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净评估

小约翰·S.福斯特（John S.Foster, Jr.）于1965年至1973年担任国防研究与工程主任（DDR&E）期间，聘请了尼尔斯·弗雷德里克·威克纳（Nils Fredrick Wikner）担任他的特别助理，负责对美国和苏联的军事武器装备进行威胁评估，并跟踪苏联武器的发展，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技术突袭的风险。 由于该评估仅聚焦于武器装备，所以相比于后来马歇尔净评估办公室的军事平衡研究，技术净评估结果所涉及的内容范围更窄。当马歇尔在1973年担任施莱辛格的净评估主任时，两人很快确定了净评估办公室应集中于在军事竞争的三个主要领域展开工作：（1）评估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核力量的平衡，因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阻止核战争的爆发；（2）评估北约和华约常规军事力量平衡，因为欧洲爆发的常规战争可能成为美国和苏联全面核交换的“导火线”；（3）评估美国和苏联的海上力量平衡，因为海上力量可以体现力量投射和战略流动性的总体能力。 1974年8月，净评估办公室的核心研究领域增加了一项内容：（4）即对两国军事投资平衡的评估，该项目着眼于比较美苏的国防经济，尤其将苏联在研发（R&D）方面的投资看作最重要的指标。之所以增加对国防投资领域的评估，是因为施莱辛格对中情局负责的苏联国防负担（军事和军事相关支出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评估结果持怀疑态度。在1973年上半年施莱辛格担任中情局局长的短暂时期内，他对这项评估的怀疑达到了顶峰。施莱辛格和马歇尔作为经济学家，他们发现中情局的国防负担评估与另外两个判断相矛盾：第一，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至少是美国的一半；第二，苏联的国防开支一定比美国高出150%—160%。 ^[15] 综合这两个判断，中情局本应推断出苏联的军事负担至少比美国多一倍。然而，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师坚持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军事负担与美国相同，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或7%。 ^[16]

将苏联的国防负担作为重要评估内容表明净评估办公室意图将更广泛的背景因素与单纯军事评估相整合。对战略核武器、两大阵营在中欧的军事力量以及双方海上力量平衡的评估不仅旨在比较对阵双方的人员数量和装备类型，还希望将军事学说、地理环境和地形、动员能力、训练、后勤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战争结果的定性因素考虑进来。对武器系统的各项技术的比较也可以被涵盖在净评估办公室的评估中，但对武器技术的评估范围显然要小于净评估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净评估办公室的美苏国防投资比较与国防研究与工程主任的技术评估在一个领域存在重合，那就是估算苏联武器系统的经济成本。据估计，美国F-4战斗机的成本是苏联米格-21战斗机的4倍，如果米格-21能够在总体上代表苏联武器装备，那么这一估计暗含了美苏在长期内能负担得起多少前线装备。

除了研究广度和领域的问题，提及国防研究与工程主任旗下的技术净评估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效仿开始安德鲁·马歇尔，思考全面的净评估将涉及哪些内容。威克纳要求兰德公司评估美国和苏联关于研发、测试与评价（RDT&E）的计划、系统和技术。 而这一任务被分配给了马歇尔，他在1971年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所有净评估方法都存在不合理之处，因为缺乏必要的数据库，而且在单一领域的比较也是不充分的。 但是，如果美国想寻求一个更具选择性的研发战略以成为更有效率的长期竞争者，那么更好的做法是，将各领域军事技术的评估纳入对苏联武器装备的评估中。 马歇尔认为，制定这种战略的必要性在于，苏联正“在美国以前轻松领先的部分领域超过或挑战我们”，因此必须开发“一些广泛的诊断性评估”，来详细了解美国“相比苏联做得如何”。 这一观点成为马歇尔后来发展诊断性净评估的核心主题。 7QkSOcFv5E9x9OaP5Mcs8IPgD9ojI7c0FaluJf9MicCF3egiS9AURR82htWAWA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