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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3年11月至苏联解体，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ONA）一共开展了三个项目：
●第一是对特定的作战领域和战区进行针对性的评估，以为国防系统的领导者提供决策支持，从而更好地展开与苏联的长期竞争；
●第二是努力校正被明显低估的苏联“防务负担”，所谓“防务负担”是指苏联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用于军事力量以及其他国防目标的开支所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第三是开展包括学习经验教训在内的特殊研究，例如，追踪赎罪日战争和福克兰群岛战争；与法国、以色列、日本等国的军事机构开展研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净评估办公室致力于筹备对未来安全环境的预测，并且考察了天基导弹防御系统的成效。
值得补充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净评估办公室着重探讨了美国“军事事务革命”（RMA）的性质与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景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其他的研究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了与当代“军事事务革命”相似的大规模防务变革，并且对“为什么有的军事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变革中成就斐然，而其他组织却劳而无功”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本章回顾了净评估办公室在前两个项目上的工作成果，并且对其起源进行了追溯，这些工作成果所使用的方法和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由兰德公司所开发的。净评估办公室的一些研究开了学术先河，其内容包括研究美国和苏联国防政策趋势与双方的不对称性差异，以及建立长期竞争框架以达到战胜苏联的目的。
净评估办公室开展的特定类型的评估是为了向国防部长及军种负责人提供深刻的见解，以帮助他们在与苏联的长期竞争中作出比原本更好的决策。净评估建立在与苏联进行长期竞争的共同信念之上，而长期竞争的观点在当时远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每项净评估都试图阐明美国和苏联及双方盟友行为的趋势和不对称性差异，其目标是尽可能反映双方在过去20—30年中的关键竞争领域和重大战略差异。这些评估试图找到苏联与美国行为模式差异背后的地理、文化、历史、组织结构和其他因素。尤其是关注对美国有利或者可以为美国的战略所利用的不对称性机遇。大多数领域的评估每隔几年重复一次，这些评估伴随着对双方竞争领域和竞争实践理解的不断深入，以及分析方法的发展或完善而不断改进。
上述类型的净评估程序并非唯一的，事实上，当1972年被要求在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工作人员中建立或重建一个净评估小组时，我询问需要什么样的净评估，得到的答案是开发一种可以用于预测近期战争或战役结果的评分方法，例如发生在欧洲的军事冲突，或者涉及多个战区的全面战争。这激发了我对现有战争模型是否足够完善的质疑，以及应当对多少个导致战争的替代性场景进行检验的疑问。
出于种种原因，我并不相信自己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或者说不相信这项工作能那么有用。之后我碰巧遇到了退役归国的美国驻欧洲陆军总司令詹姆斯·H.波尔克（James H.Polk）将军，他提到他曾努力从下属那里了解苏联军队的实际情况，然而并没有获得太多的信息，但他尽力收集苏军的传闻，以便让他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些传闻与苏军在演习和训练过程中遇到的作战问题有关。苏联军队存在诸多问题，其主要症结是应征入伍的士兵技能水平低下。当我提到在净评估的过程中，所偏好的分析方法包括寻找“关键的不对称性差异”时，波尔克将军大受鼓舞。
我认为这样的分析流程无法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取得成功，而随后来到国防部倒的确使之成为可能，我和詹姆斯·R.施莱辛格（James R.Schlesinger）国防部长在考虑到开发数据库和分析方法所需的时间之后，就什么事情“有用”以及什么事情“可能有用”达成了一致。我之所以能来到国防部，是因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A.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和施莱辛格达成了一项约定。大约一年前，施莱辛格看到了一份首次由跨机构部门开展的关于美国和苏联地面部队净评估报告，他表示希望对欧洲的战略核力量、海上力量和中欧前线这三项内容开展评估。此外，净评估办公室的活动还将包括一些特殊研究——例如，回顾近期的军事冲突并吸取经验教训，以及如下所述的，用更广泛的方法评估苏联在美苏竞争中的能力。施莱辛格规定这些净评估项目必须坦率地汇报问题，并且由他决定谁应该看到这些报告。
于是，诊断性的净评估成果开始产出，这些评估有助于施莱辛格及其继任者作出更好的决策。我认为约瑟夫·E.洛夫特斯（Joseph E.Loftus）开发的一些方法对此类评估大有助益，这些方法是1954年秋季他来到兰德公司时向我介绍的。洛夫特斯自1950年至1954年中期一直为空军情报部门工作，在兰德公司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期间，他阅读了兰德公司题为《下一个十年》的内部论文。这份文件由伯纳德·布罗迪、查尔斯·希奇和我共同撰写，试图为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提供见解。1954年12月，洛夫特斯撰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下一个十年中的十分钟》，这篇文章的结论与我们的文章存在一些分歧。
