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与城市的关联：对青年时期的附记

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去翻阅布迪厄浩如烟海的著作（大约49本书和400篇文章），来提取并全面概括他在多产的四十年学术生涯中所做的与城市形态和城市力量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 我将在本书的结语中讨论贯穿其全部作品的“隐含城市主义”（tacit urbanism）。但是，确立这位法国社会学家与城市研究的经典内容和当代议程的基本关联将大有裨益，我们因此应该关注一组鲜为人知的、间接处理城市化议题的相关研究，即他早年关于阿尔及利亚殖民地和法国本土中社会剧变、文化断裂和主体形成的著作。

在1958年至1964年间，青年布迪厄发表了一系列长篇文章和四本书［包括独著，和他在卡比尔的学生兼田野调查助手阿卜杜勒马利克·赛义德（Abdelmalek Sayad）的合著，以及和法国驻阿尔及尔统计办公室的数学家群体的合著］。其中，有一部分详细分析了摧毁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他曾被派往此地服兵役；还有一部分剖析了比利牛斯山脚下一个偏远乡村地区贝阿恩的农民社会危机——他在前往巴黎接受高等教育前，曾在这里长大。 在这两个地方，城市化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驱动力，而营地、城镇或城市则既是破坏阿尔及利亚殖民统治的载体得以出现的场所，又是撕裂法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场所。

布迪厄将社会史、统计学和民族志结合起来，对其童年所在村庄的婚姻模式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在以长子继承制为基础的农民社会中，男性如何从社会经济地位中习得一种身体化的意识，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以之为中介而导致了单身率的上升。在处于边缘的周六舞会上，当地的单身汉聚集在一起，却没有跳舞，这一场景展现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文化碰撞，以及随着城市的评判范畴渗透到农村世界，来自小乡村的男性所遭遇的贬值：

这个小小的乡村舞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冲突现场。通过舞会，整个城市世界，连同城市的文化模式、音乐、舞蹈、身体技巧，都闯入了农民的生活。传统的欢庆行为模式已经消失，或者被城市模式取代了。和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中，领导权属于城镇（bourg）的人民。［Bourdieu, （1962）2002: 113］

与男性相比，年轻女性的成长经历及其在性别分工中的位置使她们对“仪态”（tenue）（穿着、姿态、举止）很敏感，也使她们对象征着解放的城镇理念持开放态度，因此年轻女性能更快地吸收来自城市的文化模式。 这就注定了用于衡量男性的标准本身就使这些男性在潜在的婚姻伴侣眼中显得毫无价值。当男性农民内化了别人通过城市范畴的透镜而对其形成的贬抑形象时，他便开始将自己的身体视为“农民化的”（em-peasanted），背负了与农业生活相关的活动和态度印痕。男性农民对自己身体的悲观意识使其采取了一种内向的态度，这放大了社会关系所生产的羞怯和笨拙，其特征是两性之间的极度隔离和对情感分享的压抑。随之而来的成婚率下降则使社会再生产策略体系脱离正轨，并使农民社会陷入“致命的危机”［Bourdieu,（1962）2002: 126］。

在这项研究中，城市作为学校、大众传媒和商业职业的无形场地而出现，亦即作为各种制度而出现，其磁铁般的吸引力和来自远方的刺激促进了当地社会空间和符号空间的“开放”。因此，“城镇里的城市人（urbanite）与小乡村的农民（peasant）之间的对立”取代了长子与次子之间的对立、劳动者与仆人之间的对立，以及大地主家庭与小地主家庭之间的对立［Bourdieu,（1962）2002: 67, 75］，并逐渐印刻下所有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等级。

布迪厄勾勒了人口、职业和活动的地理分布在半个世纪中的变迁，以及家庭的空间组织，以揭示“农民和城市人之间的对立是如何在村庄共同体的中心产生的”［Bourdieu,（1962）2002: 97］，以及其如何从内部摧毁了村庄共同体。他借助伴侣之间的地理距离来追踪小乡村和城镇之间婚姻流动的强度和方向性，发现“外部婚姻”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增加，因为城镇居民不再从小乡村中寻找伴侣，而是到其他城镇或城市寻找伴侣。由此可见，“社会距离比空间距离施加了更严格的限制。婚姻的交流圈脱离了其自身的地理基础，并围绕着新的社会单位得以组织，而这些社会单位是通过共享某种明确的生存条件和明确的生活方式而界定的”［Bourdieu,（1962）2002: 85］。换句话说，城市力量通过传播城市所孕育的精神构念——通过布迪厄（Bourdieu, 2002: 119）在晚年所说的“符号商品市场的统一化”，使社会空间从物理空间中独立出来。更重要的是，城市力量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城市的界限，而许多城市社会学研究都天真地将这一界限作为经验领域的边界。

