总结为：第一部类生产的生产资料是作为第一和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而存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为了生产本身而生产的，是为了吸收新的生产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公式：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的。但是，马克思拒绝将实现问题归结为生产领域，他说：“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杜娜叶夫斯卡娅强调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从而将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的解释局限在生产领域，而事实上，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中并不包含提高的资本有机构成。
1951年，琼·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为《资本积累论》的英文版写了序言，她在序言中批评卢森堡忽略了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储蓄和投资：“卢森堡没有认识到储蓄和投资问题，她想当然地认为，个人的储蓄行为必然伴随着相应数量的投资行为，每一项投资所用的钱都来自资本家自身的储蓄。”接着，她又为卢森堡所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她实质上关注的是投资的动机问题。资本家扩大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资本生产的（实际是劳动力生产的）更多的产品会有所需求，从而能将他们的剩余价值资本化为利润？”罗宾逊夫人肯定了卢森堡所发现的问题：“正如卢森堡证明的，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中的数学公式对问题并无帮助，这也是问题的核心，该公式所解决的是事后的数量问题，而卢森堡寻求解决的是事前的因素，即对商品需求的提高从何而来。如果积累确实发生了，如图示所表明的那样，产品肯定会为需求所吸收，那么又是什么导致积累的发生的呢？” [35]
罗宾逊夫人对《资本积累论》的批判性研究，使得有关剩余价值实现方式的分析被她切中要害。她认为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如果从“事后”的视角（如马克思），观察总体剩余价值的实现，就只能从一种总量或者平均量上去考察；二是如果从“事前”的视角（如卢森堡），去观察单个资本家或企业剩余价值的实现，则单个资本家或企业所追求的只是资本增殖的最大化，而这种资本增殖的最大化既可能来自对本企业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也可能来自其他企业或地域的差别性优势所产生的超额增殖。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来看，这种差别性优势首先体现在发达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逐渐消失，进而演变为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
罗宾逊夫人的概括非常精当：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是事后的均衡模型，而卢森堡的路径则要在事前探寻先要满足什么条件，积累才能够进行。卢森堡准确地抓住了马克思事后分析模型的局限，即有关均衡的比例以及人们如何能够期待在长期的资本主义机制互动中达成这种均衡，马克思均没有给出必要的说明。 [36] 这使得卢森堡能超越马克思静态考察资本积累的图示的方式，而看到资本积累乃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虽然卢森堡可能低估了资本积累所能达至的界限，她有关资本主义作为世界体系必然崩溃的结论也过于草率，但是，正如罗宾逊夫人所言：“跟她的困惑和夸大其词对比起来，这本书比任何可以宣传是同时代的正统的理论家更富有预见性。” [37]
和罗宾逊夫人一道，能够同情式理解资本积累论的还有米哈尔·卡莱斯基（Michal Kalecki）。卡莱斯基赞同卢森堡对马克思的再生产图示之为事后模型的批判。但是他也指出，卢森堡低估了技术进步将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扩张，且能够长期保证资本主义全面使用它的生产能力。他还指出，卢森堡并没有注意到，政府可以通过以财政赤字替代外贸顺差，作为增加有效需求的手段。 [38]
除了以上批判性分析，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还概括了资本积累论的三个主要特点，用以将卢森堡和她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区分开来：其一，虽然依靠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瓦解，资本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卢森堡并没有由此设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可以毫无痛苦地过渡，而是认为前者必将导致军事扩张、世界大战和野蛮状态；其二，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一定程度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开端，早在资本与原始积累时期就埋下了结构性矛盾；其三，卢森堡尤其注意资本主义的扩张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具有人类学的意义。
总的来说，目前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仍被当作一种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和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加以对待。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上述对同时代社会主义者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争鸣的考察还嫌不足。使用比较的方法，呈现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帝国主义问题的不同认知，进而揭示出他们理论态度背后各自的政治动机，仍是有待继续研究的课题。
在有关群众自发性和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上，罗莎·卢森堡认为：列宁、考茨基、法国的饶勒斯（Jean Jaurès）、意大利的图拉蒂（Filippo Turati）的组织原则，都有损群众自发性。所谓的群众自发性，在卢森堡看来并不是盲目冲动，而是工人阶级有对自己命运的自觉，他们既不需要领袖来教导，也不需要组织横加掣肘，单是群众运动中的首创精神就足以将革命不断引领至新的高潮。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非常独树一帜的观点。
在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之后，卢森堡更是找到了她的理论的鲜活证据，并积极主张将俄国的革命经验带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只可惜对她的这一观点，该党并不买账。考茨基在1914年就曾表示：她（卢森堡）如何能够认为，一个几个月的偶然性事件（1905年俄国革命），一系列没有统一的理念或计划的、未被组织的起义，能够教育那些从事了三十余年政党和工会系统性工作的工人们呢？
