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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广义上的当代城市研究已经变得分散多元，甚至分化为相互之间很少对话的大致六个主要研究集群。
每个集群都没有特定的中心，对这些研究集群做一个粗略勾勒将有助于定位本书的目标和内容。第一个集群是一些抽象推论取向的理论家。他们借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等（通常是法国的）哲学家的思想，在更大的尺度上研究“城市”。该集群以研究全球城市（global city）和星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的学者为代表。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的著作是这一研究取向的典型，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则是两位同样勇敢地从城市跳跃到整个时代的理论家，就像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他们之前所做的那样。同样站在这一旗帜之下的还有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和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者，只不过他们采取一种更加经验性的研究方式。
该集群中的学者大多是地理学家，擅长理论抽象，弱于历史研究，论文多发表在期刊《对跖点》（Antipode）上。
第二个集群在研究主题、方法和尺度方面都兼容并蓄且涵盖广泛。其中包括研究大规模城市集聚的宏观社会学家，他们偏重于对街区层面的过程进行统计研究［例如帕特里克·夏基（Patrick Sharkey）的《困在原地》（Stuck in Place, 2013）］；还包括更贴近实地的学者，他们运用微观社会学、组织研究和现象学理论进行研究，并且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他们探究的不是结构，而是被视为不平等、文化和行动发生场所的大都市中的社会生活肌理［例如福里斯特·斯图尔特（Forrest Stuart）的《子弹民谣》（Ballad of the Bullet, 2020）］。这些学者在处理空间生产的议题时，不是为了讨论尺度问题，而是要去追踪城市性的制度生产及其不满［例如安妮·兰伯特（Anne Lambert）的《“所有业主！”——楼阁的幕后实情》（“Tous propriétaires!”L’envers du décor pavillonnaire, 2015）］。这一流派的城市研究经常获得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城市与社区分会的罗伯特·E.帕克奖（Robert E. Park Award）。这些研究追踪城市中阶级、族群、性别与性、政治等方面的分化
，偏好于中层理论，并使用轻快友好的笔触来组织数据和阐释由直接观察得来的当地发现。美国的“城市民族志”（urban ethnography）传统即属于这一范畴，尽管其中很多是轻松愉快并且非理论的。这些学者大多是社会学家，弱于抽象性，擅长制度分析，论文多发表于《城市与社区》（City and Community）期刊上。
当代城市研究的第三个集群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聚焦于城市政治、经济、政策以及由城市精英和政府官员所定义的社会问题。相关研究通常是反理论的（anti-theoretical），因而轻松舒适。这类研究将大都市的社会秩序和空间秩序视作一个既定事实，围绕狭义界定的主题发表了大量在技术上无懈可击的文章，正如主流期刊上的大量关于隔离、移民、住房、犯罪、街区、城市政治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该研究集群由城市经济学和城市规划主导，并且时不时会在商业书籍中形成大众喜爱的表达内容，而这些书籍主要针对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提供浅显的经验概括和预测。该集群中的代表是（中）偏左派的明星城市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和（极）右派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的大作。
身处其中的研究者大多是经济学家，擅长方法论，弱于概念化，论文多发表在期刊《城市事务》（Urban Affairs）与《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上（尽管该期刊非常不拘一格，这令人称赞）。
城市研究的第四个集群最近正在汇聚，探究数字技术和生态恶化的影响，主题包括“智慧城市”“网络化城市”“可持续城市”“韧性城市”“公平城市”等。
他们在学术、技术和政策的交汇处发力，以解决大都市扩张、城市工程、市政管理等方面的紧迫问题。最近，“城市科学”方面的引领人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在城市新发布的大数据海洋中畅游，旨在将这些数据作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Bettencourt, 2021）来加以把握——这实际上是以一种庆贺的口吻重提20世纪60年代关于反城市的陈词滥调，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 1969）先前用同样的系统方法证明城市注定要灭绝一样。这些学者吸引到的资源和关注度与他们的学术贡献并不相称，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大多以城市规划、数据科学和环境设计与工程为大本营，实践性强，学术自主性弱，研究多发表在《环境与规划B:城市分析与城市科学》（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Urban Analytics and City Science）和《可持续城市与社会》（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等新期刊上。
第五组集群，不同于上述包括星球城市化研究在内的其他四个集群，甚至与其相反，主要是关于全球南方的城市性和城市化的研究，旨在补充、挑战北大西洋国家的城市研究，或使之本土化（provincialize）。这一集群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是宏观层面的聚落、规划、环境、政治等内容，以及微观层面的非正规性、公民权、文化创新、暴力、政治机构等，并且对“贫民窟”也有执著的关注。
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包括政治学；他们擅长理论和比较，但规范性较弱。该研究集群还没有形成自己主场的出版物，但是，他们在《国际城市与区域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上找到了施展出路。
最后，新一代历史学家也对当代城市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已经开始将视野扩展到新的研究对象和国家，采取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视角，并吸收了定量方法来进行研究。尤恩（Ewen, 2016）在对该领域进行评议时，指出了其中对空间与认同、权力和城市治理、城市文化和建成环境、大都市中心之间跨国网络的增长和传播等方面的新颖探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存在着较高的学科壁垒，再加上英语世界中进行的城市研究存在深刻的现世主义，所以历史研究通常被其他城市学者所忽视。正如我们可预想的那样，城市历史学家擅长叙事而弱于理论，论文多发表在《城市历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上。
本书定位在前两个研究集群的交点上，即处于高度理论化和制度主义分析之间，并在最后一个集群的启发下，将假借大西洋两岸过去两个世纪的城市边缘性历史（Wacquant, 2022a: 10-12、15-27、125-127）来呈现。与第一组研究集群相似，本书内容较为形式化和抽象化，因为其旨在阐述皮埃尔·布迪厄的认识论立场（请注意，他作为法国社会学家，最初曾接受哲学训练），并将他的社会理论拓展到关于大都市的结构性研究，将之视为多种空间与资本的动态联结。与第二组集群的相似之处在于，本书阐述了可在多重尺度上（包括实地研究层面）用于把握城市实践、城市体验和城市制度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由有血有肉的、娴熟的行动者建构的。除此之外，本书间接地批评了第三个研究集群，即关于城市社会问题的实证主义科学，并打算勾勒出一种分析思路以在各大洲之间架起桥梁，来为第四组研究集群，即为全球南方城市研究提供概念支撑。
此外，我提出将布迪厄作为城市理论家的这一全新解读，也运用了实用主义的理论构想，其基础是加斯东·巴什拉（Bachelard, 1938）、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 1952）和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 1957）的历史认识论，并由布迪厄等人（Bourdieu et al., 1968）引入社会科学中。这一理论构想将认识论与常识（包括日常性的和学术性的）之间的断裂放在首位，要求在概念上保持警惕，并强调科学演化中的非连续性。
在这种科学哲学思想看来，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产生新的、明确的经验对象，而不是用来与其他理论进行学术之争。