在地中海对岸，我们看到青年布迪厄在探究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两方面的灾难性改造。此时，阿尔及利亚正陷于独立战争（1954年至1962年）的残酷挣扎中，这场战争的焦点是对农村及城市空间的暴力控制。在其著作《连根拔起》（Bourdieu and Sayad, 1964；另见Bourdieu, 1958: ch. 6）中，这位哲学出身的法国社会学家将问卷调查和民族志结合起来，描绘了当地农民及以亲属关系和名誉为基础的家庭生产方式所遭遇的破坏。这种破坏既来自土地掠夺，即因城市市场的发展而促成的农作物商品化，也来自对数百万农民（fellahin） ^{［“fellahin”一词来自阿拉伯语，意思是“农民、农夫”。——译者注］} 的强制搬迁与再安置。 法国军队为了根除民族主义暴动的支持力量，不顾一切地强行实施了大规模的人口转移，这催生了两个独特的（初始）城市集群：军队控制的营地（camps），以及在殖民地主要城市内部和周边迅速成长起来的棚户区（shanty-towns）。《阿尔及利亚的工作和工人》（Travail et travailleurs en Algérie, Bourdieu et al., 1963）从城市方面着手，记录了在阿尔及尔无序蔓延的平民区和住宅区中，工人阶级的聚集与发育是如何被抑制的。该著作深入探究了“经济结构和时间结构”的辩证法，以追踪曾经的农民如何获得（或未获得）参与资本主义经济和在熙攘混乱的城市社会场景中穿行所需的精神图式，包括催生了现代城市性中“行为理性化”特征的“计算精神”。

从这两项研究中，我们看到，对空间和聚落的控制与标示是殖民权力施行和本土抵抗（既包括柏柏尔人对阿拉伯人的抵抗，也包括阿尔及利亚人对法国人的抵抗）的核心，并且占有城市住房对家庭的物质经济和道德经济的重组至关重要。事实上，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连同住房的差异化获得方式一起，催生了支持民族主义革命的稳定工人阶级和被千禧年主义 吸引的高流动性亚无产阶级（subproletariat）之间的分化（Bourdieu, 1977a）。但令人惊讶的是，正是对被迁移农民营地的建造、结构和运作的细致社会学研究，为布迪厄的城市社会学提供了最清晰的蓝图。营地既是一种初始城市形态（proto-urban form），又是一种反城市形态（anti-urban form）：一方面，它贬低了被迁移农民所习惯的存在方式、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的价值，并成为城市文化模式与社会关系（以匿名性、个体主义和工具主义为特征）的适应空间；另一方面，它阻碍了城市化，因为它剥夺了其中居住者适应悬浮状态所需的时间与空间资源，并打乱了社会构想与区分的原则。作为一种人造的社会空间形态，营地诞生于赤裸裸的强制，并提供了一种加速化和极端化的社会实验，即布迪厄所称的“真实与虚构的城市化”。

在《连根拔起》一书中，《无城镇的城镇居民》（Town-Dwellers without a Town）一章值得在此回顾，因为这一章揭示了“将空间组织结构、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交往类型结合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Bourdieu and Sayad, 1964: 118）。因强制搬迁形成的骤然集聚引发了“社会现实各个层面”的“残酷而全面的转变”。作为涂尔干［Durkheim,（1893）2007］的社会形态参数和路易·沃思（Louis Wirth, 1938）“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的经典定义要素，聚落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的增加，决定了既有群体（部落和家世）之间社会距离的缩短，以及社会组织从氏族到核心家庭的迅速转变。为单个家庭提供的新式独立住房单元“突出并加速了亲属关系的弱化”，并促进了“基于邻近，尤其是基于生存条件相似性的团结的出现”（Bourdieu and Sayad, 1964: 119、121）。在紧凑建筑群中的居住形式通过分散群体成员而有效地“打破了群体”，并通过助长“差异性之间的对抗”和“扩展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而增强了“文化传染”（同上：123）。通过创造出一种用匿名性取代相互熟悉的“城市类型社会场域”（同上：132），营地促进了一种新型社交的出现，其象征是咖啡厅以及面纱在女性中的传播，以回应男性空间和女性空间的破坏性重叠。“由习俗要求”和“兄弟情谊所激发的”团结被“以混乱所强加的痛苦为基础的团结”所取代（同上：136-137）。

