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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与周边“蛮夷”之间的权力消长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东北诸省、蒙古、新疆和西藏位于太平洋和帕米尔高原之间，以及从帕米尔向南弯曲到中国和印度分界的荒漠高原。这是亚洲内陆的屏障，也是世界上最不为人知的边界之一，是中国地理和历史发展的界限，而另一边屏障则是海洋。
两千年以来，长城一直是人类最显著的兴盛标志，是中国历朝历代边疆的象征。长城东起于海洋，向西延伸至中亚沙漠地带，相当于从纽约市到落基山脉的距离。部分长城修筑于战国时期。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将各地方城墙连接成一条完整的边界。后继王朝曾多次修筑长城。
修筑长城是试图将定居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隔开。然而，实际上，长城从未起过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作用。人们要从长城向北走很远，才能见到纯游牧民族；从长城向南走很远，才会见到纯农耕民族。但长城本身仍然是一个区域，而不是一条分界线——这里既有牧民，也有农民。他们结合了这两种生活方式，因而也会受到两种政权势力的影响，长城有时由游牧民族所管辖，有时由农耕民族所管理。因此，真正的分界线往往不是在长城以北，就是在长城以南。
长城以北是辽阔的蒙古大草原。蒙古在中国与亚洲腹地历史上至关重要，主要是由于游牧民族自然迁徙的范围很广。游牧社会每平方英里的人口，永远不会像农耕社会那么稠密。另一方面，当战争爆发或政治需要发生时，游牧民族却能比农民更迅速地从远方赶来聚集。因此，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以往的战争中，游牧民族通常占有突击和迅速集结的优势。
自古以来，蒙古人的生活特性由羊，而不是由马所决定。羊对于蒙古人的重要性，犹如灌溉对于农民一样。蒙古人之所以能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牧羊——如何找到四季牧羊的合适牧场，如何为羊群找到安全过冬，躲避春季暴风雨的栖身之所。羊群为人们提供肉食和羊毛，羊皮用来制衣，羊毛可做成蒙古包的毡，羊粪可作燃料。衣、食、住和燃料是人们全部的基本必需品。剩余的羊群可用来交换商品。
与其他定居民族的情况一样，前往中原的游牧民族征服者和军队往往被“同化”，因为他们开始定居下来，由此便放弃了原有的流动性优势。另一方面，当游牧民族被击败，退回“化外之地”的时候，这种失败通常会增强游牧民族的势力，因为游牧民族完全回归游牧生活，这种流动性将会给予他们力量。
此外，虽然游牧民族不时被农耕民族同化，但也有许多农耕民族转变为游牧者，其中包括边境沿线的农民、前往游牧民族的商人以及战俘。结果，耕地与牧场之间的冲突总是不断在重演，因为即使受重创之后，每个社会都有能力恢复自身活力。
蒙古地区长期以来被划分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外蒙古”在游离二十多年后，于1946年的中苏条约中被承认为“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古独立是在中国国民政府见证下全民公决的结果。
“内蒙古”一词用来描述中国北部蒙古人居住地区。中国东北的西陲边缘地区有时被称为“东蒙古”。
千百年来，蒙古以东的中国东北诸省有三类地区、三个民族以及三种生活方式，彼此相互联系。
东北地区的南部是空旷的平原，从长城东端一直延伸至辽东半岛顶端，呈半圆形马蹄状。这里的自然条件适宜发展与华北地区同类型的农业，因此这个地区与华北地区人口和文化相同，这种情况至少已持续两千年之久。
南部平原向东再向北，则是另一番景象。那里丘陵起伏，伴有高大山脉，自古以来森林茂密，至今仍有大片林木留存。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是另一种游牧民族的大本营，他们与汉人、蒙古人都不同。他们少量从事农业，由此与汉人联系起来。主要由女性负责耕作，尤其是在较原始时期。男性负责打猎、捕鱼。他们也驯养动物，由此与蒙古人联系起来。但是，蒙古人的牲畜既提供食物，又能用作坐骑，而森林游牧者驯养动物则主要是用来驭使，比如在山地用驯鹿，在平地和冬天结冰的河面上用狗来拉雪橇。他们也用滑雪板、穿雪鞋，在夏天穿行和钓鱼时，他们用桦树皮和空心原木制作独木舟。这些古老部落的些许遗迹仍然可以被找到，有点像从博物馆里复活并逃出来的标本。
即使在古代，由于民族的多样性，他们始终是部落的集合，未形成一个国家。然而，他们有时也会结成政治联盟。其中最后一个是满族联盟，其成员既包括开化到几乎已经成为汉族的部落，也包括远在西伯利亚边缘的部落，他们穿着毛皮衣物放牧驯鹿、驾狗拉雪橇。“满洲”一词是部落的政治发明，在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之前几年才开始使用。
