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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方法可以将布迪厄“切割拆解”并用于任何研究领域，而且关于他的著作，已经有一些针对空间与城市研究者的标准化介绍和常规化概述（例如Painter, 2000; Cresswell, 2002; Webster, 2010; Fogle, 2011; Lippuner, 2012）。
在本书第三章，我将详细讨论我是如何在关于新自由主义城市的边缘性、族群性和刑罚性之间三元关系的比较研究中运用并分配惯习、社会空间、官僚场域和符号权力的。在其中，我将勾勒出这些概念用于研究分析的分工图，并指出这些概念如何能够帮助形成新的概念。在这里，我想强调四个并行原则，这些原则支撑着布迪厄的研究实践，并使之充满活力。
这些原则很容易被草率的读者忽略；但是与旨在诠释布迪厄理论的这本或那本出版物相比，这些原则可以更有效地指导城市调查。为了便于记忆，我将这些原则与构成布迪厄思想中心支柱的五位作者联系起来：巴什拉、韦伯、莱布尼茨与涂尔干，还有卡西尔。
我还将指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陷阱，是布迪厄主义城市研究者需要特别注意避免的：概念拜物教（这会使得在本应开始探索的地方停下），因其是学术领域的“流行语”（langue du jour）而想“讲布迪厄语”的诱惑，以及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通过转置而能够以零件包的形式来更有成效地加以使用时，却强行整体性地去运用他的理论框架。
1.巴什拉时刻（the Bachelard moment）：即打破常识（包括三种类型的常识：日常性的、政策性的和学术性的）、质疑被大众接受的分析范畴、解构预先制定的问题域，并建立一套从经验分析中设计出来并将用于经验分析的强大分析性概念——这些概念包含民间的观念，但又与之形成鲜明背离（Wacquant,2002a,2008a:8-12,2022a:3-6、150-152）。这是对认识论断裂与警觉（epistemological rupture and vigilance）要求的直接应用，是“历史认识论”中最重要的教义，也是由布迪厄的智识导师加斯东·巴什拉和乔治·康吉莱姆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并由布迪厄将其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移植到社会科学中（Bourdieu et al., 1968; Bourdieu, 2001a）。
这是一个经常被视为理所当然并被忽略或跳过的探索时刻：城市研究中的大部分作品接受了城市管理者、政策制定者、记者或学术时尚界（如今专注于士绅化、族群隔离和大都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等双重现象）提出的术语、疑问和担忧，但相关研究应该通过将这些术语、疑问和担忧纳入分析对象中，来发掘并消除嵌于这些内容中的历史无意识和社会偏见。正如巴什拉［Bachelard,（1938）1999: 26］所警告的那样，“科学思维会阻止我们对我们不理解的、不知道如何清晰化表述的问题持有见解。最重要的是，人们必须知道如何提出问题”。
2.韦伯时刻（the Weber moment）：即对能动者（借助惯习的概念）、世界（借助社会空间的概念，其中场域只是一个子类型）以及研究者使用的范畴与方法（认识论上的反身性）进行三重历史化（triple historicization）。该原则表现出布迪厄对社会行动、结构和知识的彻底历史主义和冲突主义观点，这在精神和方法上与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最为密切相关——尽管后者是与分析性个体主义绑定的，和布迪厄的关系主义完全相反。 [1]
在这两位学者看来，支配（domination）充盈于社会生活，但其形式多种多样。支配形式无法还原为某种经济基础，并且总是需要一个符号性权威的介入来框定当前的关系，而这引导韦伯［Wber,（1921）1958］关注“合法性”（legitamacy），并引导布迪厄关注“信念”（doxa）的社会生产。这就是为什么韦伯而非马克思才是布迪厄在这个问题上的立足点（尽管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和关系取向的方法）：同《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的作者
［即马克斯·韦伯。——译者注］
一样，布迪厄拒绝经济决定论，拒绝对根基的探寻，也拒绝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an）关于“历史被赋予了一种方向性逻辑”的观念。他坚定地站在新康德主义的（neo-Kantian）谱系中，认为哲学有责任以“科学的事实”（再次引用巴什拉的说法）为起点和终点，并从生成性观念（genetic conception）理解知识，将之视为一个永远未完成的综合过程。
因此，我们应该把城市集群、城市范畴和城市实践看作斗争的产物、武器和筹码，而这些斗争是围绕多重时间性展开的：从现实世界中宏观结构的“长时段”，到政治周期和制度循环的中层节奏，再到基层大众的短时期现象学领域。虽然这条戒令掩盖了布迪厄是“再生产理论家”的陈腐学术故事——即使是支持其研究进路的城市学者也在继续讲述着这个故事（例如Harding and Blokland, 2014: 129-130），但该戒令精准地捕捉到了布迪厄的明确教导和他传世至今的科学实践（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217-260; Wacquant and Ak.ao.lu, 2017）。
