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

这本《城市中的布迪厄》并不是要把结构主义和现象学对城市的看法作折中式的结合，以重演布迪厄（Bourdieu, 1980a）对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之间致命对立的重要批评；它的目的也不仅仅是要在城市研究者为之屈膝的理论家万神殿中为这位写就了《区隔》（Distinction）（Bourdieu, 1979）一书的学者腾出位置。我将这本书视为对城市研究经典的挑战，而不是对它的补充；我也将之视为一个跳板，来对城市理论和城市调查进行可能的重构，并探索我所命名的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布迪厄主义三元辩证法。

关于符号空间，布迪厄在《语言与符号权力》［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1982）1991］中指出，它是关于认知范畴的地形学（topography），人们借助它来切割繁复多样的经验材料，并对人物、地点、物体和活动进行分类。这些精神网格（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常为相互依存的二元性概念所刻画，例如男性/女性、高/低、左/右、主动/被动、公/私等）塑造了我们思考、感受与行动的方式：通过在身体内部的积淀，它们构成了惯习，因而承载着我们的历史，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历史。它们被赋予了权威和支配力，因而受到国家、宗教、科学、政治和法律等最高符号机构的支持，并且/或者受到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所珍视的日常生活“自然态度”（natural attitude）的支持，而这种“自然态度”则是共同社会化、社会典礼和制度仪式（rites of institution） 的结果。 要点在于，用来映现世界的这些认知范畴不是先验的共相——就像伊曼努尔·康德和经典新康德主义者认为的那样——而是从铭刻于身体和制度的分类斗争中产生的历史化形式（Bourdieu, 1979: 543-585, 1980b, 1997: Ch. 4）。

关于社会空间，布迪厄在《区隔》（1979）一书中指出，其是指行动者在客观位置上的多维分布，这些位置由对一般化种类的有效资源或资本（capital）（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的分配所定义的（此处的一般化种类还可以根据不同场域或子场域作进一步的具体化，例如学术场域中的官僚资本与智识资本）。为了理论分析的简明化，这些多维度可以被分解成资本总量（包括其不同的形式）和资本构成（特别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相对权重）这两个轴，外加用以刻画资本总量和资本构成随时间变化的第三个轴。在我的理解中，社会空间是一种一般化的“母范畴”（mother category），从中产生了更为具体的场域（.eld）概念；后者作为一个专门的社会空间，其特征是分化与自治，是一种双极组织（bipolar organization），也是对特定权威的垄断（Wacquant and Ak.ao.lu, 2017: 62-64; Wacquant, 2019）。社会空间的划分使那些围绕社会“构想与区分的原则”（principles of vision and division） 而展开竞争的等级制和力量实体化了。这些原则例如阶级、族群、性别、国籍、公民权等，是群体塑造和提出主张的策略基础。

至于物理空间，布迪厄在早年的著作《单身者舞会》［The Bachelors’Ball,（1962）2002］和《连根拔起》（Uprooting, with Sayad, 1964），以及后期的《世界的苦难》（The Weight of the World, 1993）和《经济的社会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the Economy, 2000）等书中都有涉及，指的是有界的、三维的物质广延，行动者和制度在地理意义上处于其中，并且他们的行动“发生”（take place）于其中，即字面意义上的发生（happen）并占据某个场地和一定的体积。物理空间在经验层面的一种具体化呈现是城市的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包括基础设施、建筑、通道、公共空间等。建成环境扮演着不同资本种类的硬质容器和支点，而这些资本不平等地分布（社会空间）在人们的各种关键社会范畴中（符号空间）。因此，物理空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行动公式中，不仅在施加物质限制和提供便利，而且会成为精神范畴的具体化空间（如当支配者头脑中的城市意象成为现实地貌和建筑实体时），以及社会分化的具体化空间（如当社会空间的分隔成为各自独立的街区时）。

上述每一种空间都“充满着”其特定的历史，这些历史通过认知图式的安排、资本的分布、不断演变的城市景观而被具体化；每种空间也充满了自身与其他两种空间之关系的历史。在为了占有物质商品和符号性商品而进行的斗争中，每一个空间都同时是这些历史斗争中的一种产物、一种筹码、一种武器。作为产物（product）：以分类系统为例，如美国政府使用的族群分类学，其源于为了承认某些类别并使之制度化、同时抹除其他类别而所作的斗争。这在克里斯蒂娜·莫拉（Cristina Mora, 2014）关于20世纪70年代及之后西班牙裔美国人之发明的精湛研究中已得到证明。作为筹码（stake）：这些分类学也是一种保护或颠覆策略的目标，例如人群中的特定成员（混血美国人或非洲裔法国人）在为得到政府的承认及其在民族文化中的可见性而斗争时发生的情况（DaCosta, 2007; Ndiaye, 2008）。作为武器（weapon）：基于政治场域中既有族群分类法的动员使不同群体能够对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提出要求，例如在教育、就业和选举中的保护性、优抚性或补偿性权利或机会，又如苏联、印度和美国的平权法案计划（Martin, 2001; Weisskopf, 2004）。

