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在两者之间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在伊沃托小城度过的，从五岁到十八岁，甚至更久。因为我在鲁昂上学，只有周末和假期回我父母家。在快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结婚了并从那里搬走。我父母的咖啡杂货店位于城郊的一个偏远街区，五十米外还有一个农场。店铺几乎占了绝大部分的空间，我们有的只是咖啡馆和杂货店之间的一个小厨房，楼上的一个大卧室，隔壁的一个小卧室，以及一个带窗户的阁楼。和咖啡馆挨着的是地窖，实际上是贮藏室。人们进咖啡馆时要穿过一个搭了各种建筑物的院子，这些建筑物在库沃（Caux）地区被称为“窝棚”，还有一个鸡窝，也可以是一家乡村咖啡杂货店……人们总说“进城、上城里去”。因此，就有了城里和我们街区——克洛德帕尔街区——之分。我和父母在人们的目光下生活，我们住的地方没有一点儿隐私。

我父母以前在利勒博讷（Lillebonne）开店，我在那里出生，长到五岁。虽然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女孩，但我仍然记得，那里的生活多了一点私密感。例如，厨房与杂货店和咖啡馆是完全分开的。而在伊沃托则不同，那里就像一个过道，通往咖啡馆的门彻底拆掉了。顾客能看到我们吃饭，看到我写作业。就像一种公共生活！一般而言，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都不喜欢被人看，所以我经常躲到楼上的卧室里，我真的很需要独处。那时，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就是不再生活在人们的视线之内，能待在一个又大又安静的房子里。可现实是，下课回家后，我不得不穿过杂货店或咖啡馆，当然，还要打招呼。真是一种折磨，我再也不想打招呼了。通常，我打招呼很快、很敷衍，声音也小，顾客对此十分不满，父母也常常因此责备我。

是的，这就是我的童年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割裂的开始。我完全不了解那个世界，只是通过同学们来感知它，因为那些同学通常来自更小资的家庭。我常常幻想自己住在旅馆里，或一个人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孤身一人，因为我不能把父母也带过去，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忙生意……今天，我住在这栋房子里，宽敞，没有他人的目光，面朝瓦兹河与池塘，当然是梦想成真了。但其实，我并未特别追求这个梦想，它是我无意间实现的，纯属偶然。我的生活中有很多巧合，通常是走运的，因为我实现了阶级跃升。但这栋房子并非位于随便什么地方，它在城乡之间，在城市的边缘。与传统城市不同，那里的人口不是很多，社会阶层也不那么固化。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特殊的位置，代表了我“完成”阶级“变节”的轨迹。从外观上看，它并不好看，甚至可谓是“品位低下”。它的外墙像三层蛋糕：一楼是磨石粗砂岩，二楼抹了灰浆，三楼是砖砌的，屋顶很平。一栋巴洛克风格的房子，战后才建的，无疑是一个暴发户的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暴发户”。

当我去巴黎时，有一些街区给我一种不被接纳的感觉，尤其是第六区和第七区，仿佛我是个闯入者。感觉自己既是外省人，又是郊区居民，在这一点上，是的，我用人类学家的目光去观察人们、他们的着装和他们在街上的步态。在服装店的橱窗前，空无一人，总是空无一人，我想象，人们会突然扪心自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财富总是集中在这些地方？”于是他们忿忿不平。

您提到过伊沃托是一个可以明显感觉到阶级差异的城市，有富人区、漂亮的房子，还有您所居住的平民街区……

在一个城市中，对刚来的陌生人而言总有一些看不见的区隔，但这些区隔却微妙地镌刻在每一个地方和人们的脑海之中。我父母的咖啡杂货店所在的街道——克洛德帕尔街是个斜坡，高处有漂亮的房子，但越往下，就越进入工人阶层的聚居区，又小又矮的房子挤在一起，有一些非常寒酸。和它平行的是一条既宽敞又美丽的街道——共和国街，街道两旁矗立着二十世纪初的大别墅。在这两者之间，有一条很小的巷子——学校路，从我父母店铺后面经过，因为在1914年“一战”前，那里曾经有一所私立幼儿园。