当洛夫特斯于1955年初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后，我们便同在兰德公司的经济研究部门工作。我们开始讨论为什么他会认为《下一个十年》一文过于悲观，洛夫特斯的观点基于他对苏联历史以及美国在（今天所称的）战略核平衡中的行为的重构。洛夫特斯特别强调了由约瑟夫·斯大林发起，并且由特殊部门管理的几项计划，其目的是弥补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之间的差距，这些计划需要花费大量资源，这表明苏联面对的主要挑战不同于美国，而且苏联正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与美国展开竞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启动了一项耗资巨大的防空发展计划。这项计划除了为莫斯科等主要城市提供保护外，还包括为战后另一项重大计划投资提供保护，这便是斯大林推动下的核武器开发项目。1943年前后，苏联在获取美国的原子弹设计方案后便组织人力制造本国的原子弹。由于缺乏裂变材料，所以苏联启动了一项生产裂变材料的特殊计划。苏联生产裂变材料的基地受到防空部队的保护。洛夫特斯有理由相信，1947年苏联生产的一半混凝土和四分之三的不锈钢被用于核设施的建设。
通过对苏联投资轰炸机和导弹的观察，洛夫特斯推断出了这场竞争中的另一个重大的不对称性差异。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便坚信苏联致力于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而不是使用轰炸机对美国境内的目标发起核打击。这意味着，当美国的多数分析者还认为苏联轰炸机对美国的威胁与美国的轰炸机对苏联的威胁相同时，洛夫特斯却已认识到苏联的洲际打击能力极为有限。洛夫特斯和我推测，导致这种不对称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原因：（1）苏联缺乏对飞行员的信任；（2）缺少临近美国的基地，用以补给燃料和维护受损的飞机；（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便缺少英勇飞行员的传统，又或许是这些因素的结合。在美国，尽管原子能委员会（AEC）最初负责对核武器的监管任务，但其中一部分于1952年被部署至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下属的基地，随后轰炸机便开始了空中戒备任务，但是苏联人从未将核武器的监管权授予军队。
洛夫特斯与兰德其他同事使用的评估方法大不相同。为了协助空军，兰德公司需要对苏联军队及其未来10—15年的态势作出预测。一些人认为，这种情报工作和预测应该基于数据，包括从苏联内部窃取的计划。而洛夫特斯和我认为，需要更加系统性的方法，开发这种方法是可能且必要的。新方法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苏联资源分配的趋势。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都知道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当苏联在防空领域投入大量资金时，便意味着像海军这样的其他军事能力无法得到同样数量的支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轰炸的调查显示，尽管德国国防军在欧洲各地开展行动，但是德国三分之一的开支被用于防空。调查结果强化了一种观念，即在防空领域的投资可能代价高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投资的模式会被对手察觉，考虑到未来的前景以及竞争中的不对称性差异，这种发现可能具有启示性。
诊断性的净评估方法更多地融入了我对组织行为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期，洛夫特斯和我考虑进一步完善我们的预测，我们一边观察苏联资源的分配趋势，一边研究苏联的组织机构如何分配和争取资源。这使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对苏联人的行为有着怎样的了解？我想到了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和詹姆斯·G.马奇（James G.March）的合作成果，并重新阅读了他们关于组织机构的著作，之后拜访了他们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同事，这帮助我完善了对预测思想方法的改进。
对我未来在战略领域的思考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在这一时期结识了哈佛商学院的乔·鲍尔（Joe Bower）和罗兰·克里斯滕森（Roland Christensen），他们培养了很多未来的首席执行官，并在各自的领域展开竞争。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学生会被问到以下问题：
●你究竟从事的是什么行业？
●在行业中谁是你的竞争者？
●你的相对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这些问题旨在帮助企业的领导者制定一项战略，战略目标是以牺牲竞争对手为代价获取市场份额，甚至将对手赶出市场。这个学术方向启发了我后来在净评估发展的过程中，关于构建与苏联进行长期竞争框架的思考。
