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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在起居室。耷拉着脑袋，脸一动不动，松弛。没有张开嘴，但从远处看，就像嘴张着一样。
“我的手不听使唤了”，她说（她的洗漱包，她的开衫，一切）。所有东西她都抓不住了。
她想马上看电视。她等不及我先把餐桌收拾干净。现在她什么事都不理解，除了她自己想要做的。
每天晚上，我们上楼扶她上床睡觉，大卫和我。在镶木地板铺上地毯的地方，她把腿抬得高高的，好像她要下水了。我们笑，她也笑。刚才，当她刚高高兴兴躺到床上，想给自己涂点面霜时，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所有东西，她对我说：“我要睡觉了，谢谢你， 女士 。”
医生来了。她说不出自己的年龄。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有过两个孩子。“两个女孩”，她说。她把两个胸罩一个穿在另一个上面。我记得那一天，她发现我穿了一件胸罩却没有告诉她。她大喊大叫。我十四岁，那是六月的一个早晨。我穿着连衣裤，正在洗脸。
我又开始胃痛了。我对她，对她的失忆，已经不再生气了。毫不在乎。
我们去商业中心。她想买菈·芭哲瑞最贵的一款包，一个黑色皮包。她反复说：“我想要最好看的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包。”
之后我带她去莎玛丽丹百货公司。这次是一条裙子和一件长袖羊毛开衫。她走得很慢，我要搀着她。她无端地笑了。女店员们奇怪地看着我们，露出尴尬的神情。我并不尴尬，我傲然睨视她们。
她问菲利普，很焦急：“你是我女儿的什么人？”他哈哈大笑：“她丈夫！”她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