如何认识和理解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很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说法：利希海姆（G.Lichtheim）认为，卢森堡这种对群众自发性的喜爱是有心理基础的，这是一种独特的女性观点 [39] 。卡尔（E.H.Carr）评论道：“卢森堡对于群众有一种乌托邦式的近乎无政府主义者的信仰。” [40] 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说：“对于卢森堡而言，这是一种工人的形而上学，既是事实也是她最终的信念。” [41] 卡斯滕（F.L.Carsten）则认为，“卢森堡对于群众有一种盲目的信仰” [42] 。利希海姆还在其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卢森堡的政治理念是一系列工团主义者的浪漫主义观点” [43] ，但是格拉斯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卢森堡思想中不存在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倾向，也不存在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完全戒除，因为她其实并不低估议会讲台的斗争” [44] 。
卢森堡认为，群众的自发运动最能够体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且运动本身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就是他们最好的学校。在这方面，一篇非常重要的研究文献是卢卡奇（György Luká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收录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罗莎·卢森堡》。卢卡奇将卢森堡和列宁并立，对卢森堡的解读片面地强调阶级意识的方面。这当然是卢卡奇有意为之，他认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同时是资本主义持续危机的产物和促使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那种趋势的执行者……无产阶级由于认识到自己的状况而行动起来，它由于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而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
，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在群众的大脑中统一了主客观交互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地，这是卢卡奇将无产阶级意识的载体等同于政党，他说：“无产阶级意识的这种形态就是党……它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
卢卡奇先将阶级意识当作改变历史发展的动力因，然后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找到一个凝聚的实体，最后，“由于党把自己所拥有的真理深播到自发的群众运动中，由于它把这种真理从其产生的经济必然性提高为自由的自觉行动……这种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伦理学，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经济必然性辩证地变为自由的地方”
。卢卡奇如是搭建了他的理论框架，对马克思学说进行了唯意志论的重新诠释，并在其中适当地给予了卢森堡一个位置：“她比其他许多人较早地弄清了党在革命中的作用……罗莎·卢森堡早已认识到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革命过程的前提，不如说是他的结果。”
这当然是一种用列宁主义重铸卢森堡的努力，与其接受卢卡奇这样的赞誉，不如说卢森堡宁愿接受“自发论”的批评。因为首先，卢森堡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经济学论证是她革命理论的基础。虽然她强调群众自发的首创精神，但是无论是通过参与资产阶级政府事务锻炼无产阶级的民主议事能力，还是组织、宣传、鼓动、爆发罢工运动，阶级意识的根基都始终建立在一个现实的前提之上，那就是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阶级，且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推广，无产阶级在阶级人数和实力上更占优势。说到底，工人阶级才是历史一元论中的那个“一”。其次，卢森堡虽然强调政党的作用，但是她对于政党中官僚主义可能对民主的戕害、革命中可能出现的保守倾向都十分警惕，她认为，阶级意识的“承担者”应该是无产阶级群众自己的行动。所以她才说，“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
卢卡奇特意对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对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进行了反击。他认为，卢森堡高估了历史发展中的有机因素，看不到政党在革命中大有可为。关于组织问题，她只是在概念上默认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是一个整体，存在一个所谓“无产阶级”指涉的实体。但实际上，革命过程中经常要和某些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革命的政治派别发生冲突和进行斗争，而卢森堡只将其认定为党内思想斗争，并相信只要通过辩论、说服而赢得党内多数，就能够荡涤革命中的对立、摇摆和不彻底。这种想法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事实上，在瞬息万变的革命形势中，辩论和说服往往是不现实的，这将直接影响组织的效率，影响它最大限度动员群众的能力，也将导致革命的成功难以得到保证。所以，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通过政党这一中介，才能实现主客观的高度统一。
不得不说，列宁的考量着眼于革命的现实，而卢森堡却因为长期从事党内的宣传工作，缺乏足够丰富的革命经验，对于革命形势的严酷性缺乏真切的理解，这构成了二人在理论气质上的差别。但这并不能轻易抹掉卢森堡的批判的意义。通过卢卡奇对卢森堡的阐释，我们容易得出和科拉科夫斯基一样的结论：卢卡奇是在用德国观念论的传统术语阐释列宁主义，是对俄国革命的成功进行事实追认和理论阐释。虽然列宁本人并未见得赞同这种形而上学式的阐释，但是陷入某种自由与必然之间困境的革命，其出路何在？卢卡奇对列宁的哲学阐释同样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不同于卢卡奇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阐释，托尼·克里夫倾向于给出基于语境的解释，即若要理解罗莎·卢森堡为何低估组织、高估群众，需要了解她所处的环境：首先，她要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委员会斗争，其次，要和主张独立的波兰社会党斗争；最后，还要和工会斗争。所以，她在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中，强调群众的自发性是她的政治抓手和逻辑起点。从这个起点出发，才可能引发整个阶级的革命，毕竟她首先得将群众从组织完备的政党和工会手中，从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中，解放出来，才能形成自发的群众基础。但托尼·克里夫同时也强调，一旦革命真正爆发之后，没有组织的群众是无法进行革命的。