3.莱布尼茨—涂尔干时刻（the Leibnizian–Durkheimian moment）：即运用拓扑学论证模式来追踪符号空间（引导人们对世界展开认知性与意动性建构的精神分类网格）、社会空间（具有社会性效用的资产或资本的不稳定分布）和物理空间（在空间中或借助空间来争夺并占有物质商品或观念商品而产生的建成环境）之间的相互对应、转置和扭曲。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可或缺的，原因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社会空间倾向于以一种多少有些变形的方式、以能动者及其资产的确切排布为幌子来重新转译自身。于是，社会空间的所有区分与区别（高/低、左/右等）都是在作为物化社会空间而被占有的物理空间中既真实地又符号性地被表达出来的。（Bourdieu, 1997: 162）
这一原则凝结在布迪厄思想中几何学成分的汇聚之处，其植根于布迪厄早年对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狂热阅读［莱布尼茨的“位相分析”（analysis situs）是针对帕斯卡尔（Pascal）的透视几何学而建立起来的，亦是布迪厄所希望拓展的一元论理性主义（monist rationalism）的典型例证］
，也植根于其形态学分支，而该分支衍生自涂尔干和莫斯［Durkheim and Mauss,（1903）2017］对社会群体的物质基底与布局跟他们看待自己和世界所运用的“分类形式”之间对应性的大胆构想。莱布尼茨反对将几何学视为一门数字科学，提出了一种强调空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几何科学纲领，并将空间理解为“位置关系的结构”（structure of situational relations）（De Risi, 2019: 148）。
至于涂尔干［Durkheim,（1900）1975: 22］，他认为“社会存在于空间上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人和物的结合之中”，并且“在这种方式下孕育出的任何形态学现象都存在于取得确切形式的物质现实中，而这种形式总是可以被图形化地表现出来”。这种涂尔干式理论支柱特别支撑了布迪厄的客观主义努力，来解剖那些用于研究各种社会宇宙的解剖学。我们必须去勾勒相互交织的位置网络的“外部形式”，因为“社会基底在人们的手中以千百种方式变得差异化，而这些差异不论对于其自身所依赖的原因，还是对于其所导致的结果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学意义”［Durkheim,（1900）1975: 21］。无论是在具体的意义上，还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能动者所占据的“领地范围”、其相对于其他行动空间的“地理位置”、“边界的形式”、“人口总数”及其在不同区域的密度，都是在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中必须把握的关键变量，因为“结构本身只有在其形成过程中才会出现……它不断地形成并分解，而当它达到一定的固结程度时，它就是生命”［Durkheim,（1900）1975: 20、22］。
4.卡西尔时刻（the Cassirer moment）：即认识到符号结构的建构效能（constitutive ef.cacy of symbolic structures），并对符号结构的双重印刻作仔细剖析：一方面将之解剖为主观的性情倾向综合（范畴、技能和欲望），这些构成了惯习；另一方面将之解剖为客观的位置网络（有效资源的分布），而这些构成了制度。恩斯特·卡西尔（Cassirer, 1944）的生成性“符号形式哲学”是布迪厄强有力的“符号权力”概念的主要灵感来源之一；这一概念也构成了布迪厄作品的核心和顶点。然而，关于布迪厄的惯常解读和运用被僵化在残缺或冗余的“惯习、资本、场域”三部曲中，却常常忽略这一概念（Wacquant, 2019）。
由于人类动物是通过符号的中介（在卡西尔的分类法中，符号被具体化为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布迪厄亦热衷于挖掘这五个主题）来接触物质宇宙的，而非将之作为赤裸现实，所以最客观主义的城市科学必然要为与之相对的分类图式留出空间——能动者正是通过这些分类图式来赋予世界以模式和意义的。此外，由于社会世界总是可以从多种视角来体验和建构，这些相互竞争的符号系统便构成了“生产并施加关于世界的主导构想的斗争”中的诸多武器［Bourdieu,（1982）1991: 159］，从而在物质层面形塑世界，并推进范畴实在化（realization of categories）的历史炼金术，这也是布迪厄毕生工作的核心谜题。
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城市空间，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城市生活的现象学并将其视作处于特定场所中的生活现实（lived reality），还要关注城市中人群、物体、活动和地点被命名时所用的词语，因为影响重大的范畴化是一种保持或改造现实的异常强大载体——尤其考虑到符号权威（宗教、政治、法律、新闻报道、艺术、学术、科学等方面的）在大都市中的聚集。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城市现实通过符号投射而形成的物质印记会呈现出地域污名化的典型和突发形式，而地域污名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场所及回路是渗透于城市中的，即使其被牢固束缚在城市空间边缘和底部的社会道德堕落区。
