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疆土辽阔、历史悠久，中华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各民族、各区域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共同谱写了中华民族的华丽篇章，这是中国人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独特文化基因。

撰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历来是史家的著史旨趣和价值追求。从《世本》《史记》到《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等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典籍奠定了中国史研究的深厚基础。清末民初，随着西方进化论等观念的传入，章太炎、梁启超等史学家以进化史观为指导，号召“史学革命”，要求批判“君史”，倡导“民史”，希冀“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中国史撰述在继承古代“通史家风”的基础上呈现出复杂多样的面相。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侵华引起严重的民族危机之际，中国学者吕思勉、缪凤林、钱穆、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分别以进化史观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今之变的历史轨迹与兴亡成败的内在机制，思索治乱安危存亡之道，以鼓舞民族斗志。与此同时，一批出于学术兴趣与现实考量的外国考察家出现在中华大地的许多地方，遍及中国沿海、内地与边疆。有的人抱有侵略意图，有的人则进行着认真严谨纯粹的考察研究工作，从“他者”的独特视角探寻中国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为我们研究中国史提供了可以参照和比较的新思路、新观点和新方法。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及其妻子埃莉诺·霍尔盖特·拉铁摩尔（Eleanor Holgate Lattimore, 1895—1970）就是其中颇为引人瞩目者。

作为“他者”，拉铁摩尔夫妇曾深入中国东北、蒙古、新疆等地区进行考察，对中国内陆边疆的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及社会形态等有了直接的接触和体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获取了不同于学术书籍的地方性知识，从而对中国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了深刻的认知和独到的见解，写成《现代中国的形成》（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一书。《拉铁摩尔中国史》（ China, A Short History ）便是此书的修订版。与中国传统史家以中原为中心、主张“华夷之辨”的历史叙述体系不同，拉氏在书中延续其经典之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的研究路径，将中国的内陆边疆四大地带（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视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讨论中原与边疆的互动，以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与内在机制，体现了独到的研究视野与学术价值。这本书主要探讨的问题是：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究竟从何而来？是如何形成并得以维系的？中国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拉铁摩尔夫妇从农耕社会的内在循环与边疆游牧政权的历史循环相结合的视角考察了中国的历史变迁及发展脉络，从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审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突破了20世纪以来海内外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国史研究路径。拉氏夫妇将这本书的受众定位为普通的美国民众，因此在历史叙事与描述过程中常将中美两国相对比，并对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比较研究视角在这本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周边饱受列强侵扰，面临随时可能被分裂的危险，拉铁摩尔在长期的实地游历中目睹中国的边患，因而对边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格外重视，但他在此背景下发展出的历史观念，也不免带有其所处时代、环境造成的局限。如拉铁摩尔本人所言，将中国的内在发展归因于边疆政权对中原农耕社会的入侵与征服，这种“内亚研究”范式存在夸大边疆因素的危险。此外，拉铁摩尔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学院派学术训练，他的学术观点更多源于自学、阅读前人文献和田野调查，不免受到西方一些固有认知和思维的影响，未加批判地沿用了一些不当的表述，导致在叙述中国历史时出现多处明显的史实谬误和表述错误。比如，书中将元朝称之为“蒙古王朝”（The Mongol Dynasty），将清朝称之为“满族王朝”（The Manchu Dynasty），将其统治者称之为“征服者”（The Conqueror），这种“征服王朝史观”明显是继承了西方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 1896—1988）对中国历史朝代的分类，这种表述存在否认元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的嫌疑。书中还延续西方人的惯用做法，将中国内地汉族人聚居的十八省称为“中国本部”（China Proper），这种表述是西方“族性地域观”的体现，背后隐含的深意是将“中国本部”之外的边疆地带（东北、新疆、内蒙古、西藏）排除在中国固有疆域之外。正如顾颉刚所言，“中国本部”是日本人“伪造历史或曲解历史来作窃夺我们土地的凭证”（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复兴旬刊》1939年第8期、第9期）。书中还使用了类似的错误表述，譬如“政治边疆”（Political Frontier），这一概念相对于“文化边疆”（Cultural Frontier），其实质是为了凸显汉族与非汉族群在治理体制与文化方面的差异。姚大力教授曾敏锐地指出：“所谓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的关系，是治理体制随治理对象而变的关系。”“政治边疆与文化边疆，实系一枚钱币之两面。”（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此外，拉铁摩尔夫妇虽然对时局政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对自辛亥革命至抗战结束后的中国政局、革命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多有着墨，但因为他们正处于周遭环境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现场，对一些问题的判断难免有不当之处。

每一种理论或研究范式都或多或少存在缺陷。面对外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我们需要抱有开放、平和、交流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唯有如此，才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推动学术的进步与创新。作为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对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基本特征及其运行机制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在实地考察和学术研究中，拉氏夫妇秉持尊重、客观、理性的态度，提倡“在中国理解中国”，其正确的中国观和可贵的“中国通”精神对建立和谐融洽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重新翻译、阅读《拉铁摩尔中国史》，旨在从“他者”的视角再度审视中国千百年来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脉络与发展轨迹，见证“长城内外皆故乡”的历史事实，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

李稳稳
2022年7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