有关卢森堡迟迟都没能建立左翼政党的问题，持有列宁主义史观的研究者普遍对此的诘难是，卢森堡片面强调群众自发性而忽视政党的主导作用，才导致革命失败。对于这个问题，格拉斯认为这主要和卢森堡对变化的现象反应过于迟钝有关。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这一阐释。在“一战”期间，斯巴达克团选择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内再分裂出来，时机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一直以来都要依靠右派和中派主导的宣传机器和群众基础。卢森堡在什么情境下做出这一政治选择，以及她的思虑和迫不得已，都需要更多的史实详加论证，而不能满足于对历史人物进行肤浅和表面的研判。对思想的考察须回归到历史现实之中，这方面的工作还可以继续做。而本书使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弥补思想史研究的这一努力，恰恰希望借此突破以往研究中囿于方法所造成的局限。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出现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趋势，就是从政党领袖层面的研究过渡到对基层群众的关注。长久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都倾向于研究领袖人物，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才会将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的结果简单归功于列宁的胜利领导或是归咎于卢森堡在政党组织原则上的不坚定。在这种研究中，一边是革命的领袖，另一边是面孔模糊的工人阶级，至于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接口”是怎样的，政党对群众的组织是由谁主导、怎样实现的，则重视不够。近年来，学界从政党领袖层面的研究，逐渐过渡到了对基层群众的关注，这一趋势值得重视并提倡。一部关于工人代表理查德·穆勒（Richard Muller）的传记 [45] 就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基层工人群众的心理和行为上来的体现。在这种研究趋势的带领下，对卢森堡研究的重新发现是否可以着眼于她与基层群众的互动？通过关注群众对卢森堡著作、演讲的传播和反响，用史实解释她如何认识群众自发性之于革命的重要性，并由此理解她对群众自发性的判断依据，或许是一个值得尝试的进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第二个趋势是从传统的不同政党之间的互动研究深入政党内部的研究。一个广为熟知的传统叙事是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按照意识形态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在这样以意识形态作为区分标准的眼光下，卢森堡被理所当然地划分为左派，她被暗杀的命运也被解释为右派的背叛和中派的漠然。但是近年出版的一本德文新书《世界大战、分裂与革命：德国社会民主党（1916—1922）》 [46] 打破了这种将政党作为叙事主体、按派别划线进行分析的路数。作者认为，按照左、中、右派别划线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三个政党之间的博弈，其实忽视了这三个政党之间有诸多共同的关切，三者在很多议题上的相同点甚至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不同点；而在同一个政党的内部，利益争斗和派别林立也被同一个政党屋檐遮蔽，派别内部的分歧有时比想象的更为严重。可以想见的是，在这种全新范式的指导下，对卢森堡理论观点和政治处境的研究，会有超越党派之见的更为丰富的呈现。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的第三个趋势是突破传统思想史、文本分析的单向度思维，综合采用思想史和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罗莎·卢森堡不仅是一个理论人物，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她的著作多是应一时一地的需要而写，对于过于形而上的问题并无足够的研究兴趣，即便她撰写过如《资本积累论》《波兰工业的发展》等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将其视为政治策略的必要准备和理论基础。因而，卢森堡说过的话不应成为研究的唯一内容，甚至不能成为研究的重点；她的做法以及她与同时代人之间真实的互动，才是更应该关注的对象。唯其如此，才能真实还原某些说法的现实来由，剖析其说法与做法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历史语境研究方法指导下的研究活动或能取得有益的研究成果，本书就是对这一方法的一次尝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卢森堡的一些著作。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卢森堡的书信集《狱中书简》，向人们呈现了卢森堡革命家身份之外的一个感情细腻、热爱生活的女性形象。1958年，应当时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三联书店出版了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她的重要经济学著作《资本积累论》和《国民经济学入门》两书则由三联书店分别在1959年和1962年出版；此外，还出版了弗雷德·厄斯纳的《卢森堡评传》，但是这些译作在出版说明或译后记中，普遍沿袭了斯大林以来的“正统”评价，对卢森堡的“严重的错误”进行批判。例如说她“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并非彻底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在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的问题上，她就不了解不仅必须从思想上而且必须从组织上同他们划清界限”
；指责她的《资本积累论》“表现了她的半孟什维克观点”，在政治上“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害的”，在理论上的“分析也是站不住的”等等。
1980年3月，日本学者、国际著名卢森堡研究专家伊藤诚彦应邀来华，做了关于“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国际状况”的讲演，并与中国学者建立了联系。以此为契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后改名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将卢森堡的研究作为重点之一，开始了全面研究。该研究室诸多有着深厚德文功底的学者如李宗禹、殷叙彝、周懋庸等，在最初翻译和介绍卢森堡著作的工作中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他们在《国际共运史研究》杂志上以及其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关于卢森堡思想的学术评注和理论分析的成果。
1981年2月，在卢森堡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李宗禹翻译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殷叙彝翻译的《论俄国革命》等卢森堡的重要著述，李宗禹、殷叙彝等人对这些文章及其有关背景的介绍，先后翻译出版了东德、西德、苏联、意大利等的国际学者有代表性的论文译文。1982年，以中央编译局林基洲为首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一行四人，应日方的邀请访问了东京等城市的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此行使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卢森堡协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1985年4月，为了纪念中文版《卢森堡文选》上卷的首次发行，在上海和南京分别召开了卢森堡研究的中日学术会议，这是国内最早的有关卢森堡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此后，中国学者还应邀参加了在瑞士、奥地利、联邦德国举行的有关会议，这些活动都标志着我国的卢森堡研究已走向世界。
