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当我思考这个课题时，我不禁想起“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这个众所周知的佛教概念，这也是我个人最爱的一个概念。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善意、接纳和理解，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我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以至于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并且我知道有很多人肯定用我所不知道的间接方式帮助过我。开展田野工作总是一种令人谦卑的经历。我常常为受访者的善意所感动，是他们使这个项目成为可能，并且他们对自己的时间十分慷慨。参与这个项目过程的每个人都发挥了独特与非常宝贵的作用。

当我回望这本书的构想从何开始时，我的思绪回到二十年前的2000年。当时我是哈佛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在那里我发现哈佛医学人类学项目的周五上午研讨会（Friday Morning Seminar，FMS）不断启发我的灵感。大概就是在那时，我开始对主体性与孤独萌发长期兴趣。我要感谢玛丽-乔·古德（Mary-Jo Good）博士和拜伦·古德（Byron Good）博士，在我访问的那一年里，他们管理着FMS，并且从那时起他们一直为我提供长期支持和帮助。在FMS众多予人灵感的讲者中，我要感谢若昂·比尔（João Biehl）博士和罗伯特·德斯加莱斯（Robert Desjarlais）博士与我们分享他们的工作。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他们的演讲和讨论，每次我阅读或教授他们的作品时，都会与它们进行内心对话。

我很感激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博士，他知道我关于日本互联网集体自杀的研究工作，鼓励我把它扩展成一个关于孤独的著作项目，当时我正在考虑是否要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并且更少情感负担的）话题。北中淳子（Junko Kitanaka）博士在促成我的研究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她邀请我去她所在的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在那里她将我引介给一些精神病学和自杀研究的重要学者。她还阅读了我关于自杀的论文草稿，并提供许多富有洞察力的反馈。当时在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Japanese National Center of Neurology and Psychiatry，NCNP）工作的川野健治博士，目前是立命馆大学教授，他曾邀请我去见他所在NCNP的团队，这个团队正在研究互联网集体自杀和青少年自杀，他还邀请我参加其他一些集会、工作坊和会议。我还要感谢NCNP的团队成员胜又阳太郎博士和末木新博士慷慨地分享他们的研究和时间。

我非常感激“生命电话”（Inochi no Denwa）自杀危机热线的创始人斋藤由纪夫（Yukio Saito），他多次与我见面并分享他的丰富经验，并将我介绍给其他一些自杀和精神健康方面的日本专家。他的善意和对自杀预防的真诚投入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也感谢茨城大学的伊藤哲司（Tetsuji Ito）博士将我纳入他的北茨城3·11定性方法工作组。我还想感谢这个团队成员之一的八塚一郎博士，他爽快地应允我于本书使用他在我们拜访北茨城时拍摄的照片。我对他的善良和善意言语表示感激。

我还要感谢那些自愿与我开展访谈的学生，他们的叙述构成本书一个章节。他们经常花费两个小时来接受一次访谈，有几位还同意接受多次访谈。他们对自我生命的真诚态度，对家人和朋友的温暖感觉，以及他们分享自己未来的希望和焦虑，都让我感动，并为本书的几个关键问题提供见解。尽管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本书对他们的名字进行修改。我十分想念他们，并希望将来能再次见到他们。

在埃默里大学，我非常感激许多同事和研究生，他们阅读了各章节草稿，并提供细致的反馈和讨论。在收到反馈意见后，我大量修改了关于北茨城和日本3·11大地震灾难的章节，并且我的学生尤为鼓励我不要回避谈论事件发展过程中我的亲身经历。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博士、克劳迪娅·斯特劳斯（Claudia Strauss）博士、鲍比·保罗（Bobby Paul）博士、池内须摩博士、埃琳娜·莱斯利（Elena Lesley）等人都阅读过整个书稿（其中一些人读过很多次），他们的评论和建议毫无疑问夯实了书稿的地基。我非常感激他们的兴趣、时间和见解。

我还要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的系列主编塔尼娅·鲁尔曼（Tanya Luhrmann）博士，感谢她的宝贵反馈和建设性意见，感谢她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我的好友和同事。丽贝卡·莱斯特（Rebecca Lester）博士和克拉克·奇尔森（Clark Chilson）博士担任本书的审稿人，为本书提供广泛而宝贵的意见，极大地改善了这个作品。我很感谢他们抽出时间，感谢他们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感谢他们对这本书的信任。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布伦丹·小泽-德席尔瓦（Brendan Ozawa-de Silva）。没有他，我就不可能完成这本书。言语无法表达他的支持对我意味着什么。曾有那么几天，我以为自己难以将这个项目转化为一本书。他坐在那里听我讲述，帮我明确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在我情感低落的时候振奋我的精神。如果说有一个人对完成这本书的作用最大，那就是布伦丹。他所提供的许多人类学以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来自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视野，为这本书及其论点提供了参考。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从我们第一次见面以来，他一直是我的战友。我永远感谢他无论如何都站在我的身边。

我还要感谢拉法·纳达尔体育中心和学院（Rafa Nadal Sports Center and Academy）的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包括纳达尔本人及其家人。因为这里是本书的重要写作场所。几年前，布伦丹和我爱上了迷人的马洛卡岛，并在体育中心度过数个星期。我们在上午和下午写作，然后在水疗中心放松，在健身房锻炼。我曾目睹纳达尔每天在球场上练习三个小时，然后又去健身房锻炼，甚至这样度过整个圣诞节。纳达尔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提醒我们要坚持不懈和有条不紊地努力工作，同时这种融洽的气氛也提醒我们，工作、家庭和社群永远没必要发生冲突。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第一年，我完成这本书的修订。这场大流行极大增加了人们对孤独和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的兴趣，我受邀就这些话题发表过几次演讲。我希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经历可以教会我们人际联结（human connection）的重要性，并能促成关于孤独和社会纽带（social bond）的更多研究。谈到这种纽带，最后我想感谢养育我、支持我一生的父母。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我就不会有机会去美国学习并最终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让女儿离开日本去留学，当时我一定让你们担心！我很珍惜你们对我的信任。

本书的研究受益于一项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日本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奖学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Fellowship for Advance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Japan）和埃默里大学的内部基金，其中包括一项埃默里大学宗教与公共健康合作项目（Religion and Public Health Collaborative）的种子基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