在营地的“准城市情境”（quasi-urban situation）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为模式与消费模式是城市的模式——营地被称为“blad”，即柏柏尔语中的“城市”一词。城市的模式“贬抑了农民的美德，使之从此变得无用和错位”，并削弱了年龄的权威基础地位，还“实现了传统等级制度的颠覆”（同上：141），使之有益于那些最熟悉城市活动、城市职业和城市规范的家世。除此之外，

跟旧环境及相关常规的决裂、社会关系领域的扩大、居住空间（无论是聚落还是家庭）的特定结构，都激发了城市行为，引发了作为城市人而拥有的关切、兴趣和抱负。（同上：142）

例如，消费形态的迅速变迁（咖啡厅消费、医疗开支和吸烟行为都有显著增加）、衣着的迅速变化（传统发型被抛弃，领带得到使用，面纱也出现了），以及大量新式家用物品的购置（金属床、橱柜、易拉罐和锡盘等），都证明了引文所述内容。 在营地里，收入和财富不再用于维护亲属关系和农民的集体价值观。相反，“如今新富的财富很少来自土地。他们努力模仿城市居民，并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标示自己与农民的距离”（同上：143）。策略性的个体主义和文化失范是同步发展的：

由于社会单位的分散、传统社会关系的淡漠、舆论控制的弱化，对规则的违背趋于成为规则本身：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现代经济所带来的个体主义。聚落成为孤立的个体所组成的庞大而异质的集合体，在其中，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受到匿名性的保护，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的责任，但只有自己可负责，且只对自己负责。（同上：149-150）

强制进行的初始城市化也引发了日常生活中情感状况的转型：“集体忧郁症”开始出现，“流露出绝望和焦虑”。令人深思的是，克尔克拉（Kerkera）营地里的居民使用了三个习语来表达他们被困在一个可恶空间里的感觉：监狱、赤裸和夜晚的晦暗（这让人想起纳粹集中营中被关押者的用语）。 他们所处建成环境的一切组织形式，从“标准化住房单元的功能统一性”，到房屋的内部布局（无庭院、围栏和开口），从商店和喷泉的规整位置，到街道的宽度和方向，都使从乡村带来的期待遭遇“失望和驳斥”（同上：152）。这在营地居民的“肢体语言”和通行模式中最易察觉：男人不走两点之间最快的路线，而是绕着弯路，偷偷地沿着墙壁行走；而女人则被锁在里面，因为她们不再享有女性专属空间的保护。

最后，“再安置通过推翻生活空间的组织、技术与仪式行动的场所，改变了与之相关的时间节奏”，并且真正“影响了时间性的整体体验”（同上：156）。在营地里，农民及其亲属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作为一种可以节约、花费或浪费的稀缺商品”的观念。 他们服从于新的节奏，这些新节奏是通过宵禁以及学校、官僚机构、诊所和喷泉的开闭时间而设定的，也通过加长了的位移时程而设定。如此一来，时间不是由传统的活动，如一天中的五次祈祷来印刻的，而是由控制塔台的周期性钟声和定期电话铃声而印刻的。可见，就所有方面而言，布迪厄于贝阿恩发现的农民和城市人之间在社会层面和符号层面上的对立，在营地里也得到明确呈现，并加速了卡比尔村庄社会的解体。

以上对青年布迪厄关于贝阿恩省和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社会中矛盾与变迁的跨地中海调查所做的简要再阐释，彰显了他的研究与城市社会学核心内容的直接关联。从乡村的角度来说，上述作品探讨了两种社会中权力、空间和城市化的联结。不仅如此，这些作品还证明：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与空间划分密切相关；权力关系通过操纵空间距离（保持距离或拉近距离）和地形（营地的位置与布局）而得以表达和巩固；以及，越是接近资本积累（军事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中心，社会变迁的速度和广度就会越大。事实上，这些早期研究表明，国家权力（在阿尔及利亚是殖民政府权力，在法国则是中央权力）的行使，是通过对空间的控制与渗透、对聚落的组织（借助互为补充的集中与分散过程）、符号权威的地理分布、对物理移动的调节而实现的，其遵循如下的基本公式（最后再加上自我的构成方式、抱负、情感和时间感） ：