与之相似，城市的物理结构是围绕地点开展的历史斗争的分层化产物，其中包括市场价值的支持者与使用价值的支持者之间的斗争［Logan and Molotch,（1987）2007］。这些斗争在社会空间中进行：如果我们将被隔离街区视为住房歧视的历史沉淀物，视为过去的阶级斗争在住房地形学上的投射来思考，就能理解这一点。城市的物理结构也作为筹码，卷入有关人群和商品在各区域分布的持续斗争中，正如围绕士绅化、土地使用或基础设施项目的争斗所表明的那样。此外，地理布局还是一种武器，可以用来催生或阻碍封闭策略（strategies of closure）。例如，在消极层面，人们可以运用自然和人为的障碍来围堵不受欢迎的人群和活动；在积极层面，物理上的邻近性和具有地理密集性的制度网络会促成社会空间中的集体动员和群体塑造。

由此，根据布迪厄所述，社会生活在拓扑学层面上可以通过追踪三种空间之间的相互投射和动态转置来进行剖析：

所以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社会空间的结构呈现为空间对立的形式，居住空间（或被占有空间）成为社会空间的一种自发符号化形式。在等级化的社会中，没有空间不是等级化的，没有空间不在表现着社会等级和距离。其表现形式或多或少是扭曲的，或委婉的，而且尤其会借助自然化效应（effect of naturalization）来实现。这种效应来自社会现实在物质世界中的持久铭刻。如此一来，由不同社会逻辑产生的差异便可以被视为源于事物的本质（想想早期芝加哥学派所推崇的“自然边界”或“自然区域”概念）。（Bourdieu, 1993a: 159）

在任何时候，资本的空间分布结构都记录了围绕布迪厄（Bourdieu, 1993a: 164）所称“空间利润”（pro.ts of space）而展开的社会斗争之间的平衡，这些空间利润包括借助定位、地点等级结构中的排序、空间占据而获得的利益。这些在空间内的和针对空间的地理斗争或是以个体形式进行（如迁居流动），或是以集体形式进行（如关于住房、市政服务或环境政策的政治竞争）。

所有这三种空间都必然牵涉社会行动，而且它们会像地壳板块一样不断地相互摩擦。从多重空间的角度来思考，使我们能够关系性地思考（think relationally），或者说是拓扑性地思考（think topologically） ，而这是通过追踪精神结构、社会结构和地理结构的不同构成要素之间的层次化关联来实现的。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在他们的经典文献《原始分类》［“Primitive Forms of Classi.cation”,（1903）2017］中，假定这三种结构之间存在完美同构；但布迪厄不是这样做的，而是邀请我们去探究三者之间出现的各种重复、扭曲、隔阂、脱节，这些内容源自上述三种空间内部及相互之间的斗争，旨在保持或改变三者之间对应性的历史状态——包括从完美同构到完全脱节的整个范围。

因此，布迪厄（Bourdieu, 1993a: 160）指出：“社会空间会将自身重新转译为物理空间，但总是以一种或多或少被打乱（brouillée）的方式进行。”他还坚持认为，由于社会现实的语义弹性（semantic elasticity of social reality） ，将符号空间映现到社会空间以使共享身份成为可能，并激发群体的形成，这从来都不会完美地实现：“社会世界可以根据不同的构想与区分原则——例如经济区分和族群区分，并以不同的方式被表达和建构。”（Bourdieu, 1989b: 19）而且这些原则的相对效力在现实本身中就是岌岌可危的。简而言之，这位法国社会学家邀请我们将行动者的认知范畴、行动者在多维度分层秩序中所占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城市景观中的地点和旅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在推进上述议程方面，这本《城市中的布迪厄》汇集了在英国约克、葡萄牙波尔图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三次会议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并经过全面改写和扩展。这些会议提供了很多机会，以推动皮埃尔·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框架在城市现实中的应用。依序来看，本书各章将挖掘布迪厄拓扑社会学的认识论原则，并将地域污名化（territorial stigmatization）概念作为符号权力在城市中的典型表现来展开阐述，以及回溯我是如何借鉴《区隔》一书作者的学说来探究新自由主义大都市中阶级分裂、族群区分和刑罚化（penalization）之间的三角关系的。因此，这本书希望实现一种彼此间的双向阐明：运用我对城市不平等和边缘性的研究来阐明和拓展布迪厄的理论，并利用布迪厄的理论来说明我的探索并回应对我的批评。根据历史认识论的信条，我在证明布迪厄早期城市理论的价值时，不是将其与既有的相似理论进行比较和对比，也不是去揭示其与纯理论家津津乐道的神圣文献之间的分歧，而是致力于阐明该理论能帮助我们理解哪些新的经验问题域。

最后再做一个理论澄清。符号空间、社会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也许会让读者想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空间的生产》（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1974）中提出的“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空间三要素（triad）。这两组概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布迪厄的三元辩证法建立在三个不同的构念（constructs）之上，捕捉到社会行动的三种模式（或者说是铭刻于身体、制度和物质性中的历史），并构成了权力分化的组成部分（这是通过资本、物质和符号的分布而实现的），但列斐伏尔的三要素理论是指物理空间的三个方面，它们彼此重叠（生活的空间被容纳于感知的空间和构想的空间之中），并且该理论未将支配考虑在内，而且指向的是空间的不同使用者（构想的空间是规划师、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空间，而生活的空间是“居住者”以及艺术家、哲学家的空间），而非社会存在与空间存在的不同模式（不论能动者为何）。此外，对于布迪厄而言，在社会行动的三种模式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和结构上的对应性（或同构性），而列斐伏尔在他提出的三要素之间具体关系方面则几乎没有给予我们什么指导。 pWwAQaWpKrqYDvToLMv8ld7T+Wik6ZSkYR32LV4STHRptgal3WqW1m2OnvtbpV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