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净评估办公室

马歇尔在五角大楼一经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发一种能够详细比较美国及其竞争对手/敌人军事力量的评估能力，这种想法早在1971年和1972年就已经萌芽。在1977年布朗接任拉姆斯菲尔德后，马歇尔的净评估办公室开始向布朗提交冗长且高度保密的评估报告，而在施莱辛格的领导下的净评估还没有布朗时期的那些特点。评估长期趋势所需的数据需要多年的收集，特别是关于北约部队数据。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的兰德公司，施莱辛格和马歇尔私交甚笃，在智识上难分伯仲。施莱辛格意识到，以马歇尔的聪明才智，他可以在缺乏基础数据的情况下发现事物的运行模式及背后的含义，而大多数人需要详细和全面的信息才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因此，在施莱辛格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不需要冗长的净评估。相反，马歇尔定期到五角大楼的办公室拜访施莱辛格，用各种图表、表格和碎片化的信息来报告各种军力平衡情况。 即使当马歇尔和施莱辛格夫妇在一起旅行时，两人也有独处的私人时间。这种关系使马歇尔能够以非正式、非结构化的方式向施莱辛格传达净评估的情况。

在1975年万圣节前后的秋天，事情开始起变化，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任命拉姆斯菲尔德取代施莱辛格成为国防部长。在被媒体称为“万圣节大屠杀”的事件发生后，马歇尔打算回到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但拉姆斯菲尔德明确表示，他希望在施莱辛格制定的准则下继续开展净评估。意识到一个简单的图片或表格已经不足以表现美苏之间在各领域的军力平衡状况，马歇尔开始敦促他的下属准备更全面的评估。

在哈罗德·布朗接替拉姆斯菲尔德之后的1977年初，净评估办公室在一堆令人生厌的评估中，完成了其中的前两项。第一项是于2月完成的关于美苏反潜战（ASW）评估；另一个在3月完成的关于美苏战略核力量的评估。1978年，马歇尔又向布朗递交了五份评估报告，包括对北约—华约军事平衡的评估、军事投资评估和海上力量评估。在这七份评估报告中，只有彼得·R.班克森（Peter R.Bankson）中校撰写的“欧洲军力平衡”被解密。由于几乎所有净评估办公室的评估报告仍处于保密期，所以，关于其报告的内容和结论只能根据印象泛泛而论，很难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尽管缺少解密的文件，但表2.1仍然提供了这一时期的一些见解，例如净评估的总体结构以及分析人员试图考虑的广泛的影响因素和力量。正如净评估办公室1978年“欧洲军事平衡”（表2.1b）的目录所示，评估强调了三个需要国防部长注意的问题。在评估的背景中，这三个问题基本都是难以解决的烫手山芋，而非美国和北约可以利用的机会。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战争可能以怎样的方式在欧洲发生。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开发一套更丰富的场景想定，迫使联盟思考危机管理，在紧张局势升温时增强威慑，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至战争的转换，并加快动员。 第二个问题强调对苏联无线电电子战（REC）的认识，即苏联无线电电子作战条令远比北约的条令更重视指挥、控制与通信（C3）对战斗力的关键作用。苏联把指挥、控制与通信作为对战争影响日益增加的关键因素，并开展了在美军从未有过的全面研究。苏联为破坏和摧毁北约营级及以上单位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而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且对己方的指挥、控制与通信系统做了更加广泛的加固工作，而北约或美国驻欧的军队并没有采取能和苏联相媲美的加固措施。美国对指挥、控制与通信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分散、临时的，基于战术而非战略性的考量，而且更注重数据处理和传感器。 评估强调的第三个问题是，虽然欧洲地区对战争的威慑取决于苏联对北约和华约之间“力量对比”的感知，但我们对苏联如何实际评估欧洲军事力量平衡的理解十分有限。

当然，最后一个问题与另外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息息相关，即是否能通过威慑避免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面核战争。马歇尔在1982年写道：

由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广泛的活动威慑苏联，所以任何对战略（核）平衡的充分评估都应该包含一项主要内容，即应尽全力在最大程度上以苏联的方式去评估战略平衡。而不应该是在对导弹精度、发射井硬度等方面做略微改动后进行标准的美国式计算。更确切地说，评估应该尽可能地按照苏联人建构的方式进行，使用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场景想定以及他们偏好的标准和方法去衡量结果。这不仅是一个微小的逻辑问题，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和美国在评估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苏联的计算可能会对场景想定和目标作出不同的假设，注重不同的变量，兼顾远程和战区力量（包括战区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并且可能在技术评估层面进行不同的计算，使用不同标准衡量效能，也许还会使用不同的评估过程和方法。 ^[19]

当以上这些话开始出现在《政策科学》期刊上时，将评估建立在“更深入理解苏联”基础上已经成为净评估办公室中两到三条最重要的准则之一，以帮助对苏联军事平衡的研究。 ^[20] 因为净评估办公室对美苏战略核力量平衡的评估都没有解密，所以很难就其结论做过多的讨论。然而，到1983年底美国国防部长/中央情报主任（DCI）对美苏洲际核力量的联合评估完成之时，马歇尔有信心认为基于理解苏联的评估有了相当大的进展。事实上，基于“更深入理解苏联”的评估似乎是净评估办公室和中情局在20世纪80年代初判断美国战略核力量足以吓阻苏联发动对美国本土核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至少在这个（核）领域，净评估办公室对军力平衡充分性的判断上与中情局一致。中情局将他们所认为的苏联领导人对核冲突的感知写进了报告中 ，这份报告就是《国家情报评估（NIE）11-3/8-83：苏联应对战略核冲突的能力（1983—1993）》，其中重点关注了苏联的战略、规划、作战和能力。尽管存在情报缺口和不确定性，而且苏联核力量仍在持续现代化，但《国家情报评估11-3/8-83》得出的结论表明：“苏联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在正常的和平时期发起核突袭；我们认为苏联也不太可能发动相似的攻击。” 1982年2月的《国家情报评估11-3/8-82》作出了类似的判断：“苏联领导人已作出公开声明，与美国的核战争将是一场灾难，如有可能，必须加以避免，他们认为核战争并非必然发生。” ^[21]

这些关于苏联对核战争态度的判断似乎是准确的。20世纪90年代初对苏联高级参谋人员的采访显示，虽然苏联领导人认为核力量具有政治和威慑价值，但到70年代初期，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洲际核力量没有军事用途，应该避免使用。 ^[22] 因此，尽管苏联这一时期与美国达成了大致的核均势，但净评估办公室得出结论却认为“美苏战略力量的规模和能力达成了充分的平衡” ，在冷战的剩余时间里，马歇尔仍然维持这一判断。 6fNNhCOZ26LtlQXsyosJjBb1qL1Fjs2i6rB+OeZdoPBHbT7UJwWldXfaFfWFvT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