布迪厄是一位典型的拓扑学思想家，相关证据体现于他1981年到1986年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普通社会学”（Sociologie générale）课程中反复出现的概念（Bourdieu, 2015, 2016）。该课程生动记录了布迪厄对社会科学基本概念的再思考。在专门讨论惯习的第一卷共752页的内容中，“空间”（space）这个词出现了多达554次（而“惯习”只被提及345次、“资本”被提及392次）；在聚焦于场域和资本的第二卷共计1216页的内容中，“空间”出现了499次（“场域”和“资本”则分别被提及1434次和1081次）。
根据该课程，社会空间是一种“关于位置与对立的空间”、“（可能的）力量空间”和“力量的发生场地”、“斗争空间”和“竞争空间”、“潜力的空间”或“客观可能性的空间”、“活动空间”同时也是“制约空间”。作为能动者立场表达（position-takings）（他们在与其他能动者之行动、策略与生产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行动、策略与生产）的空间，社会空间是一种“符号空间”“差异空间”和“资产空间”。就其一般化特征而言，社会空间则有多种描述方式：客观的、关系性的、结构化的、等级制的、定向的、两极化的、相对自主的、（与其他空间）同构的、（向其他空间）投射的、被嵌套的或容纳性的（当它包含“子空间”时），以及“空间性的［指其在物理意义上被定位］和时间性的”。
不同空间可以相互嵌入，像维恩图那样相互重叠，或者像俄罗斯套娃那样一个包含另一个（例如文化生产空间包含学术空间，学术空间包含社会科学空间，社会科学空间包含社会学空间……），其中的每个空间都呈现出社会空间的一般化特征（有界、两极化、定向化、棱镜效应等）。至关重要的是，“持久关系空间”或“对立空间”是不可见的、是由分析者建构的，不同于“互动空间”，也不同于关于独特策略所标示出的、可观察的差异空间（1）。
因此，面对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或社会模式，布迪厄都指示我们去揭示能动者所占据的“位置空间”（space of positions）（结构）如何以“性情倾向空间”（space of dispositions）（或惯习）为中介而映现到“立场表达空间”（space of position-takings）（实践）。对结构、惯习和实践的剖析必须同时进行。空间概念的这种使用方式显然不是修辞性或隐喻性的，而是分析性的，指示我们要聚焦于符号结构、有效资源的社会束、地理组合所表现的资产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布迪厄的社会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建立在对多重空间分析之上的。空间的多元化与资本的多元化是息息相关的，这是布迪厄笔下“权力”概念的标志性特征。
请注意：在布迪厄看来，资本被定义为在社会游戏（social game）中生效并产生利润（即帮助占有“物化劳动或活劳动形式的社会能量”）的任何资产，包括客体化的和身体化的；并且资本以不同的种类而存在，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每一种都有其增值场所、转换规则、传递机制、影响效应（Bourdieu, 1986a, 1989a, 1994a, 2016, 2022）。社会空间是各种形式资本束的分配场所；符号空间是符号资本的实现场所，后者可理解成被误识（misrecognized）
为符号资本的任何形式的资本；物理空间是物化资本（客体和制度）进行分配的物质场所网络，是拥有或分散或一致的性情倾向（沉淀在社会化有机体中的符号资本）的人群所穿行而过的地理网格。
布迪厄的拓扑学本能反应——以几何学方式进行思考的学术思维本能——有三个根源。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结构主义的影响。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以索绪尔（Saussure）为代表］和人类学［以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为代表］的思想中，集群中每一个元素的意义都来自其与所有其他元素所维持的关系网络（Bourdieu, 1968）（2）。其次，从恩斯特·卡西尔在《实体概念与函数概念》（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1923）一书关于数学史和精确科学哲学的内容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借鉴了“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t）概念和勾勒出现代科学研究之关系性特征的“函数性”（functional）概念之间的根本区分（3）。实体主义概念指涉客体的内在属性，而函数性或关系性概念则借助这些客体与其他客体的联系以及它们在这些客体集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界定客体。这些概念属于理性主义认识论（rationalist epistemology），不同于加斯东·巴什拉和恩斯特·卡西尔在莱茵河两岸澄清和阐明的关于科学活动的一般实证主义构想（4）。
