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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不仅是人类理性的集体表现，也是人们情动的集体表现。情动早已存在于社会制度、社会规范以及我们所说的“文化”之中。情感既塑造了环境，也被环境塑造。决定幸福和繁盛的既是理性问题，也是感受问题。我们喜欢某些事物，不喜欢其他事物，但我们不一定能解释 为什么 会这样。即使我们可以想出原因，它们也常常是心理学家所说的虚构：讲故事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自己理解为什么喜欢或会做某些事情。但归根结底，我们许多行为都受感受和情感的引导，我们想要什么和我们害怕什么并不由理性来严格界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制度总是反映我们的情动状态。
如前所述，情动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性的。当我们思考情感时，我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个体的过程。但情感不仅仅是个人的。一方面，情感有进化和文化根源，是所有人性的进化产物（因此不仅仅是个体的），并且受到我们所处文化的影响（因此，再次不仅仅是个体的）。此外，几乎所有的情感本质都是社会性的，它们与我们如何感受彼此的方式有关，也常常伴随着我们对他人的信号。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一下
情感
（emotion）在英文中的词源，我们会注意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单词起源于某种公众或社会的骚动或煽动。换句话说，当这一词最早出现于16世纪时，它不是被用来描述个体感受，而是描述集体行为，后来它才开始指代强烈的感受。而几个世纪以来它只被用来指代强烈的负面情感。直到19世纪，这个词才开始被用来指代包括更微妙和更积极感受在内的任何一种感受。
从这个角度来看，主体性的研究并非不可能或无关痛痒。它确实对我们的文化与社会研究至关重要。假如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或文化的规范、实践、信仰、器物和制度，这就等于研究主体间性在集体层面运作的历史和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警惕对人们主观状态的忽视。我们可能只看到主体间性的外在表现，但忽略行动者的主体间性状态。我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每一个领域（特别是表观遗传学领域）都认识到生命就是环境和有机体之间的持续协商：有机体的内心状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对于那些能够改变环境的有机体来说，他们会通过改变环境以促进自身的生存和繁盛。
因此，情感研究不应该被局限于心理学或神经科学，人类学可以发挥重要且关键的作用。达马西奥和其他学者的研究为消除认知和情感之间的明确区别而做了大量工作。人类学家凯瑟琳·卢茨（Catherine Lutz）是情感人类学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她将认知和情感的区别称作“理性和情感的性别等级制度，这种区别扭曲和分裂了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
这项工作试图为卢茨所描述的“中层”（midrange）空间作出贡献：“民族志田野调查所提供的独特见解将通过丰富关于人与自然之本质的中层理论，推动情动研究的理论构建，而这个抽象理论之下的中层理论更接近当下的历史，它非常重要却被忽视了。”
因此，我从人类心理和行为的概括性理论中汲取经验。这些理论主要来自心理学，并以经验研究（往往基于实验）为基础。我试图将这些理论与民族志田野调查联系起来，而后者是具体的、现实世界的、混乱的，以及同时富有细节与模糊的。
另一个对主体性和情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者是塔尼娅·鲁尔曼（Tanya Luhrmann），她指出：“人类学家使用‘主体性’这个词来指代主体共有的内在生命，特别是政治主体的情感体验。”
鲁尔曼认为，情感的心理模型有助于主体性的人类学研究：“如果主体性是政治主体的情感体验，那么阐明情感的心理结构只会给我们更多的证据，来论证铭刻在我们身体之上的权力，以及道德判断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行为。”
当我们试图理解后续章节关于孤独与自杀的民族志发现时，奥特纳、卢茨、鲁尔曼以及其他人类学家的著作就尤为重要。
人类学家在探索社会具体情境中的情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跨学科方法最能让我们看到个体与其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主体间性的内在维度和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外在维度之间的不断相互作用。除了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况，心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主要研究个体，偶尔研究少数人之间的小规模互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能会研究更大规模的过程，但往往忽视主体间性和情动的重要作用。然而，我们知道这些过程是同时进行并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关注内在与外在自我的相互作用、相互映照中受益。
事实上，这种相互作用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不仅出现在学术著作中，还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一个明显例子就是简·奥斯汀的作品。在奥斯汀的小说中，她巧妙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如何塑造角色的主体性（感知、认知和情动）。不仅如此，她还记录了政治经济学转型（工业革命转移地主的权力）导致主体性转型的方式。与此同时，她也认识到生物学原理的作用。人类具有很长的进化史，人类情感和感受不能被简单还原为政治经济学问题。因此，即使那些政治变革发生，友谊、爱情、忠诚、透明度、信任等基本方面也仍然保持不变。她的作品可以被解读为两种力量之间的持续协商：政治经济学转型引起主体性转变，而我们更缓慢改变着的生物学背景维持主体性恒久不变。事实上，后者这种恒常感是我们今日仍然可以共情她小说角色的一个原因，即使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背景与我们的时代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