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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什么样的人会占全人类如此大的比例？许多到过中国的作家和旅行家们试图使美国人相信，中国人与他们差异最大。传教士强调中国人是异教徒，旨在向人们宣扬传教是一件好事。作家们将中国人描述为落后的、异域的、神秘的、深不可测的，甚至是阴险的，因为旅行书籍只有充斥着离奇、独特，才会显得有趣。中文对西方人来说非常难学，事实上，很少有西方人能流畅自如地与中国人交流或者阅读中文文献，由此，西方人感到很难理解中国人。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中国人远比想象中更像美国人，他们比日本人更像美国人，甚至比普通的拉丁民族更像美国人。当然，正如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他们环境的产物。但是，美国人只需稍微了解和研究一下，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环境和民众。很难去描写一个典型的中国人（是什么样），正如很难去描写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你会选择描写伦敦人、牛津学者，还是乡村绅士或者纨绔子弟呢？中国人和英国人一样，都有许多类型。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美国小说中描述的那种异域神秘的中国人，也不存在戏剧和小说中那些常见的带着夸张牛津口音的英国人。
然而，大多数熟悉中国人的人都会同意，中国人是有一些典型特征的。
典型的中国人是诚实的。短居中国的外国人有时会质疑这一点，对中国人的“揩油”行为感到厌烦。按照美国的习俗，这似乎是不诚实的表现。然而，这种判断是由于不够了解中国风俗。中国人在买卖、收税以及为他人做事时，不论规模大小，收取回扣是公认的习俗，就像佣金一样。实际上，这不是不诚实的行为。只有当佣金比例收取过大时，才被人们认为是贪污行为。
另一方面，外国人经常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像（遵守）契约一般遵守口头诺言。许多大宗交易和契约都未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中国人遵守口头立约的习俗，正如美国人遵守书面立约的习俗一样，当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也总会有人不遵守约定。
人们对同样的事情发笑，便不会误解彼此。典型的中国人富有幽默感，他们比其他民族更接近美国人的幽默感。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样喜欢讲婆婆之类的笑话。他们也有类似于“苏格兰人”（Scotch）
的笑话，不过是嘲笑山西人。中国人不仅幽默感很像美国人，而且脾性温和，跟美国人也很相似。中国农村市场上熙熙攘攘、兴致勃勃、汗流浃背的人群，在很多方面与美国康尼岛的人群相似。在大型庙会上，人们尤其喜欢聚集在变戏法、表演杂技和走钢丝的人周围。可与这些中国观众对比的是在露天看台观看棒球比赛的美国观众。庙会不仅是人们采购的好机会，而且也是附近居民的节日。典型的中国人在诸多方面都比美国人更“文明”。他们并不欣赏美国人的直率和坦白。实际上，中国人认为这相当的野蛮，也不明智。他们更圆滑世故，首先关心的是如何让对方感到自在，给足对方“面子”而非直言相告。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与人相处所形成的习惯，（因为他们）经常处在拥挤、不舒适的环境当中，这也是我们喜欢中国人的一个原因。他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更明白，如何让尴尬的外国人感到自在愉快。因为巧妙的恭维比说真话更让人感到舒适。但是，外国人有时会觉得中国人太过圆滑，太过强调面子，他们对此感到反感，也很不理解。
典型的中国人是非常民主的，他们在这方面与大多数美国人类似，而不像大多数的日本人。日语中有几套不同的词汇，分别用来使唤仆人，命令处于从属地位的妻子，或者表达对上级礼节性的奉承。中国人就不会如此。他们也有礼节性的言辞，但一般用于正式场合，当人们很有礼貌时，表示他们将对方当作受过良好教育、经济富裕、具有重要社会地位的人——不管对方在现实生活中到底如何。但一旦熟识之后，中国人就像美国人一样，随意交往，也不拘礼节。最重要的是，当你首次跟一个中国人讲话时，不管他多么贫穷、衣衫褴褛或者从未受过良好教育，你也必须尊重他。如果你鲁莽地将别人视为“低等人”，这不仅非常不礼貌，而且也显得自己缺乏教养。中国人还有一个特点：任何人都会和船员、人力车夫或者骡马夫友善地闲谈，就像美国人在国内与出租车司机聊天一样。他们认为，这种友好的交谈，会显得他们的付费行为更有礼貌。
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富有哲理。这个特性只有部分属实。在中国古代，一切都很安稳。普通人的生活方式都会千篇一律地重复数百年之久。大家很难想到，在未来几年里，世界会显著地发生变化。很显然，很少有穷人会暴富，然而，任何人都会发现，当富人突然遭遇水灾、饥荒或疾病等灾祸时，也会变成穷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这一切都倾向于鼓励（人们）接受命运的变化无常，甚至连成功人士也认为，运气和才能同样重要。