中文版两卷本《卢森堡文选》的出版是我国卢森堡思想传播和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书的编译工作是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的主持下进行的，参加者除中央编译局的学者外，还邀请了广州外国语学院（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等校德语专业的学者。他们全面查阅了编译局收藏的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等重要文献，依据德文、波兰文以及散见于其他文字中的卢森堡著述，翻译和编辑了这部《卢森堡文选》。该书上卷发行了6300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下卷则是在1990年出版的（可惜印数仅800册，迄今为止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中都未有馆藏）。在国外卢森堡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借鉴方面，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联作者叶夫泽罗夫和亚日鲍罗夫斯卡娅合著的《罗莎·卢森堡传》的简体中文版
；周亮勋、张启荣、程人乾等学者发表了介绍国外卢森堡研究进展状况的文章
。198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以铸翻译的卢森堡的《论文学》一书。这些译作，有助于读者了解卢森堡生平思想以及国际卢森堡研究的情况。
到了新千年，2001年10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合译的《论俄国革命·书信集》。2007年5月，花城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田时纲新译的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这些翻译著作都为进一步介绍和研究卢森堡的思想和人生创造了条件。此外，人民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了由已故的李宗禹先生编选的新版《卢森堡文选》，里面除收入已发表过的卢森堡著作，还有在晚近才发现的一篇卢森堡的遗稿《信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此文原文为波兰文，曾长期湮没在莫斯科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档案中，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并译成德文，随后又被译成英文等其他文字，引起了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针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篇重要批评。李宗禹在2005年前后据英文并参照德文将此文翻译过来，可惜译文直到他去世后才得以发表。
目前，由武汉大学何萍教授领衔的简体中文版《卢森堡全集》正在翻译中。“罗莎·卢森堡著作的整理、翻译和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立项课题，吸收了德文版、英文版全集的优点，其翻译编纂工作对后续的卢森堡研究贡献颇大。
当前我国的罗莎·卢森堡研究，是在以往的研究，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推进。但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些研究者们大都小心翼翼，稳中求变，以和缓折中的方式对待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分歧，或缩小他们之间的分歧，或把卢森堡说成后来进行了自我纠正，逐渐向列宁“正确”的立场接近。这种借列宁话语体系解读卢森堡的做法，在当时固然可以理解，如今看来确有含糊其辞、不够鲜明和不够彻底的缺陷。因此，今天的一般读者重读那一时期关于卢森堡的研究，有可能感到不那么满意。但是不能忘记的是，这片禁区在长久禁锢之后得以打开，让中国人终于了解到卢森堡那些颇为陌生而又有很大现实意义的观点，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广受关注，重评卢森堡也就显得愈发必要。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升温，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注度明显降低。因而相较于80年代，90年代的研究成果明显减少，深度和广度也不够。但进步的道路一旦被打开，就不可能再封上了。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打破思想藩篱，不再受制于定见，研究卢森堡思想的领域拓展了，思路打开了，认识加深了，相对客观中立的研究逐渐成为趋势。经济学领域学者关注她的资本积累和有关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后者是当代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的理论来源之一；政治学领域学者开始总结、思考卢森堡的政治哲学全貌；哲学领域的学者则关心她的方法论意义和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企图建立她的思想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也有学者注意到卢森堡与思想史上的其他思想家例如阿伦特的相似之处，还有学者关注到卢森堡的文学观和美学观。此外，涌现出了一批相关的硕、博士论文，它们侧重研究卢森堡思想的不同侧面，包括民族思想、社会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民主观、总体性方法论、资本积累论和对妇女解放事业的贡献等。
总之，这一时期的卢森堡研究纷呈多样。
就专著而言，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出版了《世界体系论的否定与肯定——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研究》和《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两书
，中南财经大学的熊敏博士出版了《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陈其人教授的专著追根溯源，上下贯通，自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以至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论，将卢森堡有关资本积累的观点置于政治经济学史中加以考察，并深刻地指出了她的不足。熊敏则对卢森堡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几部专著对资本积累论理解深刻，有启发性，为卢森堡研究做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贡献。
但在笔者看来，目前卢森堡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首先
，
当前研究有将卢森堡现代化
、
抽象化
、
西方化的趋势
