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净估计

在1954年初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总统哀叹道，他收到的国外情报既没有明确区分苏联的能力和意图，也没有将美苏两国的能力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比较。 ^[9] 他希望得到一份能够与肯尼思·斯特朗（Kenneth Strong）少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他准备的指挥官评估相媲美的报告。因此，他委派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W.杜勒斯（Allen W.Dulles）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阿瑟·W.雷德福（Arthur W.Radford）共同准备一份报告，对和苏联进行全面战争可能导致的结果进行净估计。杜勒斯将这项任务委托给美国国家估计委员会（National Estimates Board）的哈罗德·R.布尔（Harold R.Bull）中将，后者又选择了雷·S.克莱因（Ray S.Cline）在五角大楼从事评估工作。雷德福指派海军少将托马斯·H.罗宾斯（Thomas H.Robbins）监督联合参谋部的工作。然而，罗宾斯将这一职责委托给参谋人员，据报道这些参谋人员最初对于如何评估根本无从下手。 ^[10] 最终，克莱因同时承担了组织分析和撰写报告的工作。

克莱因利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授权，获得了五角大楼地下室第一代真空管计算机的使用权，并邀请华盛顿地区有经验的兵棋推演人员到五角大楼工作。 ^[11] 此外，他还将攻防双方之间的互动简化为公式，使“战争”能够在计算机上“打”起来。通过这些方法，克莱因得出了他后来所说的有趣发现，其中重要的发现是，苏联利用其处于劣势的远程航空兵所发动的攻击是一种绝望的行为，美国广泛部署的雷达预警系统将阻止苏联远程航空兵的突然袭击。 ^[12]

1954年在克莱因监督之下所进行的净估计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定期开展净评估的常设组织。尽管如此，相较于特别评价小组委员会在1953年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140/1号文件）中的结果，净估计关于损失的评估更为合理，尽管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并非克莱因后来所引述的。 柏林封锁和朝鲜战争后，许多美国国家安全界人士担心苏联可能会为了统治世界而很快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在1976年回顾历史时，克莱因认为1954年的净估计和当时的《国家情报评估》（NIE）都“成功地将苏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降低到作战计划人员认为合理的比例”，从而利用分析为美国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13]

根据克莱因的说法，1954年的净估计得出的关于苏联威胁的分析结论是建立在使用计算机对美苏核战争可能结果的分析之上的。然而，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有强有力的理由质疑那些由最先进的计算机模型预测出的战争结果。正如兰德公司的保罗·戴维斯（Paul Davis）在1988年所观察到的：“战争对于许多因素都非常敏感，而并非仅仅对那些经常被讨论的因素敏感。”这种敏感性会产生巨大的不确定性，以至于谈论“最佳估计”的结果是没有意义的。 在使用最先进的兵棋推演模型（即兰德的战略评估系统）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冲突结果后，戴维斯总结道：

……多场景兵棋推演的分析结果与简化论者的分析结果相矛盾：在模拟中，假设的微小变化往往被天真地认为无关大局，但微小的变化往往会给战争结果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甚至替代性改进措施的相对价值也会随着场景的变化而大为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至关重要的措施或能力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无关紧要。

这些剧烈的波动并不是分析的产物，而是职业军事指挥官和历史学家自古以来就知道的一种情形，即战争是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现象——例外也有出现，例如，一方拥有压倒性的实力（这种情况不可能在欧洲出现）。此外，战术、战略和其他人为因素在重要性上也不分伯仲。

尽管计算机模拟的战争结果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正如克莱因在1954年的净估计中得出的结论认为的那样，人们对苏联即将动用远程航空兵核突袭美国的观点有着充分的怀疑。当时的通信情报会向美国领导人充分发出苏联远程航空兵准备发动核打击的警告。值得强调的是，美国和苏联的核态势完全不对称，苏联领导人由于担忧心怀不满的飞行员使用核武器对苏联政府反戈一击，所以他们对操纵核轰炸机的机组成员存在着很深的不信任。苏联甚至都没有在远程航空兵基地储存核武器，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即便核武器运抵基地，苏联远程航空兵仍需要6到8个小时才能将核弹装载到等候已久的飞机上。 ^[14] 相比而言，在冷战初期，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不仅允许战略空军司令部在自己的基地储存核武器，而且对机组人员保有充分的信任，在15分钟的地面警戒中，允许机组人员在搭载了核武器的轰炸机中待命。20世纪60年代，美国允许飞行员驾驶搭载了核武器的B-52轰炸机执行空中警戒任务。

在苏联开始部署洲际弹道导弹（ICBM）后，马歇尔和他在兰德公司的同事约瑟夫·洛夫特斯得出结论，认为即使是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也“不是为了快速反应的目的而设计的”，而快速反应能力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在整个冷战期间威慑态势的核心。 美国和苏联在核武器控制上的差异揭示了苏联核态势的弱点，这些弱点在美苏战略力量的比较中很少暴露出来。 因此，尽管与通常采用的量化兵力交换计算结果不同，但克莱因在1954年的净估计中弱化苏联威胁的结论仍是有道理的。 qKqu8RnUGDAzr3E9oI629L9Lhijt157tE0Bovh57WdFqwx+S790Wax9r+MZnoV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