在东北诸省的西部，有一片辽阔的草原和牧场。大多数居民是非严格意义上的蒙古人。历经数百年，他们在西边参与了蒙古人的历史，在南边参与了汉族的历史，在东边则参与了森林游牧民的历史。
西方入侵对中国东北的影响，不仅来自北方的俄国和大洋彼岸的日本，也来自已经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方势力。从辽东湾北进，然后西至游牧地区，东至森林地区，铁路大大提高了中国边疆融入内地的程度。涌入东北的数百万汉族移民，有的是20世纪的倡导者，有的则是时代的受害者。尽管中国有铁路、机械和武器，但因为整体上受到国际条约的束缚，并不能自由地利用现代优势，国际条约将中国的政治特权、军事特权以及大幅度的经济控制权让给了诸多列强。
日本最先打败羸弱的清朝，继而打败腐朽的沙皇俄国，从而在中国东北享有比任何国家都多的特权。可以说，日本利用条约款项将中国束缚住了。中国每向前进一步，日本就试图援引条款规定，将其转化为自身利益，试图在中国领土上进一步巩固并筑牢日本的利益。
实际上，日本坚持认为不仅要驾驭中国人，更要驯服中国人，由此导致最近中日战争的爆发。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目的便是征服中国人。然而，日本占领东北并未吓倒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因此，日本在1937年试图再次“教训”中国，以致中日之间的决战爆发。
自蒙古向西，自中原向西北，游牧民族的大草原逐渐变成无法放牧的沙漠。西部沙漠最终延伸至世界最高峰的山脚下，山脉将中国西藏、印度和阿富汗分开。在北面，除了千百年来商贾和移民通行的小道外，另一条山脉阻挡了通往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共和国的道路。新疆绿洲稀疏分布在山脉与沙漠交汇的狭窄弯曲地带。
西域的每一块绿洲都像中国的缩影。这里的男性胡须满面，女性皮肤白皙，他们与汉族在外貌和诸多方面有较大差异。就语言而言，大多数人说突厥语，就宗教而言，他们信奉伊斯兰教，但一般而论，他们属于白种人，据说其祖先自石器时代就已居住在这里，血脉相传。曾有一段时期，他们祖先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他们与至今仍生活在瑞士和蒂罗尔地区的人非常相似，人类学家将其称之为“阿尔卑斯人种”（Alpine）。然而，这些差异掩盖了一个事实，即绿洲民众的基本生活结构与中原相似。他们以农业为主，一种专业化、集约化的农业，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灌溉和人工栽培；而且每个农业区中心都有一座围有城墙的城市，这与中原地区一样。
新疆大约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是沙漠，甚至没有可供放牧的牧区。这是亚洲中心地带广阔而封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里只有在偶尔暴风雨来临时才会有点降水，没有河流汇入遥远的海洋。这里的水是山脉的恩赐。河流从高达两万英尺以上的冰川和高山顶流下来，汇入沙漠。每条河流从山麓流入缓坡沙漠，通过灌溉渠将河流延伸形成绿洲。随着夏季气温升高，人们对水的需求量增加，大量的积雪也会融化成更多的水，由此年复一年，人们就有稳定的收成。每块绿洲背后都有山地腹地，那里可供采矿，在阿尔卑斯山式的高山牧场，牧民豢养一定数量的牲畜。
绿洲之间是绵延的沙漠。绿洲大小各有不同，但除此之外，所有的绿洲几乎都一样，因此，绿洲之间的贸易和交换的需求量都最少。从古至今，贸易大多由外国商人经营，他们贩运的大多是那些能够承担高昂的长途运输费用的物品。
在中世纪时，通往沙漠、大草原、中原、波斯和印度的道路在吐鲁番绿洲交汇，因此，外来商人团体也都集居于此。8世纪的吐鲁番就像今天内地的上海。在外来人的商贸区，人们穿着各自国家的服饰，讲着各种语言，在各自的寺庙和教堂举行仪式；当战争中断贸易时，商人们纷纷逃散，吐鲁番民众又继续传统的劳作，开挖水渠、灌溉田地。
由于外部交通掌握在陌生人手中，绿洲的居民都只关注自身，因此从未形成民族意识。超越地方的政治，就像超越地方的贸易一样，只有从外部渗透至中亚时才能为人们所知。将各个绿洲连接起来的动力，并非源于绿洲生活，而是源于像中国历朝历代这样的强大政权的活动，或者像草原游牧民族这类流动民族的征服。
20世纪，世界对新疆的压力比中国任何朝代的推进或游牧民族的袭击都更为巨大。随着铁路、汽车和飞机的应用，中亚稀疏分散的绿洲与过去完全不同，以往人们的时空概念是来自缓慢长途跋涉的骆驼商队，或者自带干粮的小队轻骑侵略者。新型交通工具为新的社会意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同时使得中国新疆的地方忠诚观念迅速发展。