世纪70年代中期，布迪厄对统计分析技术的发现和改编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拓扑学思维的投入。此处的统计分析技术指数学家让—保罗·本泽克里（Jean-Paul Benzécri）提出的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在其最近的发展中也被称为几何数据分析（Geometric Data Analysis）（Le Roux and Rouanet, 2004; Lebaron and Le Roux, 2015）。简单来说，多重对应分析是一种统计技术，用于检测和呈现定类数据集（个体×名义变量）中的潜在模式。它不假设因果变量的独立性，而是承认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并尝试捕捉多元变量之间的关系丛。然后，该方法将这些变量的联合因果效应几何化呈现为投射到一系列二维空间中的个体及其社会属性的云图。在这些二维空间中，点与点之间的分布和距离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5）。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数据分析的拓扑学技术，非常符合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本体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布迪厄来说，社会学是一种社会拓扑学，而不仅仅是一种捕捉社会世界外部结构的客观主义拓扑学。上述第二个时刻中的生成性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将能动者以后天习得和模式化的方式来行动、思考与感受的性情倾向与他们对世界的感知纳入考察（Bourdieu, 1989b）。简而言之，社会学必须包含一种置于结构中的现象学（structurally situated phenomenology），并探索具有结构性根源的主体性（structurally rooted subjectivity）。但即使是主体性，也可以通过空间视角来分析性地探索和建构。性情倾向是由认知图式的安排构成的，这些图式通过范畴的对立（男/女、高/低、内/外等）来切割和组织世界；除此之外，更根本之处在于，性情倾向也是由身体在具有符号性标记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中的移动而构成的，这些身体移动体现出“实践的几何学，或者最好称为几何学的实践”（Bourdieu, 1980a: 157）。性情倾向本身也是借助能动者的位置而定位于物理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布迪厄解释道：
如果有位相［situs，复数］空间，如果有位置空间，那么作为位相［situs，复数］分析的社会学，即关于这种空间的拓扑学分析，既意味着关于位置的分析，也意味着关于能动者对其自身及他人位置的表征（representations）的分析，同样还意味着关于立场表达（position-takings）的分析——立场表达作为能动者的表征、位置和性情倾向的函数，由能动者以行动、意见声明等形式在该空间中或针对该空间而展开。（Bourdieu, 2015: 560）
换句话说，正如布迪厄在1985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的那样，对（客观）社会世界进行建构的（主观）结构本身也是一种拓扑学。在那次演讲中，他提出了“惯习分析”（analysis habitus）的同族概念，即性情倾向的拓扑学（Bourdieu, 2016: 461-462）：
因此，对人们观点的分析与对位置的分析是分不开的，而位相分析，亦即对空间结构、位置结构的分析，是分析人们对世界之构想的基础。更确切地说，位置分析是对作为世界结构化原则的惯习进行分析的基础。我本来可以说“构想分析”（analysis visus）［即观点的拓扑学］，但我采用“惯习分析”（analysis habitus）［即性情倾向的拓扑学］。因为在我看来，当我们想要研究人们对世界的这些构想时，论述这些构想不如论述组成这些构想背后的原则更重要——考虑到社会学的目标之一不仅是把握位置空间和能动者对于这些位置的表征，还要把握能动者借以拥有这些构想的感知结构。
（1）这是跟Fligstein和McAdam在A Theory of Fields（2012）一书中提出的互动主义概念“策略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elds）的主要区别之一。这也将布迪厄与“社会世界视角”（social worlds perspective）（Strauss, 1978）区分开来，后者衍生于扎根理论，在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传播学和管理学中非常流行（Clarke and Star, 2008）。
（2）在1982年的“普通社会学”讲授课上，布迪厄（Bourdieu, 2015: 556）解释说：“我们得到了一种拓扑学，其中所有元素、位置、场所、点的所有意义都只存在于其与其他点的关系中。某物之所以是其本身，是因为它不是其他事物。”这是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结构主义的完美极简描述。
（3）以下事实表明了该书的重要性：1977年，布迪厄在与午夜出版社（éditions de Minuit）合作推出的系列丛书中请人翻译了这本枯燥的大部头书，并添加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概念理论的要素”（“Elements for a Theory of the Concept”）。卡西尔的这部著作于1923年出版了英文版，并增补有他的论文“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关于这方面的简要讨论，参见“Ernst Cassirer and the Structural Conception of Objects in Modern Science”（Ihmig, 1999）。
（4）“当卡西尔在描述思维方式的起源以及现代数学或物理学所运用的概念时，他完全否定了实证主义的构想，因为他表明最先进的科学设法建构了自身，并且这只有通过优先考虑关系而非实体（如经典物理学中的力）才在最近实现。他还以同样的道理证明，以科学方法论的名义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只不过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合法方式的一种意识形态表征，与科学实践中的任何现实都不对应。”（Bourdieu, 1986: 53-54）
