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与主体性

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与美国、西欧的资本主义有一些重要区别，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以及政治经济与主体性的关系在讨论日本时具有特殊意义。因为重视集体而非个人作为针对外国和外国企业竞争的代理人，日本的资本主义被称为集体资本主义（collective capitalism）或企业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出于这个原因，战后日本的许多早期企业都与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并且许多企业仍然保持着这种紧密纽带，而这种联系被美国等国家视为高度干涉。这些企业是根据特定政策创立的，旨在将企业打造为替代式“家庭”以及主要为男性员工提供的忠诚场所：雇用应届大学生，提供终身雇用制，让员工加班或参加公司团建到深夜的长时间工作要求，并制定了无法开除任何员工或用兼职、临时工代替他们的政策。1946年，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Masao Maruyama）对日本政治经济及其社会后果进行了极具影响的分析。他在《极端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中提出一点，即战后日本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特殊调适之上，这种自由主义保留忠诚、等级和民族主义的传统价值观，这使日本难以完全摆脱法西斯主义倾向。 丸山真男的思想影响了研究日本现代化的历代学者，日本社会的许多方面都可以被视为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政治经济和集体资本主义的产物。甚至作为家庭主妇与掌管财务的家庭经济学家，日本妻子仍能在丈夫长期不在家的情况下管理家庭。她们被解读为建立一个能支持丈夫的生产力，从而支持大企业和国家本身生产力的女性角色的结果。

继丸山真男之后，瑞图·维吉（Ritu Vij）等日本研究的学者争论日本是否曾经历过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轨迹。如果没有，那么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就会失败，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的外在形式是日本人主体间性的相互依存表现，而这些改革旨在通过削弱维持日本经济稳定的长期结构（包括终身雇用制和其他政策）来刺激日本摆脱经济衰退。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的重组可能不会与日本人在主体性和情动层面产生共鸣。维吉为此写道：“在缺乏‘自由时刻’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特征的情况下……释放日本政治经济的文化制度规范限制可能会适得其反，这不仅预示着政治经济危机［还有］主体性危机。” 维吉认为政治经济是“主体性的外部结构”这一观点与本书一致。 对维吉来说，“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成功不是由经济指标来衡量，而是由“为［新自由主义］提供可能构成条件的主体性成功重塑”来衡量的。

维吉在她的书中最后问道，这种主体性危机的迹象是否存在。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学者，即使她确实提到蛰居族现象，也就是那些蛰居自己家或卧室长达六个月到数年的日本人，她本人并没有参与直接回应该问题的民族志研究。本书提出的研究可以回答她与其他学者的此类困惑。当从民族志角度审视日本年轻人的主体性时，尤其审视那些经历和表达孤独、寻求或缺乏人生意义以及考虑自杀或自杀未遂之人，我们看到明显的主体性危机迹象，这似乎与日本近年来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有关。我认为这表明维吉的直觉是正确的。在与之观点相同的类似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安妮·艾利森的《不稳定的日本》，它记录了整个日本社会中这种危机和动荡的主体经验，极具说服力。 艾利森的书提供了一个关于日本社会更全面的概述，但我这本书尤其侧重主体性视角下的孤独和自杀问题。 blSTU6FDz8zO8wcDn1zZ3wkzznOf7OPhRK28IeY3uxsow5IqAYk8yvKJt3B8w7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