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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传统来说，自杀在日本被认为是一种个体自由意志的表达。
“决绝自杀”的说辞仍然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表明自杀可以是一个有自由选择的个体理性决定，因此自杀是一个在必要时值得尊重的选择。
日本人类学家北中淳子（Junko Kitanaka）认为，尽管日本自19世纪后期以来就成立了精神病学，但精神病学家很少能影响日本人界定自杀概念的方式。她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日本人长期以来将自杀正常化，甚至美化它，并尊重它作为个体自由的行为。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尤其是在与日本人聊天和访谈时，我意识到这种传统观点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它并没有将自杀作为道德错误的道德判断施加给死者家属，而是通过不评判或不去谴责自杀，保留对自杀者或被抛下者之精神痛苦的尊重。
同时，传统观点所缺乏的是对自杀预防的促进。人们必须认识到，自杀并不总是由个体经过认真思索后作出的理性决定。相反，即使是在自杀的那一刻，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往往是矛盾的。
作为预防自杀的领军人物之一、日本“生命电话”（Inochi no Denwa）自杀热线的创始者，斋藤由纪夫（Yukio Saito）在与我的对话中很遗憾地表示日本政府几十年来对自杀预防缺乏兴趣。
任何尝试跨文化理解自杀都是一项复杂任务，最终会挑战西方对自杀的标准定义，也就是把自杀等同于“故意自我伤害”（deliberate self-harm）。
即使人们已经尝试从社会文化角度理解自杀，但西方主要是通过个体病理学的视角来理解自杀。许多统计数据表明，超过90%的自杀未遂者患有抑郁症或精神病等精神障碍。然而，自杀言论在日本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文化美化，也就是赋予某些自杀以积极文化价值。
在三岛由纪夫和江藤淳两位知名作家的自杀案例中，公众反应和大众媒体报道所涵盖的是对于他们英雄主义的赞扬。总的来说，相比美国，日本文化对自杀的看法更宽容，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自杀在道德上被视为成熟和责任的标志。
莫里斯·彭盖（Maurice Pinguet）在其著作《日本的自愿死亡》（
Voluntary Death in Japan
）中断言：“关键一点是，在日本，从来没有人在原则上反对死亡的自由选择，而西方意识形态一直难以就此发表意见。”
他对此补充道：“如果日本文化确实具有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独创性，那么最终必须在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缺失（absence）情况下找到这种独创性。”
他将这种“缺失”归因于佛教的影响，尤其是强调万物无常的曹洞宗的影响。而这种“缺失”并不是“缺乏”（lack）。对彭盖来说，自杀在缺失之中成为“一种强烈的过度……一种严苛的需要……日本决心在原则上从不放弃，就好像她明白当人们放弃自己的死亡自由时，有多少辉煌和宁静的本质会从他们的文明中消失”。
尽管彭盖选择的语言似乎带有东方主义痕迹，但日本有一个传统是“日本人论”（日本思想家宣扬的日本独特性理论），而且彭盖指出“自杀大国”一词正是日本人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创造的。
当自杀在日本不被美化而被视为一种病态时，它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病态”。日本的经济衰退经常被视作造成这种社会病态以及抑郁症和自杀的原因。日本思想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是指责社会并寻找个体之外的原因。
然而，完全无视个体也会带来问题。人类学家玛格丽特·洛克（Margaret Lock）在她对蛰居族（即社交退缩儿童）医疗化的批判性研究中，提出对日本有社会导向的医学话语的警告。她认为，这种话语并不一定是解放，而是潜在的道德化和霸权化。简而言之，以社会为导向的医学话语有过度强调人们痛苦意义的危险。
因此，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决定性的结构力量上可能会侵蚀个体主体性的有效性和特殊性，并可能抹杀能动性。人类学家苏珊·朗（Susan Long）在日本临终问题的研究中认为，“选择”不等于“自主权”，因为选择（例如决定如何死亡）在既定语境和环境中是有限的。
既然个体的选择无法脱离社会限制，这不禁令人质疑我们所认为的“个体”和“社会”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作为日本自杀的两个突出因素，自杀的文化美学维度及其被视为社会病态的结果也是令日本自杀预防复杂化的两个因素。一方面，将自杀视为特定情况下的负责任行为仍是一种强烈倾向。另一方面，将自杀因素的因果效力视为社会的而非个体的，阻碍了日本制定明确的自杀预防政策。前一种视角催生出这样的论点，即预防自杀会残酷剥夺个体在极度循规蹈矩的社会中可以采取的为数不多的自由与重要行动之一。后一种视角将自杀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社会，认为在整个日本社会重构之前，高自杀率将是一个难以动摇之效应的必然后果。因此，这两种观点代表了两个极端，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是相互依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