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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一开始并不是一个关于孤独的课题，而是一个日本自杀问题的研究项目。正是通过这个自杀研究，我才逐渐发现孤独是一个关键的潜在问题。1998年，日本的自杀率突然急速上升，部分年龄组的自杀率上升了50%。在随后的几年中，日本自杀率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这在日本引起极大恐慌，并引发许多问题。最初，人们认为自杀率飙升源自两个问题——日本的经济停滞和抑郁症，特别是由失业等因素引起的抑郁症。自杀人数飙升被视为一个主要影响四十多岁至六十多岁男性的问题。由于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他们面临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失业的状态。
然而，这个想象从一开始就是残缺的。首先，自杀率的激增不仅发生在工作年龄的日本男性中，还发生于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多个年龄段，他们在一年内的自杀率增长了50%。其次，经济停滞导致抑郁症并导致自杀的叙事不符合那些自杀未遂或自杀既遂者的主观报道，也不好解释互联网集体自杀这种全新自杀形式的出现。
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非正式工作（兼职和临时工作）的同步增加不仅影响了中年人，也影响到在后泡沫经济中长大的年轻一代。日本年轻人受到重大影响的两个标志是“尼特族”（NEET）
的崛起，以及社交退缩（social withdrawal）现象的增加，即“蛰居族”（hikikomori），这类年轻人会长时间（比如六个月到几年）待在他们的房间或家中，保持蛰居状态，完全依赖父母或照顾者提供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2003年，我发起一项针对经常访问日本“自杀网站”的人的研究。
我想了解日本自杀率为什么飙升，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许多新的自杀形式，尤其是互联网集体自杀，即人们线上聚在一起，然后同意见面集体自杀，尽管他们是陌生人。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杀网站的网友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很少与失业或工作条件有关，也无关于抑郁症。相反，他们所呈现的最常见主题是孤独、缺乏人生意义，以及缺乏被他人需要的感觉。这些都不是日本学界或媒体讨论自杀的共同主题。然而，当我在自杀网站发现这些常见主题时，我意识到这些相似主题正在日本以各种形式出现。它们出现在书籍、电影、电视节目，以及我称之为“亲密关系的商品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intimacy）的新型陪伴服务中。我意识到我的研究不仅要关注自杀，还要关注日本年轻人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的潜在问题，尤其是孤独问题。
一些社会评论家指出，这些潜在问题影响着整个现代社会，不仅仅是日本。201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写道：
我们都需要被需要……［在繁荣的国家］问题不是缺乏物质财富，而是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不再有用、不再被需要、不再与社会融为一体……与五十年前相比，今日美国失业的劳动年龄男性是原来的三倍。这种模式正在整个发达国家发生，其后果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感到自己多余是对人类精神的打击。它导致社交孤立和情感痛苦，并为消极情感的扎根创造条件。
这类社会评论家常常认为，人们过于关注物质福祉，而忽视福祉中更多的人性、情感和社会层面，导致焦虑、孤独和意义丧失的问题日益严重。正如我们会看到日本政治经济学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对物质福祉的狭隘关注正在导致主体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