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雅努斯之面有助于阐明
主体间性
的含义,而主体间性是这部分讨论的第四种主体性结构。因为主体性是自我与他者(他人和环境)的分化,因为二者可以相互渗透,同时主体性具有向内和向外两个方面,因为我们人类是依赖亲系养育与相互依存的社会动物,所以我们的主体性自然不是一个独立实体,而是一个由社会和他者的主体性共同建构的过程。正如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尔迈尔(Laurence Kirmayer)所言:“经验自身一开始就是人际与主体间性的。”
作为人类,我们的生存就不只是一个人的事。与所有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一样,人类后代完全依赖于母亲哺育才能降生于此世,才能生存下去。这一事实越来越多地被灵长类动物学家、比较心理学家等学者证实,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在哺乳动物和鸟类之间看到包括共情与感激在内的亲社会情感,以及包括安慰、帮助与合作在内的亲社会行为。
人类后代并非天生就能自给自足,他们在成熟前有一个特别长的发育期。在这个发育期的任何时候,如果他们的照护者不再抚育他们,人类后代就会死亡。即使成人以后,我们人类仍然在食物、居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依赖无数的他者。这表明,正如生存依赖于感受和情动(也就是有感觉力)一样,人类的生存也依赖于
社会情动
(social affect):感受到自我和他者、归属、共情、接纳、信任、亲密,以及缺乏这些的社会拒绝、排斥等等。这类缺乏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涉及生存的威胁和死亡的可能。因此,社会拒绝和排斥通常会为人类及其他哺乳动物带来极端的压力,这也就不足为奇。
这段进化史表明为什么我们对归属感的需求是基于生理学与心理学原理而生成,比如人类身体对关怀、情动的触摸的反应。
这似乎解释了相比肉体死亡,为什么人们有时更害怕社会性死亡(尴尬、排斥、摒弃);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羞耻和恐惧尴尬可以成为行为的强大激发因素。在谈到可能的尴尬时,美国和日本人都会经常说出“我宁愿死!”这样的话。
然而,正如我们是社会性存在,我们的生物学与心理学本质也使我们成为每一个个体。如前所述,主体性、意识和自我的结构确立一种心智、身体和人的分离感。这种分离感的重要方面会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而增加。例如,非常年幼的孩子需要时间才能发展出足够复杂的心智,也就是一种理解他人与自己心智状态不同的能力,这是心理学家所谓的“心智理论”。四岁之前的儿童往往无法通过“错误信念测试”(false belief test)。在这个测试里,他们需要认识到自己所知道的事物可能不为他者所知。在发育过程中,对受排斥可能性的敏感与人脑的发育同步增加。儿童认识到人可能是不诚实的和不值得信任的,认识到人可能会说出并非他们本意的话。尤其在青春期这样一个归属至关重要、对受排斥尤为痛苦的时期,大脑经历的重要成长与社会认知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