。时下论者比较注重卢森堡思想当代意义的诠释，将卢森堡与现代西方思潮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较为时兴。这在客观上虽有助于为卢森堡的研究“造势”，但也造成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的历史人物，她虽与当时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主流观点多有分歧，但她仍然受该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影响，她的思想见解仍然属于那一时代。她对当时主流思想的批判，与其说类似于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反对，不如说是她对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必然性和对工人阶级革命性的估计，比考茨基这样的正统理论家估计的还高。时下一些学者将卢森堡抬举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以笔者之见，似有过度阐释之嫌。这当然直接来自卢卡奇对于卢森堡的解读
，服务于主张各种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新解释脱离唯物史观、片面张扬“主体性”的需要。这种倾向似在把人们引到这样一个方向，即不必本着唯物史观的方法，或深入挖掘现代资本主义长期延续的客观经济原因，而是一边谴责所谓忘记了总体性的庸俗经济主义，一边主观主义地去解释这种延续。
在卢卡奇抽象化、哲学化的理解中，卢森堡是一个在革命过程中强调无产阶级首创精神和先进性的思想家。这固然不错，但如果对于卢森堡的解读片面地强调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一方面——仿佛卢森堡如同后来的“西马”思想家们那样，认为只要掌握了思想意识的制高点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就可以超越经济发展的制约，在历史的创造中任意施展拳脚，这种对卢森堡的理解恰恰忽视了她思想中最根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即工人阶级群众的革命思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源于促使他们不得不起来革命的现实经济条件，而这一现实条件深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社会主义之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并非因为它是一种超越经济必然性的理想，而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可能使人类陷入“野蛮状态”的现实的抵抗。对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革命首创精神的强调，无非是为加快这场必然的革命到来所做的准备，这些准备非常必要而迫切，不能被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延宕，也不能被卢森堡所不同意的列宁的“极端集中制”规定。它们之所以必要和迫切，是因为卢森堡在其重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中详加论证了的信念——资本主义由于其经济矛盾必然灭亡。这样一种思想脉络，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上的，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也是没有根本矛盾的。与考茨基等人的区别在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经济困境的估计要严重得多，对工人阶级群众革命自觉性的估计要积极乐观得多。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种情况是，将卢森堡同阿伦特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简单作类比。卢森堡确实重视民主问题，但她所强调的“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并非源于自由主义立场，而是深植于经典马克思学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正是从这个本质出发，她才既反对否定革命的改良主义，又反对少数革命理论家对阶级群众的灌输和代言他们。她之所以寄希望于工人阶级在革命和新社会建构之中具有自我意识和首创精神，与其说是来自对抽象的、天赋自由的平等主义的假设，不如说来自她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实证分析而确立的对阶级群众的信赖。
其次
，
关于卢森堡思想的总体性特点的强调
。时下马哲史的论者多重视卢森堡思想内在的整体性。卢卡奇曾将卢森堡思想总结为运用总体性方法的结果。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当下国内的研究者，有的博士论文则专门论证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确实主张把社会作为总体去认识，但他所理解的总体，是要求把人类的一切真实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当作“自然史的进程”去理解，而这一进程恰恰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相比于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立足于唯物史观方法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者和社会历史学家的称谓可能更符合马克思的身份认定。与其说这是一种“总体性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将人类社会置于历史变迁之中来考察的大历史观。卢森堡不过是继承了她的导师马克思在分析一切问题时秉持的基本观点，并在她自洽性极强的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显明罢了。因而过于强调卢森堡思想的总体性特点，有可能与事实不符。
最后
，
关于卢森堡思想的成就与局限性研究不足
。当下我国学者对卢森堡及其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确实是进步了，盲目跟风式的不公正的指责少了很多，正面的积极评价大大增加了，谈论起问题来也确实更为开放了。但许多成果仍满足于一般性地颂扬其思想贡献与价值，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的实证性、历史性分析似嫌不足
。对卢森堡的理论和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的那一时代的深刻矛盾，似较少人关注。例如在谈论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时，人们往往或继续在列宁的视野下评说其贡献和缺陷，或沿用“以史为鉴”的套路去解释卢森堡，而真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结合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分析卢森堡的成就与局限的成果，迄今还相当不够。