克洛德帕尔街和共和国街之间的区别自然是社会性的。我父母的顾客，即一些工人和职员都来自克洛德帕尔街。住在别墅里的人从来不会光顾这里，除非一两个忘记在城里买一包糖或一升油的人。

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按母亲的意愿去私立学校读书，我可能不会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些社会差异。她说私立学校较之公立学校离我们住的地方更近，而且我不用出去上教理课，因为圣米歇尔寄宿学校既提供普通教育，也提供宗教教育。可以说学校里应有尽有。私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区分，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我与我表姐妹和同街区其他女孩们区别开来，而她们在社区学校上学。

实际上，这种区分或这种“区隔”，从初一开始就变得尤为明显，在圣米歇尔寄宿学校上学的农民、小商贩和工人的女孩很少继续读初一，她们拿到小学毕业证书后就去工作了。只有特权阶层的女孩和少数像我这样的“稀有鸟类”才会继续上学，父母为了让我继续学习作出了“牺牲”。因此社会差异变得非常明显。此外，我父母是街区的小杂货店店主，与市中心快速现代化的商人相比发展滞后。父母没有资金对他们的商店进行现代化改造，只有住在附近的人经常来光顾，也就需要买点儿吃的东西。

父母让街区的一部分居民赊账，那些总是提前透支一个月工资的人们。看着那些总是饿着肚子却又人口众多的大家庭，那些总是热切地盯着食物罐头但除了咸牛肉罐头什么也买不起的老人，我很早很早就认识到了社会差异。在咖啡馆这里，我看到了给男人们带来困扰的巨大的社会痛苦。他们来咖啡馆，是因为来咖啡馆能让他们感到开心一点，和其他人一同忘记他们目前的处境……当然，这同样也会引起一堆麻烦，孩子们会来咖啡馆找他们各自喝得流连忘返的父亲。我也会想：“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到咖啡馆找我父亲呢？”这同样也有点矛盾与分裂，因为咖啡馆的老板，这个为客人倒酒的人，正是我的父亲。毫无疑问，他并不是一个坏老板。当一个顾客喝多了的时候，他还会对他说，“回去吧，今天结束了，我不会再给你倒酒了”。但我还是感觉自己处在两者之间……

我想我很早就一直处在两者之间。降生到这世上，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事儿。降生到一个关系网中，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姿态、话语，贫穷的话语或富足的话语。之后，我意识到这个原初世界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早年我对贫穷的感知。同样也有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粗俗且低级的快乐和幸福所留下来的印记，但我知道它所蕴含的力量：节日、聚餐、歌谣。这些快乐显然与智力上的快乐相去甚远，但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生活、感官的愉悦和精神的愉悦区别开来，然而实际上，它们从我童年开始就一直共同伴随着我。我一学会识字，就疯狂地爱上了阅读，正如我父母所说的，爱上了“学习”，没有宾语，就像是一种喜好，一种无法餍足的渴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本书《空衣橱》的主题——知识的获取总是伴随着特定的言谈方式、行为方式、品味和社会秩序的区隔。实际上，我不愿接受这种区隔，这也许就是我写作的原因。我认为这种区隔是刻在我的身体里的。这种与世界的区隔，当我说在我的身体里时，我指的是那些我在文化熏陶和学会“谨言慎行”之外，我所保留的举止习惯。因此，我很晚，在我四十五岁时，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习惯摔门，喜欢狠狠地扔东西，而不是轻轻地把它们放下。显然，我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暴力形式和不受控制的身体力量。

或许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精美、珍贵的器物，所以难以注意到它们。精美易碎的“礼拜日餐具”都收得好好的，平日里用的餐具磕着碰着也不打紧。这种原生家庭的影响也反映在言语中。一些诺曼底方言的用词会到我嘴边，虽然我不会说出口，但它们就在那里。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再讲库沃地区的方言了，除了某些表达之外我几乎都用不到它，但我也可以立即理解任何一个单词。如果我将“mucre”翻译成“humide”（潮湿的），将“empouquée”翻译成“engoncée”（拘谨的），我会觉得我什么都没表达出来，因为我说出来的单词无法包含它们所指的感觉、气味、触感等感官的分量。诺曼底方言与我儿时那么多的东西紧密相连，生活环境、声音、母亲的笑容，它们是无法被翻译的。千真万确，我们的母语是和我们融为一体的。