（5）“‘独立’变量的最独立之处
遮蔽了一个完整的统计关系网络，这些统计关系隐秘地存在于其与某种观念或实践的关系中”（Bourdieu, 1979: 115）。要深入探讨多重对应分析如何转变了布迪厄的研究，以及布迪厄反过来如何改变了多重对应分析的实践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中对回归技术的主要替代方法，参见Frédéric Lebaron的清晰文章“Quantifying Bourdieu”（2009），以及Lebaron and Le Roux所编的指南（2015）。
对行动中理性主义的修正，对肆意多变的社会形式及其在制度与社会化身体中的沉淀进行的彻底历史化，对符号空间、社会空间、物理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寻索，对精神构念的实在化过程的探究，这些原则共同形成了一种关于城市的科学观点。与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实在论和阐释学等认识论所衍生的观点截然不同，这种观点要求研究聚焦于清醒而积极的“对象的建构”之上，摒弃空洞的形式主义和漫无目的的经验主义，借助普遍化分析的优势来探究历史案例的特殊性（Bourdieu, 2001a）。除了这些原则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布迪厄的科学实践中提炼出三条一般性的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将助益那些希望在文字或精神上借鉴布迪厄作品的城市研究者（或任何其他具体研究课题的研究者）。
第一，避免概念拜物教。布迪厄经常被误读为一名“理论家”，但他其实坚决反对那种“惹眼的理论化”。
他没有把理论当作傲慢的主人，而是将之视为服务于经验调查的谦卑仆人，并且他总是通过发展一个理论来推进另一个理论（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29-35，多处可见）。概念拜物教典型体现在期刊《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在此无法一一列举。纠正这种常见学术歪曲的方法是，将概念的文字定义置于背景性的地位上，转而密切关注布迪厄是如何将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操作以锤炼他的经验研究对象的。
第二条与第一条相关：谨防修辞学陷阱。有无数的作者将自己的研究抹上布迪厄色彩，而实际上布迪厄的概念在他们的分析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文字在，但概念不在。事实证明，他们的研究发现和论点与运用任何其他方法得出的（而且通常都是如此得出的）研究发现和论点没有什么不同。在这方面，“场域”（.eld）概念可能是被滥用得最严重的，因为它常被当作“领域”（domain）或“舞台”（arena）的一个普通乏味的同义词，却没有展现出布迪厄论述中“场域”所具有的极其独特的属性（分化、自主性、垄断性、交错组织、棱镜效应等）。这些作者不合时宜地“讲布迪厄语”，不仅将修辞混淆为分析，还遮蔽了有效运用布迪厄的学术工具所能带来的理论及经验裨益。这种贫瘠的声音很容易沦为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在最近的学术研究中，以城市为名的各种惯习的滑稽陡增就说明了这一点：“大都市惯习”（metropolitan habitus）、“郊区惯习”（suburban habitus）、“士绅化惯习”（gentri.cation habitus）、“互联网惯习”（dot.com habitus），更不用说荒诞不经的“迷你惯习”（mini-habitus）［也许在为即将到来的纳米惯习（nano-habitus）铺平道路］。所有这些都表明，它们的发明者并不理解惯习的基本含义和构造（Wacquant, 2016）。
路易·沃思（Louis Wirth, 1938）强调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异质性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很正确。这一特征是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多种多样的人口和范畴、跨度广泛的社会环境，以及大量有界的社会微观世界，其中每个微观世界都孕育着相互对立的感知与理解图式。从逻辑上讲，该特征会催生各种各样相互竞争的性情倾向（对应于众多不同的位置和轨迹），而非作为城市本身特点的某个单一的、统一的惯习。城市是相互冲突的多种惯习的生产和碰撞之地。这些惯习或多或少具有内部连贯性，也或多或少具有外部一致性，这往往会引发丰富的行动路线，而非线性的再生产策略。关于“大都市惯习”（或“郊区惯习”等）的说法虽然听着响亮，却是空洞的“布迪厄废话”。相比之下，如果足够严谨，我们可以富有成效地谈论贫民窟惯习（ghetto habitus）和小镇惯习（small-town habitus），因为这两个社会空间集群构成了相对封闭、独特和同质的微观世界，具有其自身的关系特征和符号特征。
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我将回到这个主题，指出城市性如何促成内部连贯性和外部一致性都较低的惯习。
