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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在迈克·萨维奇（Mike Savage）和我的邀请下，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城市设计领域的研究人员齐聚于约克大学，参加由《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共同主办的学术工作坊。工作坊为期两天，旨在评估“将布迪厄带入城市”（Taking Bourdieu to Town），亦即将布迪厄《区隔》一书中的独特概念、方法和观点恰当用于城市研究的前景、益处和困难。这次会议的主旨如下：
在21世纪初，城市再次成为技术经济快速创新、社会不平等重新浮现、边缘性被固化、文化分歧恶化的独特场所。这些现象都呈现出新的严峻形态，并催生了新的反抗形式，需要新的分析方法来考察。皮埃尔·布迪厄的研究工作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重要理论资源和经验资源，可用于探索这些议题，并在此过程中丰富城市社会学。本工作坊将汇集那些运用布迪厄的标志性概念（惯习、资本、场域、符号权力、信念）的学者，来剖析实践、结构和政治在城市中的交织。这些学者将评估自己的研究发现，阐明研究的意涵，并指出将布迪厄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城市分析的优势和局限。
召开这次会议的想法是我在2011年秋季阅读了迈克·萨维奇颇具启发的文章《皮埃尔·布迪厄被遗失的城市社会学》（“The Lost Urban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2011）之后产生的，当时我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课程“解绑大都市：城市社会学何去何从？”（Metropolis Unbound: Whither Urban Sociology？）。由于布迪厄同关于城市的研究及城市中的研究最为相关的内容一直难以确定，并且其理论构念的起源和目标又长期引起困惑，再加上逐渐上涨的出版物浪潮（现在已经变成了海啸）经常在修辞的意义上引用他的概念却没有真正地运用之，这些使我确信，将布迪厄明确引入城市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需要三个互为补充的步骤。第一，找回布迪厄早期和晚期对城市化以及支配的空间维度的经验关怀，这与布迪厄“最小化乃至无视了”这些内容的传统论调（Ripoll, 2010: 365）是相反的；第二，阐明拓扑学论证模式，以及符号空间、社会空间与物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并将它们置于布迪厄关于社会与历史的冲突主义观点的核心位置（Wacquant, 2013）；第三，最重要的是，征集并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新一代学者通过卓有成效地运用布迪厄的原则和主张而已经产出的城市研究和理论化作品。
这很快就激发了召开一场工作会议来为这项事业创造动力的想法，也就是迈克·萨维奇于次年春天在约克大学组织的会议。
约克会议十年之后，大都市研究者仍然迫切地需要克服对布迪厄理论的碎片化、片面化，并且通常是极其混乱的采纳，以及杂乱无章的运用。这位法国社会学家尤其可以帮助我们的，是在星球城市主义（planetary urbanism）支持者的划时代宣言和实地研究者对城市生活所作的零散描述之间建立一条中庸之道——前者容易陷入理论预言，而后者则容易陷入经验主义特殊论。
事实上，布迪厄理论框架的主要优点之一，是它能够在抽象层次上游移，并能够顺利地跨越多种经验尺度，将宏观的权力结构（国家、政府或大都市）与中观层面的制度（如文化生产、科学、新闻报道、政策和政治等场域）联系起来，并与日常社会互动的微观细节联系起来，与“实践”一词所涵盖的主体性的相关现象学文本联系起来。
布迪厄社会学的第二个诱人特点，在于它不将物质层面和符号层面的决定性因素视为最终原因，而是始终致力于将二者视为分析中的耦合瞬间，而这种分析则不断交织于社会生活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中；他也致力于将二者视为社会行动策略中可以动员和转化的资源。
其第三个吸引人的地方则是方法论上的多神论，这一迷人的做法从正面挑战了现有研究技术中长期以来的对立，例如目前在越来越大的尺度上对城市模型的统计研究与扎根基层围绕城市社会交往和城市文化的定性调研之间的巨大鸿沟和互相无视。
约克会议产生的论文后来发表在了2018年和2021年的《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上，这些文章共同彰显了上述特质。第一组的四篇论文采取自上而下的宏观视角，运用了定量分析［包括问卷调查和多重对应分析（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MCA），后者是布迪厄喜爱并推崇的统计技术，参见Lebaron and Le Roux, 2013］，并通过追踪权力场域中主要人物的行动策略，来阐明城市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结构层面的变化，包括空间认知范畴的塑造、文化资本在城市中的特有形式，以及控制地点和家庭的阶级策略。第二组的四篇文章向下移至阶级和城市结构层面，自下而上地提供了一个与上述互补的微观视角，依靠民族志观察、深度访谈和城市景观分析，带领读者深入伊斯坦布尔、拉巴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丹麦小镇，来了解其中平凡生活的认知、情感、美学、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