学校，尤其是书本，让我学会了正规、准确、优美的法语。法语是我的写作语言，但使用它总让我感到不真实。我希望它和我弃用的语言一样，拥有同样的力量，或者说同样的厚重感。这种力量来自我的家乡，我的原生家庭，我生活的街区。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写作需要一种“浸润”。这种浸润，从我的童年到现实世界，不断扩散。为了捕捉现实，我需要让文字变得像实体和实物一样。一切都发生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肉体记忆。这种记忆不同于电视节目单纯叙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与历史没什么区别的习得记忆，而是一种完全感性的记忆。

我不能说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我认为这些词没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我被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所吸引。我很早就想到了我不会待在伊沃托。我梦想着旅行，我也梦想着温暖……库沃地区的阳光不是很好……经常下雨……伊沃托更是多雨天，风大……我想要离开，和我父母一起去旅行，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只有富有的资产阶级才能旅行。直到十八岁，我的所有假期都是在伊沃托度过的。在那期间，我一直读书，时不时会“进城”。十五岁时，我去那里见男孩子，因为有父母的监督，这么做有点冒险。说到底，很孤独。孤独地在我的房间里读书，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

您在您的一本书中说，您曾经给一个虚构的朋友写信。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开始给一个纯属想象的女孩写信。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我们班上的同学。我不记得我给这个虚构的笔友写了什么。我给她起了个名字叫德尼丝，这是一个我素未谋面的比我大很多的表姐的名字——她两年前去世了，我们从未见过面——但我并不是给她写信。当我为我的第一部小说的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寻找名字时，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个名字，德尼丝，德尼丝·勒叙尔。

我现在对那位想象中的笔友有了不同的理解。我的父母曾有过一个女儿，她出生于1932年，比我大八岁。她在六岁时死于白喉。关于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姐姐，他们一直瞒着我，也只字不提她去世的事儿。这是家里的一个秘密，但通常，秘密都会被泄露。或者说，我是从我母亲那里知道的，不是直接听到的，而是一种奇怪但也很简单的方式。某个星期日，像往常一样，杂货店开着，我母亲和一个女顾客出了店门——这个客人有一个四岁的女儿，她经常和我一起玩——她们在杂货店后面的学校路上聊天，而我和小女孩则在她们身边跑来跑去。突然，我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我竖起耳朵听她们说话。我喜欢听故事，特别是一些轻浮的、关于性的故事，那些我妈妈只会窃窃私语的故事。这一次，我母亲窃窃私语的，是她在我之前生过一个女儿，那个女孩死于白喉。她讲述了那个孩子死亡的细节，那时她似乎并没有留意我在旁边偷听或是忘记我在场了。在我记忆里，我当时只有九岁或十岁的样子。她最后提到那个孩子，我姐姐临终前说过的话，这些话只会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她说我姐姐临终前说：“我要去见上帝耶稣和圣母玛利亚了。”听到这个太可怕了。那个孩子是个圣人，一个小圣人。如果她是一个圣人，那么我就是个恶魔。尤其是因为我的母亲随后在提到我姐姐时说：“她比这个更讨喜。”“这个”指的是我。我在最近的新书《另一个女儿》（ L’autre fille ）中讲述了这一切。

在我的生活中，我很少想到这个姐姐，但那一幕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当我给这个不存在的德尼丝写信时，我是否已经猜到围绕在我周围的这个秘密了呢？当我在给这个我为她起名德尼丝的素未谋面的表姐写信的时候，其实是在给这个不知道名字的姐姐写信？我父母把他们的秘密带进了坟墓。在我母亲患阿尔茨海默病期间，她当着我的面告诉医生：“我有两个女儿。”但她并不是对我说的，是对医生说的。我从未问过她任何问题。在我的写作中是否有这样的内容？或许有吧。毕竟我写了很多东西。我不认为试图找出写作的来源是一件有趣的事儿。我们在写作，这才是有趣的事儿。因为写作是没有止境且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的事情。我不轻易谈论我写过的书，因为我总想着那些要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