美国人在这方面就很不同，因为美国人是一个年轻的民族，美国是新生的国家。根据美国的传统，前方总有机会能绝处逢生；即使你现在已经失败，但仍有希望跟别人一样得到新的机会。然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影响着所有人，远远超出个人祸福。未来远不只是重复过去，而是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机遇。因此，当你发现中国的年轻人更像美国人，而不像他们老一辈那样听天由命时，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安分、热忱、富有求实精神，认为自身努力比听天由命更为重要。
中国没有精确的人口统计。一般而言，人们公认的人口预测估计是四亿五千万，但实际数字可能更接近五亿。中国庞大的人口分布极不均衡。即使不算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些区域，中国三分之一的地区仍然容纳不少于七分之六的人口。东部、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和长江以南的稻谷种植区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一般而言，只要是灌溉便利的地区，土地都会被划成小畦，并被精心灌溉养护，这些小畦比美国普通的农场更像菜园。中国的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与美国截然不同。中国最大的城市并未远离最重要的农业区，而是正处于各农业区中间。这不仅是因为农村要供应城市，而且农业最重要的肥料是人的粪便——在东方被称为粪肥。这些肥料被收集起来卖给城市附近的农民，而不是通过污水系统处理。从空中俯瞰，中国的大城市被深浅不同的绿色同心圆环绕着。距离城市最近的作物生长最密、绿色也最深，因为那里的肥料最充足、价格也最低。每英亩的作物产量与城市肥料的运送距离呈负相关的趋势。
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是农民，典型的农民住在村庄里，不像美国农民住在自家农场中间的房子里。因此，中国人口密集区的城市周围是大片的农村，而非郊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总体上以两类人为代表，一是农民，二是士绅。现在他们仍是最重要的两种类型，但二者的重要性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重要性的变化，表明了中国革命与新中国如何脱胎于旧中国的梗概。
从数字上看，五分之四的人以务农为生，因此，典型的或普通的中国人就是农民，他们正如赛珍珠的《大地》和其他著作中所描述的那般淳朴、诚实、拘谨，但是精明又可爱。中国农民作为集体，只要稍加领导就知道如何共同协作劳动。作为个体，当他们没有受到家长制和统治者的过度压迫时，便会快速进取。而家长制和压迫的特殊结合，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性。
家长制和压迫都要追溯至士绅阶级或地主阶级。这就是林语堂在写作《吾国与吾民》时心中想到的主要群体。士绅一般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将最严重的贪污（尤其是利用官职之便私吞公款）、最高雅的艺术修养和最敏锐的智力训练相结合，士绅的长指甲说明他们不从事任何体力劳动。直至最近，仓库储粮仍是衡量实际财富的标准，地主的权力以此为基础得以建立。由此一来，地主比商人更有权势，因为地主真正掌控农业生产。实际上，商人只不过是地主的代理人。
几乎所有的官吏都出身于士绅阶层。按照律法规定，需要参加公开的科举考试才能做官，任何人都有机会参加选拔；但是，由于考试所要求的文学和哲学知识需要考生经年累月地学习，而地主家的子弟不必下地干农活，并且他们还有私塾教学，比农家子弟更有优势。农家子弟偶尔也能高升。但绝大多数官吏都出身世家，这些家庭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科举应试者。尽管中国传统律法禁止官吏回乡任职，以免其家族权势过大；但这并不妨碍官员与任职省份的士绅地主阶层交好，因为毕竟他们是“同类人”。
19世纪，随着西方国家不断强迫中国对外开放门户，开启了新的历史阶段，这意味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被摧毁。西方人引进诸多新的财富和权力，但传统秩序中最有权力、最富有者并不欢迎他们。因此，中国官吏们尽其所能地抵制西方人。最先转变态度的是居间的商人而非官吏。如果外国人提供比士绅阶层更为丰厚的利润，商人们愿意成为他们的掮客。然而，有些商人也进入士绅阶层，数百年来培养地主和官吏的家族也开始发生转变。
如今，产业多样化的家族在中国占据主要地位；他们继续持有大量土地资产，同时又积极投身于商业、工业和银行业。手工业阶层正迅速脱离农村和农民家庭，转变为工业无产阶级。最后受影响的是农民。由此，农民的命运便决定了全国的命运。如果全国其他阶层都在发生变化，而农民被迫继续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中国将成为一个放大版的日本，在某些方面的工业发展水平很高，但是总体上不平衡。日本工业机械化的提高与农业劳动力的水平之间差距越大，危害也越大。要么解放农民，让他们获得与其他阶层同样进步的平等权利，要么压榨劳工，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破坏整个国民经济，再现日本的情况。