第三，要将布迪厄的理论概念彼此分离，以确保对这些概念的单独使用能带来真正的回报。在最终将这些概念根据需要进行重新组合以理解和解决当前的经验难题之前，这样做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往往是可取的。我很清楚，布迪厄和我在《反思社会学导引》（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中曾主张与这一原则相反的策略，强调“惯习、场域和资本等概念只能在它们所构成的理论体系中来界定，而不能孤立地界定”（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96）。但是，1992年时的首要任务是提供一个关于布迪厄理论框架的体系结构和内在逻辑的总体视图，以及向很大程度上并不熟悉布迪厄种种概念的读者说明这些概念之间的协同作用。在此后的二十年间，受布迪厄启发而创作的作品中，成果最丰硕的是那些运用了该框架中部分元素的作品，而那些试图全面驾驭整个理论框架的作者却常常陷入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听从巴什拉关于“认识论是历史性的”这一教导，并针对手头知识所面临的最大威胁而有策略地改变它的处方。
除此之外，对布迪厄经典的神学化解读会规定一个人要从头到尾、照本宣科地贯彻他的核心概念，而这与任何研究项目的实用性之间都存在张力，甚至充满矛盾，并且与布迪厄本人对概念的运用方式相抵牾。例如，在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作品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在探究“惯习”和“符号权力”时全程都没有使用“场域”概念（Bourdieu, 1972, 1977b, 1980a, 2008）。原因很简单，卡比尔乡下的农业共同体中不存在场域。对于那些仍在摸索如何超越对布迪厄思维方式的基本理解的研究者来说，这种审慎策略尤为合适：与其仅仅为了达到宣示的效果而南辕北辙地援引五个概念，不如在适当的分析范围之内运用好一个概念。正如这位法国社会学家在谈到自己对分析性构念的使用方式时曾说的那样：“还概念以灵活性”（Bourdieu, 2005: 326）。
作为例证，我们可以看看内森·马罗姆（Nathan Marom, 2014a）对“特拉维夫空间区隔的百年历史”（“One Hundred Years of Spatial Distinction in Tel Aviv”）
［特拉维夫（Tel Aviv）是以色列的一座港口城市。——译者注］
的概述。该文提供了一个经济、高效并富有成果地运用布迪厄思想的典范案例，验证了上述三条建议。
为了理解这座充满争议的城市内社会空间对立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演变轨迹，马罗姆聚焦于一个单一操作：“将社会空间转译为物理空间。”他只是优雅地借鉴了两个概念，即社会空间和符号权力，而这两个概念的二重奏恰好是布迪厄思想的核心（Wacquant, 2019）。运用这两个概念，马罗姆打破了从城市生态学中继承而来的对隔离的自然化问题，并克服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进路对符号性分类和分类斗争的展演效力的忽视。
在布迪厄的启发下，马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将其中的术语历史化，并挖掘数据以使之能够记述相关现象的新鲜经验内容，最终对特拉维夫多个尺度上不断变迁的空间构想与区分原则（principles of spatial vision and division） ［显然，这里化用了布迪厄“构想与区分的原则”（principle of vision and division）的相关学说。参见本书“前言”中内容及相关译者注。——译者注］ 提出一种其他理论视角无法带来的原创性理解。他的文章还表明，虽然贯穿布迪厄著作的七个主要概念中——惯习、资本、社会空间、场域、符号权力、信念、认识论反身性，每一个都可以被城市集群研究者调动起来以产生丰硕成果，但其中最有力和最有成效的无疑是社会空间。这不仅因为社会空间以地理学隐喻为支撑，而且因为它是“母范畴”（mother-category），从中涌流出场域、身体（corps）、机器（apparatus）等更为有限的概念，构成了社会行动生根和流动的多种特定环境类型（Wacquant and Ak.ao.lu, 2017）；还因为社会空间是多维的，是同城市的“天作之合”——城市则是相互竞争的资本形式得以孕育、多元化和增值的促成环境。事实上，社会空间是布迪厄学说区别于所有现有城市理论（包括芝加哥学派生态学与民族志、政治经济学、后殖民主义城市性、组合理论、星球城市主义、城市土地联结研究，参见Storper and Scott, 2016）的一个最具决定性的范畴，并填补了现有城市理论中的空白。
在确立了布迪厄与城市研究的关联，并阐明推进其工作的原则之后，《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的两期“将布迪厄带入城市”专题（vol. 42, no. 1, 2018和vol. 45, no. 2, 2021）提供了一些研究应用加以例证。第一组文章采取自上而下的宏观社会学视角，运用上文提及的三元辩证法探究了如下议题：巴黎高层资产阶级再生产的独特空间策略（Pin.on and Pin.on-Charlot, 2018）；构成波尔图城市街区中阶级地位、社交活动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对应性（Pereira, 2018）；世界主义文化资本在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兴起及其相关因素（Savage et al., 2018）；法国城市政策中的“高危街区”、美国城市再开发中的“遗产区”等空间标签的发明、传播和影响（Tissot, 2018）；住所在穷人生活策略中的核心地位与美国城市社会学在解决住房问题上的持续失败之间的醒目脱节，以及由此导致的关于“把房东带回来”至地方权力场域中的呼吁（Desmond, 2018）。