这些新趋势也产生了国际影响。今天，中国新疆和苏联中亚的本质关系，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物质、经济和社会的现实问题。苏联修筑的铁路连接西伯利亚和苏联中亚地区，距离新疆边境只有50英里。而中国国内距离新疆最近的铁路大约在1500英里之外。中国工业化对新疆的影响，若想与苏联工业化对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影响一样深，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我们必须认识到，不能用孤立的政治信条来理解这些影响，而是综合社会和经济的各方面来加以考察。现在中国新疆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不能过分简单化或误解为是一个中国省份的“苏维埃化”。一个基本事实是，草原游牧民与绿洲耕种者之间的分化非常严重，但是，不论是农民还是游牧民，都无法抵抗机械化工业和交通所带来的整合。因为工业和交通提出了商品交换的新要求，同时又为这种交换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新疆现行的政治观念更多地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受到苏联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曾试图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政治渗透。苏联则以支持中国作为反击。多年来，当苏联的物资自由地通过中国西北支持中国政府时，苏联的影响也大幅增加。然而，在1943年，苏联从中国新疆撤出。随后，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一项计划，此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控制着新疆。
在苏联影响时期，尽管汉族的统治权得到了支持，但在参与政府事务和语言教育方面，中国对少数民族做出了很大让步。当苏联人离开后，中国取消了这些政策，少数民族要求参政，导致再次发生分歧。汉族人在内地也要求建立代议制政府；但新疆400万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少数民族，这就使他们的政治愿望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最近，中国政府在地方代表权与某种程度的教育自主权方面，做出相当大的调整与让步。
西藏的历史由其地理特征决定：它几乎不可穿越，也无法进入。西藏地区广阔而高寒，人口或许不超过300万，这方面没有精准的数字。圣城拉萨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但许多地区远不在拉萨控制之下。虽然中国宣布对西藏拥有主权，但实际上直接统治的西藏人很少，除西康和青海两个边缘省份外。
西藏是“世界的屋脊”，从其顶端可以俯瞰印度北部尘土飞扬的平原、中国西部森林覆盖的山丘以及富饶的河谷。一端可以俯瞰缅甸和阿萨姆的亚热带丛林，另一端是中国新疆辽阔的沙漠荒地，被称为“亚洲死亡之谷”。西藏人并不源自同一个民族，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集合体。数世纪以来，西藏山谷边缘地带成为人们逃离战争以及移民的避难所。人们从避难所逐渐进入广阔、干燥的中央高原。他们在这里学会了捕猎毛茸茸的野牦牛，并将其驯养成家畜，牦牛既能产奶，又能载物。近代西藏人在这里放牧羊群，甚至用大篷车载着它们，车上还装着硼砂和盐。西藏的游牧生活并不是远离定居人群的原始生活方式，而是人们从边缘定居地冒险进入中央高原时，所发现的一种生活方式。
宗教主导着西藏的社会与政治。西藏的宗教是喇嘛教，该教从印度传入西藏的佛教和各种原始习俗发展而成。喇嘛教以寺院为单位，寺院由活佛主持，活佛是精神与世俗的双重统治者。在小型分散的西藏社会，寺院是权力的中心。宗教结构从整体上实现了西藏社会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在这种分散的社会，任何其他方式都很难做到这样。每座寺院都自成一体，他们拥有财产、经营商业、收租征税。如果寺院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和人口，就相当于一个小型封建领地。寺院领地或封地之间经常发生小规模战争，这并不罕见。由于他们在名义上都服从拉萨的达赖喇嘛，属于同一级别，达赖喇嘛相当于喇嘛教的教皇。
但如同中世纪的欧洲，达赖喇嘛对寺院的实际权力超过任何寺院本身，其权力与寺院的财富和人力成正比。
尽管西藏是中国的一个省份，但达赖喇嘛掌管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内地官员的干涉。如今达赖喇嘛是名幼童，大权由摄政把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