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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孤独这样的主观状态和自杀一类行为，那么社会和主体性之间的动态就尤为重要。这是本书主要处理的两个主题。不仅在日本，在如今越来越大的世界范围，我们正在见证孤独与自杀的流行，而后者几乎是每个发达国家公民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本书认为，如果我们关注自杀者的主观状态，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杀一类的行为，而共情可以促进我们的理解。自杀是一种结果，也是一种症状，我们需要了解其原因。但相比将自杀仅视为个体精神疾病症状的传统方法，不同的是自杀越来越像是同样病态的社会症状。本书每一章都深入探讨的研究假设是，社会的系统性过程正使人们感到自己没有价值、被忽视、无人关心和可有可无。这些主观状态所带来的精神状况使自杀成为一种可行，甚至是必要的选择。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探索社会与主体性之间的动态。我们必须揭示将自己推向孤独社会，并驱使人们走向孤独乃至死亡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实践。
这一方面涉及个体和他们的主观状态，另一方面涉及社会。本书的方法论建议是，我们应该通过对主体性的深入理解和明确采用批判性共情方法，将脱节的个体和孤独社会结合与联系起来研究。 批判性共情 （critical empathy）涉及在运用共情的同时意识到这个方法的潜在好处和固有局限，以及认识到主体经验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双向作用。从方法论上讲，它将多重叙事放在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研究者自己观点之间的对话中，欣赏研究者的多样性、自反性和认识的谦逊，并考虑到所有相关主体之间可能出现的共情和无法共情。在努力研究日本孤独和自杀问题很多年之后，我才得出一种目前看来相对简单又直接的方法，去平衡多重叙事和批判性共情。我将这种方法称作 三角剖分法 （triangulation），因为它涉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这三个方面。这些方法描述的内容是更“近经验”（experience-near）的第一人称、不那么“近经验”的第三人称或以对话和辩证方式参与主体经验的第二人称。
第一人称是个体的主体叙述。如果我们要理解主体性，我们必须注意人们自己话中的叙述。第一人称叙述是“我”的叙述：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经验并将其与他人联系起来。第一人称叙述需要且取决于读者或听者的共情。这是三种方法中最“近经验”的方法。脱节并不仅仅是客观现实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更客观地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社会和现代世界中的人们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更加相互依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会 感到 更加紧密联结。正如本书所示，从主体性来看，人们正在经历脱节。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在日本这样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高度集体主义和公共主义的社会中。
第二人称方法不是指叙述一定来自孤独之人，而是通过对话参与那个人的主体性。我们知道第二人称即“你”，指某人称呼另一个人。这就是我对那些尝试思考他者主体经验的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作家、电影制作人等）的分类方式。虽然这些人不一定从自己的经历说起，但他们对别人的第一人称经历很感兴趣。他们对主体性好奇，想探索如孤独和欲自杀者心态的主观状态。第二人称叙事很重要，因为这些作品辩证且富有想象力地处理了这种主体性。当读者或观众被邀请去探索语境和经历时，就好像自己就是参与者或直接观察者一样。不应将这些叙事视为纯粹空想，尤其是当它们在所批评的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时，它们起到了社会评论和社会批评的作用。正如我所示，许多关于日本孤独和自杀的电影、电视节目和书面记述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重要启示，是值得与正式学术研究和报告一起思考的。与第一人称叙事一样，我所说的第二人称叙事也依赖于共情才能易于理解和有效。
第三人称叙事包括新闻报道、统计数据、诸多关于自杀和孤独的学术研究等。这些“远经验”（experience-far）叙事往往对主体经验不感兴趣。他们更关注行为和主观状态的外在表现，而非状态本身。他们最不重视共情诉求。正如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无法表现出共情。
我认为将这三类人称叙事都纳入学术探讨有益于研究社会与主体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就是我在本书中试图做的工作。这是因为纳入所有三种类型叙事会涉及许多种观点，让我们看到叙事之间和叙事类型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关自杀和孤独的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但如果它们的结论与第一、第二人称叙事不一致，我们或许认为结论是错误的。如果预防举措不结合第一人称叙事，成功预防自杀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相信孤独和自杀实际上是某种潜在问题的症状，如果我们倾听并处理相关人员的主体叙事，我们可能会更好地理解这些潜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