通过以上分析和介绍，笔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卢森堡研究作了初步的梳理和评论，并认为，今后的罗莎·卢森堡研究可以更加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 卢森堡人生和思想之间的互构关系 。迄今虽已有程人乾的卢森堡生平和思想评传以及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但囿于时代，很多评论不够完备或已经过时。晚近的研究已有一些这方面的成果，但还原一个真实的卢森堡，将其思想著述与人生经历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清晰勾勒，仍然是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第二 ， 对卢森堡思想的历史研究 。如前文所说，卢森堡的贡献与弱点都应放在她所处的时代去理解。缘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卢森堡的思想呈现出两难困境：在西欧，资本主义自身协调能力的增强、议会改良主义力量的增长，使现实政治中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逐渐减弱；而在苏俄，列宁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改造，从而在策略上解决了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生成阶级意识，进而爆发革命的问题，但这一革命实践在成功取得政权后，最终以走向一条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严重偏离的道路宣告结束。卢森堡既革命又民主的思想在东西方的历史现实中同时受挫：在前者那里，卢森堡对革命的坚持被认为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正统“消耗战略”的妨碍，革命被无限期地推后；而在后者那里，革命的进程变更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初始条件和相应结果，以致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的继续坚守无异于无力的隔空喊话。新的历史条件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方向脱节，这正是卢森堡思想遭遇的，同时也是马克思学说遭遇的来自现实的严峻的考验和困境。从卢森堡的思想困境揭示世界社会主义现实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矛盾，这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还非常不够，本书的研究正致力于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推进。
第三 ， 对于资本积累论仍需进一步重视 。卢森堡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经济观点，上承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下启现代的世界体系论。她的理论非常具有现代性，有助于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展。随着当前资本在全球扩张中越来越掌握主导权，资本的流动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资本主义失去了与非资本主义的决然对立，内部与外部的边界也变得模糊，能利用的外部市场、劳动力和廉价原料的空间越来越有限，原本用来缓解危机的方式引发了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各种反抗运动和民粹主义频繁涌现。重新发掘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或将为揭示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机理提供学理支撑。她以批判性的视角挖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后者是社会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并构成资本主义由危机走向社会革命的诱因。该理论蕴含了经济学方法论和历史观的视域转换，表现出系统性的危机观和总体性的历史观。已有研究对卢森堡思想虽做出深入阐释，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对该理论的思想史价值重视不够，对其当代价值挖掘不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重估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对于反思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影响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书所涉研究既属于历史研究，又属于思想史研究，这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卢森堡既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重要的理论人物，也是一名政治活动家，无论后世研究者将其思想体系勾勒得多么圆融、自洽，都不能忽视她作为国际共运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因此，本书将极力回避将卢森堡塑造成一个纯粹的理论人物或是超越的哲学家的做法，而要重申历史情境及现实政治（realpolitik）对其思想形成、发展及影响的约束条件。
为此，本书特将笔墨集中于卢森堡亲身参与的三场重要的理论论争。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以下四个考虑：
第一，通过书写卢森堡与不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理论交锋，能够呈现出卢森堡思想的整全性和丰富性，从而避免了仅单纯研究卢森堡思想的某一面相，而失却对她思想整全面貌的认识；
第二，通过将理论论争还原到历史语境之中，能够基于历史对论争的缘由给出解释，这为实践一种历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抓手，同时也避免了将人物思想研究沦为读书笔记式的观点的简单记述。
第三，以卢森堡为线索串起三场重要论争，由此进入从第二国际衰落到第三国际兴起这一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权力中心转移（power shift）的历史时期，论争围绕的议题本身即映照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最关切的时代议题。
第四，研究和评析这几场理论论争，应以历史事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为尺度，本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裁决参与论争的各方孰对孰错，不以抽象价值、党派立场或对领袖个人的虔信作为评判依据，不以各种意识形态的标签作政治划线，而是力图理解历史人物的做法及其说法的来由，并试图剖析其说法与做法之间的互动关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其他史学门类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它有着鲜明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色彩。政治论争作为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在历史叙事中极易被政治权力塑造，呈现出非黑即白的面貌，一个惯常的叙事逻辑是将政治上的成败简单归结为思想上的正误。正因如此，在列宁史观的塑造下，第二国际中的改良论者长期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由于我国从革命战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都深受苏共影响，曾一度将国际共运的经验等同于苏共的成功经验，共产国际将第二国际以“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盖棺的倾向，也被不加批判地继承过来。而在中苏交恶、国内“左”倾思潮占据上风后，“反修”“防修”的矛头又转而指向苏联，此前一系列观点又纷纷被推翻。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为盛行的史观则是用“十条路线斗争”来讲述国际共运史，将国际共运史上曾与经典作家为敌的理论家一律以“机会主义头子”论定。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之风渐兴以后有所缓和。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单位和高校的带领下，产出了一批至今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成果。然而，好景不长，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国际共运史的历史叙事又迎来了新的政治风向。“历史终结论”“告别革命论”“解构史学”以及各种文化保守派的论调都对国际共运的话语空间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挤压。