权力→物理空间→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实践与主体性

此外，这些作品还将城市描绘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环境，其特点包括加速的社会分化与功能分化、符号象征从孕育文化阐述与创新的日常关系中脱嵌、匿名性和个体主义的传播、内部异质性的增加和惯习的弥散，以及所处位置和性情倾向的日常脱钩。总之，布迪厄年轻时在贝阿恩和阿尔及利亚的研究构成了他“被遗失的城市社会学”的真正内容，也是他为研究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体验的学者所提供的最丰富的观察与假设宝库。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学术成熟期的布迪厄是否为我们重新思考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分析资源？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在这位法国社会学家的代表作《区隔》中再次出现了，并构成了经验层面的内在成分，而在理论层面则只是略微触及。首先，作为该书基础的文化消费调查反映了巴黎和外省之间的对立，体现出国家社会空间中潜在的重要空间二元性：受访者总体包括巴黎人、巴黎周边地区的居民、北部地区（Nord region）的居民［当时是分布于里尔（Lille）周围和比利时边境的工业要地］，以及依城市规模差异而同样呈现出不同社会与文化状况的居民。其次，在社会空间的理论建构中，布迪厄（Bourdieu, 1979: 135-136）也为地理空间留出了余地，具体如下（着重部分系原文作者标明）：

为了更充分地说明［资产阶级的］不同分群（fractions）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我们需要考虑到他们在具有社会等级化意义的地理空间中的分布。事实上，一个群体占有某一类稀缺商品的可能性……一方面取决于该群体的具体占有能力，而这是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所界定的，这些资本可以被群体调用以在物质层面和/或符号层面占有其所考虑的商品；这也意味着取决于该群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该群体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与稀缺商品在地理空间中的分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由距商品或设施的平均距离或移动时间来衡量）。

布迪厄（Bourdieu, 1979: 136）在一个脚注中对上述论点作了补充，与我们的关注点直接相关：“我们需要计算所有的文化资产，包括个体因其所处地理空间中的位置而获得的，还有特别是通过空间邻近性所促成的社会联系的性质而获得的。”在下一个脚注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断言，“阶级或阶级分群（class fraction）在具有社会等级化意义的地理空间中的分布”是“其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一种表现”。然而，在该理论模型中表现明显的地理学变量在分析中则被淹没了。分析侧重于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差异，尤其关注这些差异的几何分布，例如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资产阶级两个分群之间分配的“交叉结构”。总之，布迪厄学术成熟期的这一著作将城市变量埋于背景之中了。

所以，这些被忽略的20世纪60年代早期出版物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们揭示了一个被遗忘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是我提出的那个一般性问题，即围绕建成环境的占有与标示来展开斗争以实现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相互投射—转换（projection-conversion）；这也是三十年后的布迪厄在关于大都市社会苦难的作品中要阐明的内容。1990年，布迪厄从法国储蓄与信托管理局（Caisse des dép.ts et consignations,负责促进经济发展和低收入住房建设的国家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对法国的城市边缘地区中日益恶化的弊病进行社会学诊断——随着反警察暴乱的反复发生，这些弊病已经上升至最重要的国家问题之列（Jazouli, 1992）。

为了阐明团队实地研究的内容范围——这些研究最终发展为集体著作《世界的苦难》（Bourdieu et al., 1993），布迪厄商定与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共同主持1991年5月在巴黎苏格大厦（Maison Suger）举行的“发达社会中的贫困、移民和城市边缘性”（“Poverty, Immigration and Urban Marginality in Advanced Societies”）国际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布迪厄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空间和被占有物理空间的起源》［“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Appropriated Physical Space”，（1991）2018］的工作论文，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演变为《世界的苦难》中专门讨论“场所效应”（Site Effects）的篇章内容（Bourdieu, 1993a）。在这篇理论文章中，这位法国社会学家警告人们要拒绝空间拜物教，并在抽象层次上重新阐述了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贝阿恩和阿尔及利亚的研究中曾有具体体现：

物理上实在化的（或者说客体化的）社会空间表现为各种商品和服务在物理空间中的分布，但也表现为个体能动者和群体的物理空间分布——他们（作为与一定程度上永存的地点相联系的身体）具有物理位置，并被赋予了占有这些商品和服务的或高或低的可能性（取决于他们的资本，以及他们与这些商品的物理距离，而后者本身也取决于他们的资本）。正是作为生物个体的能动者和商品的这种双重空间分布，决定了实在化社会空间中不同区域的差异化价值。［Bourdieu,（1991）2018: 109］

可以被称为一种地理学谬误（geographic fallacy）的是，将人群和公共物品或私有商品实际上在具体空间中的分布效应归咎于抽象空间，“这本身只不过是在给定的时刻下，将被考察的地方单位的整个历史及其在国家空间与国际空间中位置的具体化呈现”［Bourdieu,（1991）2018: 113］。但如何实施这一分析议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诉诸布迪厄邀请城市学者去采用的研究实践原则。 6YrGzE7JauMfjk1FpU+FnnE1GbxIJ2W96T073lxcLE9kiYZG7JkliOWK7YlRnt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