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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提供最后一个关于主体性、情动和情感的重要注解。纵观我们的思想史，我们对谁“才算”是一个人的认识已经发生改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广泛，关于人之本质的理论也发生相应变化。近来，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许多领域重新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产生兴趣。为了平衡对苦难和伦理人类学的关注，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已被纳入“善的人类学”讨论之中。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我希望这种研究能够表明，将其他文化传统关于“美好生活”的意义建构和概念化纳入其中，可以补充“善的人类学”的成就。毕竟，我们必须记住，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美德伦理并不适用于或无法扩展到所有人，而是为特定类型的人（城邦公民，通常是男人）所设计的规范和标准，它甚至没有扩展到其他城邦的公民。
古典和现代哲学和理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将男性、成年人、运用理性和语言作出决定的这些特定类型的人放在优先位置，这些人没有身心残疾，处于中心地位而非边缘（比如享有特权、受过教育、不是酷儿以及未被奴役）。
应该清楚的是，这幅图景无法代表全人类，这是一种认识论的无知。作为这幅图景的一部分，认知和理性发挥核心作用，而情动被挤到一边。至少部分原因恰是情动更为普遍，也是享有特权的男性与女性、儿童、奴隶、其他边缘文化和社会的人、精神或认知障碍的人、非人的动物等共有的特点。女权主义研究、残疾研究、底层研究、批判性种族理论和其他领域都反对这种关于“人”之含义的规范化与不容置疑的观点。关注情动会为我们提供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而它应该在理论和民族志中引发巨大转变。成为一个有生命、有感情的存在就是有感受的能力，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点，而非复杂推理或使用某种语言的能力。情动转向就是转向比“理性”更基本、更具包容性的人性维度。因此在我看来，情动更富有启发性。它使我们能够解决、削弱和纠正这种怀有偏见的分歧。我将后者称为“理性标准”的正统观念。直到今日，它仍然不合理地限制了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理论、我们的研究，进而限制了我们关于人性和人之本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