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8年，米歇尔·波尔特（Michelle Porte）对我说，希望在我年少时待过的地方——伊沃托和鲁昂，以及现在居住的塞尔吉拍摄我，我知道她，因为她拍过关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很棒的纪录片。在她要拍摄的纪录片中，我会谈论我的生活、写作，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我很喜欢这个想法，所以当即同意了她的计划，我坚信一个人出生或生活的地方——无论是在地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上——为他的写作所提供的不是一种解释，而是它们或多或少扎根的现实背景。筹资困难——这是很常见的事情——导致纪录片的制作推迟了很长时间。最终，由玛丽·热南（Marie Genin）制作的纪录片于2013年完成，并于同年在法国电视三台播出 ^[1] 。

2011年1月，我在塞尔吉的家中开始了与米歇尔·波尔特的采访拍摄。整个过程持续了三天。一开始，我站在客厅，从那里可以俯瞰瓦兹河和休闲区的池塘，远处是拉德芳斯的高楼大厦。接下来的采访直到最后似乎都是在我的书房里进行的，书房在客厅后面，朝北，可以看到被一排高大的冷杉树树干遮挡的花园。在这个小房间里，我平时习惯一个人独处，写作，但这一次，我背对书桌坐着，面朝坐着的米歇尔和负责拍摄的摄影师卡洛琳娜·尚皮蒂埃（Caroline Champetier）。边上，是将吊杆话筒举在我的头顶上的录音师。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呢？一开始，在一个封闭空间里，被冰冷的摄像机镜头死死地盯着，这种近距离面对面的接触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暴力。一种禁闭的处境，我又被要求开口说话，却不知道自己能说些什么。现在，当我回想起那个时刻，脑海里浮现出两个画面：一个是《一个男人的位置》这本书中开头描述的那样，我在三人组成的评委会面前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而另外一个画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仿佛一个泡泡一般在我脑海中破裂：一间光线昏暗的房间，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发着光又一声不响，在它下面，是15—20个月大的我，身体因先天性脱臼而被石膏包裹着，而我自己对此毫无记忆，脑海里只有对一张桌子的模糊印象。黑色物体是一台X光机。（别误会：这些回忆中浮现的画面只有比喻的意味，不作任何阐释之用。）

然而，很快，米歇尔提出的非常开放的问题让我克服了最初的不自在。我开始娓娓道来。并非一字不顿，也重复一些词和表达，这些都是不确定、语言上有些吃不准的表现，正如第一次对话的记录中，充满了无数的省略号，以至于为了阅读的流畅，我不得不“清理掉”它们。由于我从始至终都感受到摄像机拍摄带来的对心理和智力的双重压力，那种它施加给我的紧迫感，让我无法在心中花足够的时间去分析事情，并尽可能准确地口头表达出来。

接下来要读到的采访时说的话有 不假思索 的特点，我曾因此感到窘迫，这有一点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的意味，这多少和我对写作、同样也对阅读的期待有些相似，尽管方式不同，前者显得更轻松。事实上，拍摄时所说的话呈现出的真实性与发表的文章或者书面访谈不同。这种真实性会突如其来、情绪化地呈现在画面里，例如“我的母亲，就是火！”，“巴黎，我永远都不会去！”或者“我不是写作的女人，我是写作的人”，简洁有力，就像心底无意识的呐喊。但是，这种真实性通常是慢慢呈现的，有迂回、有修正、有调整，在已经说过、已经写过的话语间寻找一种似乎总是稍纵即逝的新意。

尤其谈到写作这个贯穿整个访谈的主题时，我相信我从未说过 那么多 我写作欲望的由来、书籍孕育的过程，以及我对写作赋予的社会、政治和神话意义。我从未 如此聚焦于 写作的现实和想象层面在我生活中占据的位置。最终，也许呼应父母在我十二岁时形容我的一句话——“她总在书本里”，写作成了我“真正的归宿”。在所有真实存在的地方中，写作是唯一无形的、无法确定的地方，但我相信，它以某种方式包含了所有地方。

[1] 《词语如磐石，作家安妮·埃尔诺》（ Les mots comme des pierres, Annie Ernaux écrivain ），狂爱（Folamour）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