城市学者一直忽视富裕、权贵和特权地区，原因很简单：这些地区很少给城市管理者带来“社会问题”，而且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对下层地位的社会群体和地域怀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迷恋。
一个世纪以前，在美国城市社会学诞生之初，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几乎只报道“穷人、外来人口以及多少有些不体面的人”（Hannerz, 1980: 45），并对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产生了名副其实的迷恋。哈维·佐尔鲍（Harvey Zorbaugh）的《黄金海岸与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1929）对芝加哥近北区的六个“自然区域”
进行了实地研究。该书将被称为“四百人”（“the Four Hundred”）的城市上层阶级的生活空间纳入了考察，因而成为少有的偏离上述关注点的专著。
这种平民主义的异域情调所滋生的短视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部头著作《城市民族志读本》（Urban Ethnography Reader）（Duneier et al., 2014）就是一个例证：该书的近900页内容中不含对上层阶级的空间、制度和实践的任何分析。“市政厅”（city hall）和“资产阶级”（bourgeoisie）这两个词在书中一次也没有出现；“上层阶级”（upper class）一词只被偶然提及了（不到6次）；其52章内容中有39章直截了当地聚焦于受剥夺地带的下层阶级和族群；令人震惊的是，全书有27章——占整卷书的一半以上——在专门讨论美国“内城”的贫困黑人。在这种视角看来，大都市中充满了无家可归者、越轨者和成问题的黑人（甚至有还以鸽子为食的人），但奇怪的是其中没有公司、职业、政治家、检察官、权贵豪门、房地产中介、官僚、主教、科学家和记者（1）。
精英社会科学的复兴和超级富豪研究的姗姗来迟（Khan, 2012; Keister, 2014; Killewald et al., 2017; Korsnes et al., 2018）只是上述研究模式的一个表面上的例外，因为这些研究很少涉及上层阶级的保有空间以及他们保护社会空间、超越物理空间的能力（2）。在填补这一空白方面，没有人比“潘松夫妇”（the Pin.ons）（这是他们的法国同事和阅读其畅销书的广大民众对他们的亲切称呼）做得更多：他们在二十年间致力于探究城市顶层社会不平等得以生产和延续的空间机制［Pin.on and Pin.on-Charlot, 1989, 1992, 1996，（2007）2010］。其他值得注意的例外还有：特蕾莎·卡尔代拉（Teresa Caldeira, 2000）对圣保罗精英的坚固飞地的经典研究、蒂埃里·帕科（Thierry Paquot, 2009）关于门禁式社区的世界之旅、米卡尔·霍尔姆奎斯特（Mikael Holmqvist, 2017）对大斯德哥尔摩地区中最高档的郊区于什霍尔姆（Djursholm）之“神圣化”的深入民族志研究，以及伊兰·威塞尔（Ilan Wiesel, 2018）对澳大利亚三个上层阶级街区的权力、魅力和焦虑的比较田野研究（3）。
新布迪厄主义城市社会学的任务是去探究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整个区域，无论高低贵贱；并且要将它们当作一个关系集群（relational constellation）来把握，这样一来，穷人和富人的命运、不稳定无产阶级和超级资产阶级、城市中的污名街区和光环地带就会联系起来得到研究。此外，资产阶级本身也分布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这种差异化空间也被差异化地铭刻在城市地理中——因此巴黎的经济资产阶级集中于塞纳河的右岸，而文化资产阶级则集中在左岸（4）。巴黎资产阶级的这两个分群往往会发展出不同的社交场所和社会地理流动圈。这凸显了对支配阶级的社会学研究进行空间化的必要性。此处的空间化是双重意义上的，既要审视他们的保有空间，又要探究其如何塑造了城市中的空间，进而决定了其他阶级的生活机会和生活空间（5）。
（1）与其他典型的同类著作一样，这本庞大的汇编也仅含有一个单独的篇章及作者、两位人类学家是位于美国以外的，并且欣然不知其他国家和学科中发展出的城市田野调查相关丰富传统。对于初学者来说，可以感受一下Deckard和Auyero（2022）对拉丁美洲城市边缘性所作的详尽民族志全景，以及美国和全球各地的城市人类学家研究对象的惊人多样性（Low, 1999; Jaffe and De Koning, 2015, Pardo and Prato, 2016）。法国的城市社会学家也更倾向于顶层研究而非底层研究，并将整个城市作为他们的分析单位，例如法国探索出版社（éditions La Découverte）出版的关于巴黎、里昂、马赛、波尔多、南特、里尔和圣艾蒂安的社会学专著系列。
（2）这一研究模式在以下文献中有所探索：Pin.on和Pin.on-Charlot的Les ghettos du gotha［（2007）2010］; Brooke Harrington的Capital without Borders: Wealth Managers and the One Percent（2016）; Cristobal Young的The Myth of Millionaire Tax Flight（2017）以及Ashley Mears的Very Important People: Status and Beauty in the Global Party Circuit（2020）。
