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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论点之一是，孤独的社会趋势与物质主义有关，特别是过分强调福祉的外在物质条件，而忽视了福祉的社会和情动维度，也就是那些与主体性最密切相关的维度。当这种片面走到极端时，便将人类简化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他们的价值取决于他们的生产力和消费力而非内在价值。我稍后会谈到内在价值这个术语。如果我们是没有感觉、没有情感、没有内在生命的机器人，这种片面就不是问题。我们可以更多用纯粹的物质主义方式构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媒体，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发展。
但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有内在生命。作为人类意味着不仅要有行为和理性，还要有情动。正因为如此，“ 我们是否重要 ”（whether we matter）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其他人是否重要。我们的生活幸福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在一个我们并不真正重要的社会中，我们可以被替代，我们可以被当作物质对象而非有情众生对待，我们很容易感到不被需要、脱节、意义缺乏和孤独。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快乐的媒介，去平衡外部物质条件对我们福祉的重要性与内在、主体和主体间情动状态的重要性，而后者包括我们对彼此的感受。
人类学常常批判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将人类推向物质主义和工具化的根源。关于这类批判我可以讲很多，但我认为它需要两点说明。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要解决人类被非人化以及人成为流水线的一颗螺丝这种问题，需要同时解决外部和内部因素。我在上文已经阐述过某个社会之中人的主体间情动与这种情动在社会制度中外在表现之间的动态。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论述，我确实相信市场管制放松和取消社会福利保护的趋势已经影响到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其影响方式可以通过日本社会中人的主体性来解读。系统动力学理论应用于社会的一个常见原则是系统会塑造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人们确实变得更孤独、更脱节，我们应该从社会中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从主体间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动态中看到一个反馈循环。
这种反馈循环或恶性循环的迹象在日本社会中似乎很明显。日本的流行书籍、杂志、电视节目以及整个互联网都不断提到日本所处的“不稳定”（precarious）状况。事实上，研究日本的人类学家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于新书《不稳定的日本》（
Precarious Japan
）中为这种状况提供了极好的调查和分析。
许多研究日本的学者和评论家不仅提出自杀率的情况，还强调了关系和亲密性质的转变、就业与企业文化的意义和性质转变、对政府和大型企业的信任度下降、极低的生育率、日本年轻人风险承担的意愿下降以及许多其他因素。一段时间以来，日本社会已经意识到有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反馈循环当然可以双向进行。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中，我探讨了良性循环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个循环中，社会中的人们可以接纳一种建立在人际联结、关系性和不可化约的人生意义、抗逆力和同情之上的情动，而外部社会结构反映并支持这种主体性的态度、信念和感受。虽然这个研究社会幸福和繁盛的领域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说是相对新颖的，但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支持表明我们应该进一步研究它。例如，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倡议，《世界幸福报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从150多个国家收集数据，以调查社会幸福和主观福祉的成因和条件。此外，虽然日本所面临的物质主义和过度新自由主义的潜在问题有不同的外在表现，但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第二点说明与
新自由主义
这个词有关。虽然它意味着市场完全放松管制、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以及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商品化，但这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初衷大相径庭。人们普遍认为是他将该术语作为一种经济哲学方法加以推广。而对弗里德曼来说，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代表无拘无束、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在知名文章《新自由主义及其前景》（“Neoliberalism and Its Prospects”）中，弗里德曼指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谬误。
他认为，对于完全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来说，国家在维持秩序和规范契约之外别无他用，而这种方式“低估了私人通过协商和联合去篡夺权力并有效限制他人自由的危险。它没有看到价格系统无法执行的某些功能。除非价格系统以某种方式提供这些功能，否则无法有效地完成它所擅长的任务”。
政府必须履行的一项不能交给市场的职能是“减轻严重的苦难和痛苦”。关于这一点，弗里德曼写道：“最后，政府应具有减轻苦难和痛苦的功能。我们的人道主义情感要求为那些‘人生一无所获’之人提供必需品。我们的世界变得太复杂并相互纠缠在一起，而我们变得太敏感，以至于不能把这一职能完全让渡给私人慈善机构或地方职责。”
因此，他认为：“新的信念必须避免两种差错。它必须高度重视对国家权力干预个人具体活动的严格限制，同时它也必须明确承认国家必须履行重要的积极职能。”
彼时，弗里德曼更担忧的是集体主义在经济和政府政策中的主导地位，因此他强调走向自由主义的需要。但对他来说，新自由主义恰恰是对两个极端的拒绝，重要的是政府对帮助社会边缘化群体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最近这个词的含义已被简化为放松市场管制，成为一种自由放任方法、个人主义，以及从所有社会福利活动中移除政府行为。这似乎正是弗里德曼希望避免的两个极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