无论我们如何将民众、个人或国家看作近期环境的产物，“中国人来自哪里？”这仍是试图理解他们的相关问题。关于中国人的来源，需要从史前遗迹中寻找答案。就我们所知最早的中国人是北京猿人。大约50万年前，他们生活在华北地区，人类学家对其遗骸进行研究，尤其是头盖骨和牙齿，认为北京猿人是如今华北地区人类的远祖。这些遗骸发掘于1927年北京附近的乡村，是我们已发现的最古老、最原始的人类遗骸，而且不止一副骨骸或部分头骨。
如果你在某处只找到一块头盖骨，不能绝对肯定他有多典型、多特殊，正如尼安德特人或皮尔丹人。
我们有一整套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其中包括男女老少。因此，我们对这个群体类型有了一定的认识，包括他们从年轻到年老的变化。此外，对头骨的研究，尤其是对牙齿的研究表明，就北京猿人与现存人类的关系而言，他们与华北地区的人们有一定联系。这是我们最古老的证据——尽管含有一定的推测，但它证明了北京猿人从公元前数千年
直到今天非常明显的连续性，以及在同一地理区域内进化的连续性。
北京猿人生活在旧石器时代。他们在洞穴里生火，以粗石块为工具。新旧石器时代的区别在于，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掌握了如何将石器打磨成边缘锋利的工具的技术。大量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广泛分布于中国各地。其中，有人以打猎、捕鱼、采集各类食物为生，包括水果、坚果、浆果、可食用的树根和野草种子。华北地区的人们掌握了种植小米的技术；华南地区的人们或许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种植水稻。狗和猪是最先被驯化的动物；继而，羊、牛和马也被驯化。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使用石刀、石斧、长矛、弓和箭。他们编篮、织布，还制作大量陶器，有些是用陶轮制作的，有些非常美观。
公元前3000年以前，黄河河曲附近成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一地区松软的土地或许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因为粗笨的原始工具在黄土地上易于使用，可以生产更多的食物，形成更大的社区，社会组织得以更迅速地发展。或许人们还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开掘沟渠，以进行灌溉。
可以肯定地说，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国的史前文化，实际上还是早期的中国文明。黄河文明逐渐向东扩展至沿海平原，向南延伸到长江流域，席卷了新石器时代早期其他的部落，并与其融合。诸多部落后来演变成政权。在长江流域崛起的其他国家挑战了北方诸国的霸权。中国在长江以南山地和亚热带荒野丛林的发展较慢，但土著部落开始逐渐被融合，或部分被吞并。最终，中国逐步发展到蒙古高原、中亚沙漠边缘、青藏高原，以及与中南半岛接壤的边境。
中国人的发展与传播过程，可以解释他们为何具有如此的同一性。世界上没有其他民族像中国一样拥有这么庞大的人口、高度统一的物质和文化。孔子于数千年前提出的做法，可以解释中国人的态度：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换言之，如果你表现得像“蛮夷”，你就会被当作“蛮夷”对待；如果你表现得像“华夏”人，你就会被当作“华夏”人对待。中国已发展数千年，控制了广大领土；但不论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移民的速度都相当缓慢。当然，这个过程伴随着战争和杀戮，充斥着中国人的传奇轶事。然而，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人，只要愿意说汉语，接受中式的服饰与耕作方式，人们就会不带任何偏见地将其视为中国人，这似乎是一个规律。
直到300年前的清朝初年，汉族仍主要局限于中原地区。他们在近300年里才到达许多地区，涌入东北和内蒙古，移居台湾和朝鲜半岛。
中国人还作为劳工，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夏威夷、加拿大、南美洲、墨西哥和美国。极少数中国人到达欧洲。最初以劳工身份前往中南半岛、缅甸、马来亚、暹罗、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各地的中国人，后来迅速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富裕商人、银行家和实业家。
除移居东北和内蒙古的北方人外，绝大多数移居的中国人均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虽然华侨总数只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但他们为祖国输送大量财富和新思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孙中山，他一生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夏威夷等国外地区，他在接受西方教育后回国，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比任何同辈的中国人都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