（3）另见Sylvie Tissot, De bons voisins. Enquête dans un quartier dela bourgeoisie progressiste（2011）; Andreotti等在Globalized Minds, Rootsin the City: Urban Upper-Middle Classes in Europe（2015）中对米兰、马德里、巴黎和里昂的比较；Hay, Geographies of the Super-Rich（2016）;以及Forrest et al., Cities and the Super-Rich: Real Estate, Elite Practices and Urban Political Economies（2017）。
（4）这一点在Bourdieu的Distinction（1979）一书中有所证明。该书用最长的一章讨论了三大阶级的品位，以论述资产阶级内部如何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分化为对立的分群。此外，Pin.on和Pin.on-Charlot在他们的Sociologie de Paris（2008）一书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5）美国社会科学已经生产出了整整一图书馆的种族隔离研究，而对阶级隔离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一个重要的例外是Jessica Trounstine的Segregation by Design: Local Politics and Inequality in American Cities（2018）,其涵盖了社会分隔和种族分隔。
“将布迪厄带入城市”的第二组论文采用自下而上的视角，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来追踪城市中的实践，走进行动的政治现象学，并对布迪厄进行了新葛兰西主义（neo-Gramscian）的修订，使之适合于描摹如下内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伊斯坦布尔在物质、社会和符号层面经历了重构（Tu.al, 2021）；不断变化的住房美学成为玻利维亚城市中崛起的本土资产阶级的力量体现（Poupeau, 2021）；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污染最严重的棚户区居民经历了“有毒的不确定性”，因为他们只能等待永远未曾到来的环境补救行动（Auyero, 2021）；以及丹麦一座老工业城市中的空间污名和社会分化现象（Jensen et al., 2021）。
最后这篇论文值得在此简要展开，因为它是将布迪厄的理论与方法论相结合的典范，并把我们带回到原点，突显了布迪厄社会学多维度与多方法的特征。作者延森等人（Jensen et al., 2021）首先利用调查、访谈和民族志材料来进行多重对应分析，证明社会空间——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分布——近乎完美地映现到了街区的地理空间上。然后，他们通过评估这些街区的声望排名来勾勒出符号资本的分布情况，并邀请有代表性的样本居民说出该城市中他们最喜欢和最不喜欢居住的地区。在这一步中，他们再次发现社会空间与符号空间基本一致，但有三个意外差别。
首先是明显的代际差异：年轻的受访者认为市中心最理想，而年长的受访者则认为市中心是最不好的。其次，由于客观分布的“夸张和戏剧化”过程，声望的拓扑结构比社会经济地位的拓扑结构更加两极化，因而居民心智地图中的街区位置比这些街区实际上的位置更加遥远和两极分化。所以在民众的想象中，资产阶级所在的哈塞里斯区（Hasseris）比实际情况更加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更为高档，而被普遍认为是最底层的奥尔堡东区（Aalborg East）（有时被称为“孟加拉国”，因为那里有引人注目的非西方移民）则被想象得明显比实际情况更加贫穷、肮脏和危险。
对于奥尔堡东区的居民而言，他们并没有将附着于自身街区的污名内化，而是普遍对生活在这里感到满意。这无疑是由于不平等程度相对较低，以及北欧社会国家所提倡的平等公民文化所致。符号强化（symbolic accentuation）证明了符号空间的相对自主性和独特影响力。与个人或群体一样，地点也是“被客观地定义的，但不仅由它们是什么而定义，还由它们被普遍认为是什么而定义，由一个被感知的存在（perceived being）而定义。这一被感知的存在即使密切依赖于其本身的存在，也永远不会完全还原为其本身”（Bourdieu, 1980a: 233）。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贬逐街区的种族化是新自由主义城市中符号强化的一种形式。
《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2018年和2021年两组专题中收录的文章都在将布迪厄带入城市，每一篇都对某方面城市生活的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并且每篇文章都展现了不一样的布迪厄：作为阶级、空间和文化研究者的布迪厄，作为国家研究者和符号劳动研究专家的布迪厄，作为美学、时间和支配研究者的布迪厄，作为社会存在与符号暴力理论家的布迪厄。这些文章共同呈现了布迪厄的关键概念、方法论举措、经验指针的可塑性和生产力，以及其主要理论构念在分析工作中的大致分工——我将在第三章中再次论及该内容。这些研究彰显出这位法国社会学家能够如何在不同尺度上激发、丰富和调整城市研究，甚至将城市研究融入更广泛的拓扑社会科学之中——后者能够将城市纳入符号区分、社会空间、建成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一般性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