如何使国际共运史研究从旧有的史观困境中突围？能否建立起不同于苏联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的中国自主的世界社会主义史观？这些问题既攸关科学社会主义与共运学科的发展，也事关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更攸关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思考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及中国在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对这些宏大问题的回答必须首先以客观、中立的历史研究作为基础。那么，应如何突破旧有史观的局限，获致更为全面可靠的研究成果？在笔者看来，若要重新激活国际共运史的思想资源，重建其历史科学的地位，需以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为依归。譬如，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讨论关键概念的传播路径；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工人运动与社会革命的政治动员；用比较政治学的分析框架，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用比较历史学的研究思路，拓宽历史可能性的丰富解读；等等。
本书追踪罗莎·卢森堡参与的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三次论争，是在国际共运史领域使用新方法处理旧议题的一次尝试，意在突破诸种固有史观的历史局限，呈现论争的内在复杂性和原因所在，并将其置于东西方社会主义的不同发展进程之中，评述论争的影响与意义。
使用历史语境法解读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论争既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普遍使用的是同一套马克思主义话语。不同的理论家如何解读和使用这套话语并用以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处境，如何赋予具体概念特殊意涵，如何将概念与不同现象建立联系，都需置于历史语境中解读。否则，概念的“同一性”会模糊理论家论争时的真实意图，对论争结果的裁夺也会因政治权力对同一概念话语的垄断而遮蔽论争各方的合理性。换言之，历史语境方法的启用，可以从同一概念中开辟出多重概念使用的空间，进而在概念的使用层面理解论争的丰富性。
为了下沉到概念的使用层面理解论争，需呈现出不同理论家在进行理论争鸣时背后的现实动机，勾勒表述的变化和所面临的具体形势之间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中，笔者将通过展现历史背景以勾勒形势；通过追溯理论背景，分析与马克思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发掘论争者判断形势的方法及其由来；在具体叙述论争的过程中，呈现形势与理论主张之间的联系；通过对论争的评析和论述，揭示形势与理论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一方面是形势对理论的作用，即理论基于怎样的形势判断，用什么方法或逻辑，推出要做什么或怎么做；另一方面是理论对形势的作用，即看理论主张是否能转换为对形势的塑造，看预期是否能够改变形势，或者考察哪些预期之外的变化也是理论主张所带来的。
从本书的主题来看，表面上，卢森堡与伯恩施坦、考茨基和列宁之间是互相攻讦——似乎都在以驳倒对方为目标，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利用论战来实现各自的政治目的。只是由于第二国际统一的组织架构，理论家们共享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资源，以及论争者为了在国际层面上获得一定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才常常不得不进行互动和对话甚至交锋、论战。这也从相反的方向证明了，参与论争的社会主义者都是国际主义者，否则，很多超越国别的论争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了。同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各个派别也不得不竞相争夺话语权，以对基层群众进行动员和获得支持。因而，党内才会出现理论上的激烈论争。与此同时，这种论争也将在路径依赖的层面上，继续强化他们各自的说法和做法。
历史语境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思想史研究从语词到语词、从概念到概念、从文本到文本、从思想家到思想家的研究路径，也并非剑桥学派意义上使用历史语境的目的仅仅是更好地解释文本。本项研究与其说是思想史研究，毋宁说是历史研究，其目的恰是消解文本作为某种独立性存在的意义，将一个人的言说内容在本质上看作一种政治行动。这种做法，使得单纯因某个人的思想表述就判定其思路正确或错误变得不再可能，也要求在理解一个人的思想表述之前，必须首先理解他的身份、处境以及制约他的诸多条件。这样的研究方法并不适用于纯粹书斋的思想家，也不适用于一些欠缺体系性和一致性的政治评论家，而对于那些思想活动和现实活动之间具有紧密互动的研究对象最为适宜。本书选取的卢森堡、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等人，都是此类人物的突出范例。
第二国际时期的这些理论家们，他们的工作虽然看上去是诠释马克思学说，但是与其说他们的著述是在解释历史、解释世界，不如说是在创造历史、改造世界。因为这些文字并非引导读者去进行纯然内省的沉思生活，而是直接导向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应该如何行动。这也是笔者用很大的篇幅勾勒历史背景的缘故。本书所书写的历史事实可以分成三类：其一是理论家要去解释的现象（西方的改良现实、政党与工会的关系等）；其二是对理论家的思想构成约束条件的现象（政治地位、政治目的和任务、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等）；其三是理论家自身当时可能未必足够重视，但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对于理解他们所要解释的现象而言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会使得当代的研究者因明晓之后事件的发展走向，获致评价历史人物的视野和深度。