直到1963年，洛夫特斯都是我的主要合作者，那一年我前往巴黎参与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分配给兰德公司的项目。当我离开后，洛夫特斯退休了。但就在我启程前往欧洲前，施莱辛格加入了兰德公司，1965年春天我回到公司后，我们开始就长期战略竞争框架的构想展开合作。与乔治·F.凯南（George F.Kennan）制定“遏制战略”（的目标）相一致，美国的目标是比苏联活得更久，并且鼓励苏联将资源投入对美国威胁较小甚至对美国有利的活动中去，施莱辛格带着这样的想法来到了兰德公司。他早已对情报系统作出的评估产生了怀疑，情报系统估算苏联军事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即防务负担）的6%—8%。施莱辛格认为这个比率被严重低估了。因此，他不仅鼓励我们关注美苏两国在特定作战领域的做法，还鼓励广泛比较双方的防务负担。
我接替施莱辛格成为兰德战略研究部的主任，这个岗位由亨利·S.罗文（Henry S.Rowen）创设，1968年末，在进入尼克松的过渡团队前，施莱辛格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个月。在战略研究部，我撰写了一篇关于长期竞争的论文，这篇论文完成于1969年的春夏之交，并且由兰德公司于1972年出版。这篇文章提出要为一个负责核领域战略竞争的小组划定职权范围，从而使其能够为核领域的战略竞争制定备选方案。基于运用相对优势和劣势的初步想法，我列出了关于制定战略和目标的一些思考。我本打算运用这项成果引发对正在实施中的美国战略的讨论。但是在1969年的夏末秋初，当我结束了与妻子共度的长假后，我便于感恩节前后来到了华盛顿，因为我被基辛格招募至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研究工作。
当我转入国防部工作后，施莱辛格想让我继续研究有关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估算和防务开支替代性评估方法，以及继续开展对战略核力量、海上力量和中欧前线的评估工作。很快，数个其他的净评估项目被加入进来，这些项目包括一个被称为的“投资平衡”的评估，即通过对资产存量（例如军事装备）与消耗品（例如燃料和弹药）的对比来评估美国和苏联防务开支所占的份额。最后，我们对朝鲜半岛以及北约的北方侧翼，以及广义上的亚洲（军力）平衡作了战区评估。此外，我们还研究了反潜战、指挥与控制以及军力投射等作战领域。总之，我们进行了十几项净评估，其中部分净评估项目还开展了多次。直到1986年左右，我们关于中欧前线的评估才配得上“A”级水准，对战略核力量的评估与之有些类似。最终，这些成果总是阴差阳错地以一种更好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由于对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和军事开支的估算工作与净评估的项目同时开展，这便证实了施莱辛格和我的怀疑，即苏联防务负担被普遍低估了。一位名为伊戈尔·伯曼的苏联经济学家在7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后，对情报系统关于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估算提出了质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50%—55%，并且占比还在增长。事实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苏联正迎头赶上，甚至有预测认为1990年苏联将超过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这个问题上，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能够作出独立且批判性的论断。
20世纪70年代末，人口学家默里·费什巴赫（Murray Feshbach）正在对苏联义务兵的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净评估办公室资助了一个采访俄罗斯移民的项目，以了解苏联的征兵体系。费什巴赫指出，虽然传统上苏联军队以斯拉夫人为主，但来自中亚地区俄罗斯裔兵源比例在每年新增入伍的士兵中逐年提高。采访显示，中亚族裔血统的士兵被分配到非战斗岗位，例如铁道部队和建筑部队，或者在一线部队担任炊事员或者杂务工作。他们不能作为坦克手服役，因为他们得不到信任或者俄语不够流利。参与军事训练的部队在声明中抱怨义务兵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不佳。费什巴赫认为这些问题与环境污染有关，比如水源中存在重金属。
最后的评估显示，苏联新征士兵较低的技能水平影响了装备维护以及驾驶和读地图这些基础能力，而美国军队无需面对这类问题。这个结论有力地支持了波克尔将军在70年代初和我分享的关于苏联军队局限性的见解。到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顽疾困扰着苏联，当罗纳德·W.里根（Ronald W.Reagan）入主白宫时，这些研究成果与里根政府要在长期竞争中要重新占据优势地位的倾向相辅相成。
我和洛夫特斯，特别是和施莱辛格在兰德的工作成果，最终孵化出了长期竞争框架。这体现了净评估的特征，即旨在协助国防部长和各军种的首长对未来作出决策。尽管其竞争框架并不是唯一可行的评估方式，但在执行净评估的过程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长期竞争框架有助于引发人们对“竞争者如何维持其竞争能力”的关注。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调查研究一国军事行动的规模、维持国内权力、经营海外帝国、海外力量投射以及其他诸多领域。如果一个政权的最高宗旨是保护领导阶层和维持对国家机构控制，那么它可能存在向防务领域投放过多资源的趋势。
仔细地回顾历史可以获得深刻的洞察力，这是我通过学习洛夫特斯的经验得到的启示。洛夫特斯对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行为进行的重构，有力地揭示了冷战期间苏联行为方式的特点具有持久性的缺陷以及不对称性。最重要的是，他的见解表明了苏联人是多么的不同，并强调了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而不是假设竞争对手和我们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