在这项研究中，思想和历史的关系变得更丰富、更复杂了，因为本研究不是为了得出历史决定思想、思想反作用于历史这种空泛、庸俗的结论，而是要把这个匣子打开，考察理论家们的思想如何被历史中的诸多条件制约，又如何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不同认识（卢森堡和列宁认为将要爆发世界革命；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并不这么看），针对现状给出应如何去做的不同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常不在同一个战场上战斗，而是各自为战。他们操着同一套概念系统去理解、解释这个世界并努力促成各自希望看到的历史变动。谁更抓住了所要解释的问题的关键变量？谁用对了概念？谁在概念上有新的推进？谁对概念的推进更有利于理解自己的处境，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经过对这些问题作一番考察之后，或许才可能评估历史人物思想的局限和超越，认识她或他的能力及潜能，呈现人的历史和历史中的人，并在真实的历史互动中理解人的自由（latitude）。
罗莎·卢森堡是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上著名的理论家和革命者，她于巴黎公社爆发的同年出生于俄属波兰扎莫希奇一个犹太木材商人家庭。15岁中学毕业后直接参加了俄国和波兰的地下组织，投身革命活动。1890年在苏黎世大学就读，学习国民经济学，完成了论述波兰工业发展的博士论文。1898年5月，迁居柏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作，展开反对伯恩施坦的批判。1905年，受俄国革命的鼓舞，卢森堡思想的发展道路愈发激进，直接回到波兰参与了革命活动。1910年，她就政党罢工的方式问题与党内正统派考茨基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1917年俄国革命的爆发，虽然激励了卢森堡对世界革命的信心，但也激化了早在此之前她和列宁在有关党的组织原则等相关问题上的分歧。为此，卢森堡坚持阐明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学说的意涵，并与列宁展开了激烈论战。在卢森堡短暂而光辉的48年人生里，她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倾向，反对德国容克贵族的军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压迫，致力于实现建立在阶级解放基础上的人类解放。
本书一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总结和评估了有关卢森堡研究的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交代了本项研究所实践的历史语境的研究方法，并试图结合国际共运的史观问题，点明这一研究的意义。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里，笔者以罗莎·卢森堡的活动为线索，选取她所参与的三场论争进行陈述和讨论，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分别是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卡尔·考茨基以及列宁。章节的标题即笔者所概括出的论争议题，分别是：改良还是革命，疲劳还是斗争，民主还是专政。这三场卢森堡亲身参与的论争，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直接导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和东方分化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见证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为左、中、右三个派别，促成了第二国际到第三国际的权势转移，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学说在该时代所遭遇的现实挑战。三场论争在时间上承续，涉及了马克思学说的诸多方面且彼此照应、上下贯通。
本研究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志帝国、俄普奥三国占领的波兰，以及俄国革命前后的沙皇俄国。研究在时间上涵盖的重要历史节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1905年、1917年俄国革命，1918年德国革命。各章的基本内容可概述如下。
“改良还是革命”一章主要讨论的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围绕伯恩施坦对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和社会民主党新任务的看法而展开的批判和反批判。几乎所有重要的第二国际理论家都被卷入了这场论争。论争的议题可概括为：辩证法在马克思学说中的地位、资本主义的灾变论、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概念、阶级斗争的政治策略等。在这场论争中，卢森堡和考茨基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伯恩施坦。这场论争所讨论的问题呈现出原本主张革命的马克思学说与实行改良策略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张力，埋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改良派、温和派和革命派分裂的伏笔。
“疲劳还是斗争”一章主要讨论德国民主党领袖和德国工会领袖之间，围绕是否要以政治性的群众罢工作为斗争手段这一问题产生的论争。论争的实质是罢工的领导权以及储备金的问题。如果说“改良还是革命”一章讨论得更多的是有关原则层面的理论议题的话，那么这一章则切实地涉及具体的策略——做什么、怎样做、由谁做的问题。从这个层面看，这一章是前一章的延续。考茨基作为党内的理论领袖，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维持《爱尔福特纲领》效力的同时保持党内统一。为了让改良派不至于走得过远，须不断在理论上进行新的妥协；而卢森堡受到1905年俄国革命的感召，愈加重视群众的自发性，并将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源头，认为这是对党内以及工会的官僚主义、改良主义倾向的有力制约。
“民主还是专政”一章，主要讨论的是卢森堡和列宁之间的论争。论争涉及的内容包括：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民族自决和文化自治、无产阶级专政。和前两场论争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场论争发生在德国和俄国，是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自由程度完全不同，革命阶段也不一样的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论争。虽然卢森堡和列宁在最终推动世界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二者各自所面临的形势不同，任务不同，与党组织的关系不同，他们在实现革命的道路问题和策略问题上发生了龃龉。这场论争见证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道路上，自此分裂为社会民主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最后一章是总结与展望，主要涵盖四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对比分析并回答1918年德国革命失败和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其二是总结上文所论及的人物思想与其面临的政治形势之间的关系；其三是评析罗莎·卢森堡在政治上失败的原因，并进而猜想如果她没有在1919年1月被暗杀，后续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可能会怎样；最后，本书将尝试对罗莎·卢森堡的思想遗产及其当代意义给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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